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回顾我国发行业三十年的改革历程，介绍推动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说明改革是我国三十年发行业的主旋律。

关键词: 改革　三十年发行业　主旋律

　　中国书业的改革是从发行环节开始的。

    改革的动力源自两方面。在外，解决供需矛盾，10年“文革”造成了严重的书荒，这种外在的压力以及自身发展的滞后迫使发行业进行内部的微调。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开架售书，开始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新华书店自身发展的滞后，主要表现在领导班子老化、软弱、涣散，贯彻方针政策不够坚决，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吃大锅饭，责任不清，奖惩不明等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2年作出了企业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3年起用3年时间把现有企业整顿好。在全国开展企业整顿的大环境下，一些省级店开始探索体制上的改变，借此达到夯实基础、逐步健全、稳定体制、整顿企业的目的。1982年5月1日，经山西省委批准，全省新华书店人权收归省店管理，实现了全省113家书店“人、财、物、责、权、利”统一的企业化管理。统管后，业务形成了自主进销，省店汇总，重点书统进分销，教科书按计划进销，及时调剂的模式。省店对基层店的管理考核以销售、利润、资金占用、库存指标及各项社会效益指标为主。网点发展和基本建设由省店统一规划、筹措资金、分期解决。这一管理模式自形成后一直沿用至今，应当说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管理办法。

　　1　“一主三多一少”政策出台

    1982年6月12日至18日，文化部出版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首次提出，在全国将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会议确定，今后将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这就是著名的“一主三多一少”。7月10日，经中央宣传部原则同意，文化部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对争议中的“一主三多一少”政策予以肯定。文件指出：“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要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要发展集体的和个体的发行网点，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这是出版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对整个出版战线明确方针、统一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对出版工作做出的重要决定，被认为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发行搞活。政策的出台，既打破了社店上下游的分割，开始鼓励非国有书店的发展，又打破了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权特别是批发权的垄断，出版社开始享有图书的印数权、总发行权。这一政策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是很难被新华书店同仁接受的，甚至在相当正式的会议上，相当权威的领导也认为它是由出版社为主导的领导层决策下制定的，有失公平。但要适应这一变化就需进行自身的改革。

　　2　经营责任制全面推开

    1984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向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提出改革措施，包括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扩大基层店资金使用权，门市推行开架售书。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在1987年全面推进，方法有“基数承包”和以上缴财政收入为标准的“目标承包”两种，“基数承包”还实行了“工效挂钩”，实行内部承包和分解经济指标，采取柜组联销、联利计奖办法，按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核发奖金。1988年，出现了上缴利润基数包干、增长分成，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三种方式，使企业经济效益逐年得到稳定的提高，职工收益有所增长。

    这一阶段，出版社加大加快了自办发行的力度，民营书店大量产生，图书发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店之间的业务关系一下子从征订包销和单一渠道改变为选销和多渠道，难以避免地会有相互责备、埋怨的情况发生。尽管改革的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尚无成功经验，但它仍向着改变自身，适应图书市场需求，调整产销关系，努力扩大市场占有的方向发展着。

    这一阶段，各级书店推进了企业化改革的步伐。上级领导部门和财政部门对书店实行了一系列举措，稳定了书店发展的基础。一是财务集中到省，统一会计制度；二是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在实行利改税以后又连续几个五年计划实行所得税调减和返还的办法；三是对库存图书按照出版年限提取“提成差价”。四是地方政府也对书店的建设给予支持。

    1984年，山西省店实行了党委会集体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1984年7月，进一步深化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层层放权，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按承包合同条款，自主经营。1985年至1993年，经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省店代表全省新华书店先后向省财政厅、省新闻出版局实行每三年为一轮的经营承包，同时地市县店层层向上级店承包。各店实行经理负责制。同时下发《关于对各地市店承包人进行特别奖励和浮动工资的通知》，对在1984年各地市店和省店签订的“销售及利润按比例增长，一定三年不变”的承包合同进行兑现。

　　从企业整顿到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是力求与国家对企业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步，积极改变现状，焕发工作的积极性。

　　3　“三放一联”的改进

    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在完善和发展“一主三多一少”的基础上推行“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这一政策的出台，被视作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开始。

    放权承包后，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权逐级下放，形成了以县级店为经营主体、以承包为主要经营形式的格局。二级批发从图书批发向出版领域渗透，民营发行业开始策划选题、与出版社合作出版图书，或购买书号直接从事图书的编辑、印刷和发行等。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和发展联合经营活动。

     这个时期，有些省把收上来不久的三权下放了。山西因省内各店小而分散，自我发展能力有限，没有下放。而一些放下去的省在后来集团建设过程中，又一次地收编，收编之后发现，人员成倍增加了，业务与下放时相比没有什么增加，固定资产也未因下放地方而获得投资性增加。

    放权承包更导致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放开批发渠道使一些集体书店在拥有批发权后从事买书号出书、盗版出书等非法出版活动等。鉴于此，自1994年起山西省店改经营承包责任制为“双效”目标责任制，干部职工实行聘任制，同时实行岗位技能级别工资制。1996年至2000年先后制定、修订、完善了会计、业务、人事、党务等方面的几十项制度。1997年，重新决定实行党委与企业行政领导班子集体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进一步完善了各级领导的岗位目标责任。

    199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对“三放一联”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搞好治理整顿、促进出版繁荣的精神，表示“如果否定了‘三放一联’，实际上就会导致否定‘一主三多一少’，最终导致否定10年来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成果”。此次会议对“三放一联”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述，要求继续予以贯彻执行。

    1995年1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汇报，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

