骰子里的莫言

    “莫言+诺奖”成了中秋国庆假日以来最为激烈的议题。这议题之热度，一时间与钓鱼岛争端、谢长廷登陆、长假堵车等竞艳。有人甚至将莫言获奖上升到与日本争锋的民族主义高度，因为同样热门的还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但也不乏所谓“理性”质疑的声音。其质疑的理由，一是莫言缺乏独立精神，比如他在比较贝多芬和歌德的时候说过，坚持自我的贝多芬固然可敬，能够向王公脱帽的歌德也可以理解；二是中国文学缺乏自信，由小国瑞典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西方一个小小的奖项，中国人的“诺奖梦”有些可笑；三是莫言获奖并不能拯救中国文学，人们对莫言获奖与否的关注，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文学的轻视。

    热烈争议中爆出的一则消息，则让“莫言获奖”事件突然显出了“荒诞”。莫言和村上春树成为热门的消息，其实是来自欧洲博彩公司的竞猜。早在今年8月份，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欧洲“全球博彩”公司(Unibet)就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的赔率，莫言和村上春树分别以1赔5.5、1赔8的赔率排前两位，随着诺奖公布时间的临近，博彩公司的竞猜被西方媒体转载，两人因此成为热门人选。

    印象中博彩公司的竞猜对象，通常是足球等体育赛事，连明星八卦之类似乎也较少见。毕竟，博彩是掷骰子的游戏，其本质则是赤裸裸的功利。似乎更重要的是，这个地球上号称最严肃、最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博彩公司挂上钩，总让人觉得不伦不类。尤其是对于具有诺贝尔情结的中国人来说，其情形无异于洪水猛兽。马跃然回忆，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关注中国，便是鲁迅，谁料鲁迅干脆拒绝了诺奖提名。鲁迅面对诺奖的姿态，成了百年以来中国文学风骨的象征。在后来的诸多提名或“貌似提名”中，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样的姿态。鲁迅的拒绝，发生在中国文学正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时代，其时的文学用“质胜于文”来评价并不为过。时代变迁，连中学生的白话语言都可那一时代的文学大师们比肩的今天，诺奖的魅力反倒大放异彩。

    无论如何，“莫言获奖”成为骰子游戏的主角，似乎正暗合了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学习性。但骰子上的莫言，如果仅仅成为诺奖事件中的饭后谈资，如果仅仅成为获奖与否之前的“荒诞”预演，则让我们失去大好的机会。

    两个拷问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事实，没人敢信誓旦旦地说：莫言的读者中，西方人会比中国人多，但为何是西方人掏出白花花的银子去押宝竞猜呢？由此似乎可以推定，莫言成为骰子的主角，其要害首先在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莫言本人及其作品不占最重要的分量。那么，“诺奖”何以有如此的魔力，理论上来说拥有13亿人口或读者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能成为“诺奖”候选人的莫言，为何在中国无法卷起如此的热度呢？我们在建立奖项的权威性，推进作家的公众影响力方面，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方式？这是给予我们的第一个拷问。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守护者有18位院士。他们就像基督教历史故事中保护“圣杯”的18位“圣骑士”一样，守护着“诺奖”的秘密。无论是候选人的选择、每一位对作品的评价以及投票等，都要封存50年。“评审内幕保存50年”，仅这条刚性规定，就足够让我们所有的奖项评审者深入反思了。也正是这条戒律，让“诺奖”维护了足够的神秘。至高无上的荣誉，等于至高无上的神秘，这是“诺奖”百年来威仪十足的成功秘诀。至于常说的“公平、公正、公认”等等，在它面前就成了陈词滥调。

    第二个拷问与文学的本质有关。何以由18位“圣骑士”评定的作品，能引起世界范围读者的强烈呼应，能成为人类一代又一代的精神食粮？我们通常的文学解释，总被表述为这些作品写出了“人类的共性”。其实，此种解说与废话何异。印度宝莱坞与美国好莱坞所拍的电影，一方以歌舞见长，一方以动作取胜，本质上都是人的心灵反映。同样，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与小学三年级学生所写的作文，本质上仍然相同，都是对生活和世界的反映，都是内心世界的活动。其差异主要在高下之别。此高下分别，无非在心灵刻写的深度和广度，无非在能否为这些刻写选择最合适、最具美学的形式。技术与内容的圆融程度、价值选择的新尺度、作品感染力所能达到的人群广度，这恐怕才是高下之别的决定性因素。“诺奖”评选出来的作品，看重的恰是这差异性，恰是这个性。试想一下百年来“诺奖”中那些伟大的作品，你看到的最醒目的特征，何尝不是“个性”。

