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出版界同仁：

　　很高兴参加出版管理司召开的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谈谈我对加强出版规范的粗浅认识，借此机会向各位同仁请教、学习。

　　关于出版物的编辑出版，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然而，由于出版行业没有将其具体化，因此出版物编辑出版的规范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不用说像美国的《芝加哥手册》那样具体细致的规定，甚至在一些根本的、大的方面，中文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的一大遗憾了。更有甚者，有的人还否认编辑出版需要基本规范。他们认为编辑出版的灵活做法更能体现出版物丰富多样的特质。的确，出版物的多样性，要求编辑出版要有灵活的做法，但是灵活性并不能否定原则性。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出版物编辑出版的基本规范体现了出版物之为出版物的本质。比如，任何出版物（这里说的出版物指的是正式出版物）都要标明书名、作者、出版者、出版年代、页码等等，否则就根本说不上是出版物了。相对于一般出版物而言，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尤其需要加以严格规范。其原因在于，学术著作不同于其他著作（比如文艺作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征引性。这种征引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学术著作对他人的征引，另一个方面是学术著作为他人所征引。与之相反，文艺作品很少征引他人作品，即便引用，也很少注明版本、页码的出处。文艺作品的功能是怡情养性，陶冶情操，除非文艺研究者，也很少对它征引。而研究者之所以征引，正是为了写作学术著作。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作品的编辑出版不需要规范，而是说，相对于学术作品而言，其规范性可以弱一点。征引性要求作品本身必须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所谓严肃性，指的是征引者必须正确理解征引材料，适当运用征引材料；所谓严格性，指的是征引者必须注明征引材料的书名（或文章篇名等）、作者、原始出处，包括出版社、版本、页码等基本信息。无论直接征引还是间接征引，都必须遵守这种严肃性和严格性，否则就违反了学术规范。对他人作品征引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反过来要求作品本身必须合乎学术著作的编辑出版规范，编辑出版本身必须具有严肃性和严格性。因此，学术著作编辑出版必须具有更为严格的规范。

　　以索引为例，中文书对索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除了一些老牌的出版社，大多数出版社的索引编辑很不规范，不但中文著作不编辑索引，有的出版社甚至在译作中把原有的很好的索引删除了。这是很不严肃的做法。索引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厘清学术概念、统一学术术语的基本要求。它集中体现了学术作品的严格性和严肃性。

　　比方说翻译作品中人名、术语的统一。在人名方面，目前仍然难以统一，不仅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甚至同一家出版社都不同，这实在是不应该的事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在于，没有相应的学术出版规范。在商务印书馆这种老的出版社中，口口相传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即约定俗成、名从主人。所谓约定俗成，就是尊重已经流行的翻译，而不论这个翻译是否与原文的音接近。如莎士比亚，我们就不能根据英文发音改为舍克斯比尔。所谓名从主人，就是根据这个人的国籍，按照该国的语言发音确定人名。如英语中的迈克尔，在法语中翻译为米歇尔。德语中的巴赫，就不能按照英文发音读作巴赤。有的译者认为，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为在正文中，我们很难确定一个人的国籍，即便能确定，译者所学的语言有限，也很难准确地按照该国语言发音拼写中文。其实这不是大问题。不能根据上下文确定国籍的人名是极为少数的，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社编译的各国人名手册足以解决大多数常见外国人名的翻译。关键是出版社要制定相关的出版规范，译者和编辑要遵守学术编辑出版规范。如果译者和出版社严格遵守学术编辑出版规范，就不会出现将孟子翻译成孟修斯，将蒋介石翻译为常凯申这样的笑话了。 同样，关于学术术语的统一，学术界一直有强烈的呼吁，但是目前的情况仍然不如人意。有人认为学术术语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好做统一，如哲学界，对Being这个词的翻译，就很难统一，有的人翻译为"存在"，有的翻译为"是"，有的翻译为"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然而，恰恰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才需要编辑索引，在一本书中统一。

　　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出版规范的通知》，这个通知非常及时。的确，学术出版规范已经到了非加强不可的程度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老牌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坚决拥护、严格遵守、切实贯彻总署发出的"出版规范通知"，认真总结出版规范的经验，制定出规章制度，将规范工作落到实处，继续贯彻编辑按照学科编审稿件、实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度，确保高水平学术著作的出版。（本文系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陈小文在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座谈会上的讲话）

来源：中国图书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