　　4　体制改革曲折推进

    1996年6月1日，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和完善图书市场网络体系，重视批发市场建设；推行多种购销形式，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切实转换出版社自办发行的观念与机制；建立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加强农村发行，繁荣农村图书市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加快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等八个方面的具体要求。《若干意见》的出台，使“三放一联”政策更为务实，更加具体。

　　自此我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步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配套进行的轨道。

    此时，各省级店开始建立批销中心，组织现货批发。全国省级店以及部分大中城市店先后创办了120余处批销中心，一些大城市也设立了图书批发市场，出版社发行部门和其他图书批发单位集中在市场内开展现货批发。建立批销中心后便开始代理制试点。批销中心过多过滥的原因，在于条块分割、地域分割，而它的纷纷上马，恰在于响应新闻出版署《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1998年，山西省店也制定了《关于对省店总代理品种实行经销包退的方案》和《山西省新华书店图书配送连锁试行方案》，力图通过购销形式的改革和全省连锁经营等机制的建立，促进批发业务的快速发展。

    全国新华书店以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促进经营机制的转变。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聘任制，形成择优聘任，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劳动用工方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定岗定员，竞争上岗。在分配制度方面，把工效挂钩的分配形式细化为联销计酬和岗位工资。
   
    在加强农村发行，繁荣农村图书市场的指导思想下，1998年，山西省店曾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建立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的工程，在所属市县的1881个乡镇建立起2116个农村图书发行网点。这类网点中，178家属自办者，其余均为各种形式的联办点，其中有与供销社合办的722个，有与学校联办的502个，有与乡镇教委共办的93个，有与个体商户合办的336个，还有科技站、风景点等其他类型的售书点285个。各主办者还为这些网点统一制作了标牌，欲将其纳入自己的麾下。

    为了实现乡乡镇镇建网点的目标，省店在定襄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定襄县店的经验，该店在建立农村图书发行网点方面的步伐超前，其目标为“40518”工程，即在县域内建立40个代销点，发展40名代销员，完成图书销售518万元。之后，定襄经验在全省得以迅速推广。至年底时，全省便建立起2116个网点。这两千多个网点除以山西省当年的总人口数，达到平均10822个农村人口拥有一个售书点的水平，超过新闻出版署要求的在20世纪末达到县以下每5万—8万人建立一个农村图书发行网点的目标。但因违背经济规律，至2001年时，这些代销点已基本消亡，且给主办方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5　改革步伐加速度

    2002年7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推进和规范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的若干意见》和《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从连锁经营网络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工作重点、重视物流配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和人才培养、改进对连锁企业的审批与监督、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造等多方面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在3年之内，即在我国履行WTO有关条款，全面开放图书市场之前，分阶段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务。

    2002年初，安徽、重庆、福建率先试点教材招投标改革。

    2003年5月1日开始，我国首次允许外商在国内设立书报刊零售企业，意味着中国书报刊零售市场的全面放开。

    2003年，各地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事转企开始启动。同时，股份制改革迅速开始。

    2004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对民营资本放开总发行权，民营书业获得与国有发行业同等的待遇。总部位于北京的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成为新闻出版总署授权首家获得“出版物国内总发行权”和“全国性连锁经营权许可证”的民营书业。5月12日同样获得出版物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上海英特颂公司联手国有江苏新华发行集团，成立“上海万卷新华图书有限公司”。到2004年底，我国已有14家民营书业跻身总发行企业之列。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上市融资；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现代流通技术和手段；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等。

    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2007年5月14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通过IPO方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的国有大型出版物发行企业，顺利筹资20多亿港元。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多家出版社、新华书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整体上市，成为第一个正确解决了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的出版企业，完成了由国有独资到所有制多元的改造。

    2007年11月20日，深圳发行集团与海天出版社实现重组。

    2008年5月9日，由江苏、海南两省新华书店集团合资组建的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成为首个跨地区战略重组的大型发行企业。

    2008年9月3日，浙江新华集团尝试跨区域合作，与太原市店实行一般图书的连锁经营。早在2000年，江西省店实行进货权的统一上收，之后各省级店纷纷仿效，组成了采购团面向出版社统一订货、统一结款、各自退货，且取得了初步成效。这种集团采购、统一分发的业务模式使中盘商承担了连锁的一部分职责，乃新华书店系统连锁经营的端倪。2001年６月，新闻出版总署在深圳召开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接着中国超级书店联盟发起并主办的中国超级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在京召开。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的若干意见》。由此，全国范围内的图书流通领域的连锁经营拉开了帷幕，新华书店内部一场连锁经营改造的大势蔚然成风。浙江新华集团与太原市店的跨区域合作，一方以区域市场、门店网络、本土化人才为优势，一方以超前的经营理念、网络化信息平台、标准化的数据库、和谐顺畅的供应链、庞大的可供书目库为优势，双方的优势叠加可大大降低运行成本和经营风险。由此，一方得到的是书业经营管理技术及经验，同时不失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和教材教辅的固有优势，一方得到的是市场价值的认可。

    经过30年的改革，各地新华书店的发展进度已有很大不同。那些先期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革的店，已实现了企业管理创新、股份制改造、资本上市，经营管理理念为之更新，新的市场发展空间为之拓展。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新华书店间的竞争以跨区域重组为标志，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版发行业正面临新一轮“洗牌”，以行政区域“画地为营”的格局逐渐被打破。借助市场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商品的力量、理念的力量，那些仍以传统经营为生存空间的店，必将为那些走在前面的店所重组。

    这一趋势符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要求；符合新时期将文化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的要求；符合文化产业改革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的要求。

    中国书业的30年改革，使发行环节得到了空前发展。未来新华书店的发展，仍离不开改革这一主题。（介子平）

来源：出版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