    堙没于时间、消逝于人群的无数背影，共同的特征是他们千篇一律、彼此等同。历经时间淘洗依然为人铭记的，总如白昼中的一块冷铁或暗夜中的一点星火，以个性的方式对你经久提醒。“诺奖”作品能够跨越语言和国界为世人所追捧，何尝不是因为它们给出的这份难得的感动、记忆和提醒？

    三个出发点

    伴随“莫言+诺奖”话题的，是一家新华书店业务员的反映，“莫言的作品又好销了。” 一个“又”字探出了我们对文学尊重的程度；多年前一家出版社的老总曾经说，国内作家中年销量超过5万册的，包括莫言、贾平凹、铁凝等在内总共不超过10位，大行其道或者年销量超过10万甚至100万册的其实是“鬼吹灯”、“二号首长”、“穿越”等作品。今日中国文学在经典性的价值标准和愉悦性的感官需求方面，已经显示出了鸿沟式的分野，而其转化在作品的营销结果，让不少出版人为之唏嘘。其实，唏嘘可以，悲观未必。经典文学的营销有其自身的规律，比如“诺奖”作品，其行销不局限一国一地，而在行销国家的数量和持续行销的时间；套用出版家们的语言来表述，它不短视，反倒实现了出版人最高水准的营销梦想——战略营销。

    但实现这样的梦想也有些前提。还是拿“诺奖”为例。

    “诺奖”评选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律，作家掌握较好的英语水准，或者说有足够的英文译本在西方出版。就外文版本来说，莫言在国内作家中名列前茅。其中，《红高粱家族》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12种语言译本；《丰乳肥臀》有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11种语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也以多种语言翻译到国外。但就作品翻译数量来说，日本人吉田富夫几乎翻译了莫言所有重要的作品。莫言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真正的推动力恐怕来自莫言在国外的名气，出版社在其中作过多大努力让人生疑。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回忆，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思。在谈到《鲁迅选集》《红楼梦》英文版本的翻译时，杨先生谈论最多的是外文局在其中的作用，他老先生不过是个人兴趣加上完成任务而已。今日出版界在推动中国当代作家“走出去”方面，难与其时相比。一方面能以“战略营销”的眼光纵观全局的编辑，即便有，也是有心无力，因为前辈编辑深厚的学养已成绝唱；另一方面更多的编辑早已为码洋收益压得透不过气，如果没有来自政府的资助，本身就缺乏动力。

    第二个前提来自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关系的问题。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忠诚度”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出版实践中愈发淡薄。海外学人谈到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艰难困局时，直言中国出版体制中缺乏“经纪人制度”，因为专业经纪人的缺位，无论是作品与海外出版商沟通中的深度，即便是这种沟通的可能都大有问题。我们的国有出版体制，因为经纪人势必要个人取得佣金这一情况，存在着拒绝个体经纪人的刚性条件；如此一来，只能是出版社这一“单位”去履行经纪人的责任，出版单位责任履行得如何，作家们伤心的事情永远比幸福多。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出版社和作家难以达到默契和宝贵的信任。

    以90年代以来最“火“的余秋雨来说，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之前余秋雨出版的25部作品，变换的出版社有18家之多；即便是出版他作品数量最多的作家出版社，也仅出版了其3部作品，分别是1999年的《霜冷长河》，2000年的《千年一叹》和2004年的《借我一生》。在余秋雨个人的出版史上，似乎没有哪一家出版社能获得余秋雨的专注和钟情。即便是莫言，维基百科所显示他的13部单行本作品，也分布在7家出版社。

    相比之下，国外作家经由经纪人的专业打理，往往与某家出版社建立有持久甚至“终身”的合作关系。在《出版人》一书中，让汤姆·麦奇勒一生骄傲的是，他不仅是马尔克斯、多丽丝·莱辛、聂鲁达等十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英国的出版人，更是冯尼古特、托马斯·品钦、约瑟夫·海勒、萨尔曼·拉什迪等大批英美当代重要作家最信任的出版人。出版人、经纪人身份融为一体，缔造了出版史上作家与出版方之间的忠诚传奇。

    第三个前提，本身也是本文最希望写出的一种梦想和结果。这些天新华书店中莫言作品的销售结果，并没有让人惊喜。相反，“年轻读者对莫言不买账”、“不关心”倒成了新闻的标题。遥远的地方，民众用银子去博彩；莫言的故乡静悄悄。两相反差中，纯粹的道义感喟没有任何意义，出版人应该着力的其实是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推广方式，我们才会尽可能缩短文学精神上的差距？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尽可能为构建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共识”作出贡献？缺乏基本共识的公众，只能是一盘散沙；缺乏共同美感、共同价值的读者，将使我们丧失温暖的精神家园。而其导致的结果，不仅是社会之悲，甚至导致一种最坏的恶果：繁荣的出版背后，是出版的凋零！（李红强）

来源：社科新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