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创作这篇小说并不是为了表达一个明确的主题。相反，他以描绘生活形态为主，自觉追求作品蕴含的丰富性。这样，我们就只有从主人公小黑孩的形象入手，来理解这篇作品。

　　在塑造小黑孩形象的时候，作家的笔墨集中于两个不和谐的方面：一方面是身世的不幸、命运的悲惨，一方面是儿童的聪慧、机敏以及与其年龄不相称的自尊与要强。小黑孩太可怜了。冰凉的秋天已经到来，大人都披上夹袄了，他浑身上下还只有一条污渍斑斑的大裤衩，而这条裤衩也显然是他下了关东的父亲留下的。那数得出肋巴骨的鸡胸脯，脊背上、腿上闪亮的伤疤，说明他受到后娘怎样残酷的虐待。他过早地背上了生活的重负，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还要承受某些人的羞辱和痛打。他拉着那样大一个风匣，瘦身子吃力地前倾后仰，“左胸脯的肋条缝中，他的心脏像只小耗子一样可怜巴巴地跳动着”——小说用这种惊心魂魄的夸张写出了小黑孩难以承受的生活重负。但就是这个又脏又瘦、在生活的重压下挣扎着的小黑孩，却那样机敏而又充满灵性——作品对此作了富于童话色彩的描写：他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能看到湖面上神奇的气体，能感受到星光的温暖，能像壁虎一样贴着高高的桥墩爬上爬下，能想象出火车站起来跑，能把一只红萝卜看得那样神奇。他又是那样懂事、自尊、善良。他认真地收藏起凝结着菊子姑娘爱心的花手帕；菊子姑娘见他拉大风匣太累，可怜他，想把他带走，他挣扎着非回到风匣前不可；菊子姑娘给他送窝头来，他感动得哭了，但他用手遮住脸，不让人看到他的眼泪；他知道小铁匠的险恶用心，拼命阻止小石匠与小铁匠对打。

　　小说正是通过上述两个不和谐侧面的残酷对比，抒发对小黑孩不幸童年的悲悯。这种悲悯的背后，则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批判。尽管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时代背景，但从人物特定的语言和行动中，读者仍然可以知道故事发生在“文革”中。小黑孩这个聪明、善良、本应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的孩子之所以生活得这样悲惨，显然有家庭、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狠心的后娘使家庭变得冷酷无情，小铁匠体现了人心的险恶，极左路线造成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普遍贫困。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那个晶莹透明、金色的外壳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汁液的红萝卜就有了特殊的意义。红萝卜被描绘得如此神奇，并不仅仅是艺术技巧问题。一方面，它作为小黑孩奇特感觉的创造物，使小黑孩显得更加充满灵性，但更主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意蕴丰富的象征物，体现了小黑孩在不幸的生活中对纯洁、幸福或者另一种世界的憧憬。这憧憬使小黑孩的形象崇高起来。小黑孩的憧憬是执着的。

　　在第一次看到那个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十几天，他还到菜地里去寻找，但他最终没有找到。这种结局暗含的是作家对生活的失望和悲剧性评价。这种失望和悲剧性评价，或者可以看作这篇小说的主题。这一主题还体现在小说中其他人物身上。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是美与善良的化身。他们的形象很美，他们像关心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小黑孩，但最后，菊子姑娘那长着长睫毛的美丽的眼睛却被白石片毁掉了。甚至那个老铁匠，终日吟唱的也是抒发人生艰难的戏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黑孩这个形象本身就是那种艰难的、备受压抑的生活的象征。在整篇小说中，小黑孩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他是那么压抑，受到关怀时忍住不哭，因为寻找透明的红萝卜被队长打时，也只是迷惘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对小黑孩整个生存环境的描写：老队长，刘太阳，砸石子的人们，小石匠与菊子姑娘的相爱，老铁匠和小铁匠的师徒关系，等等。这些构成了特定时期乡村社会的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