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候任特首梁振英在正式就任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专访。在访谈中他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中的艰辛和参加竞选的不易，并表示过去十五年由于碰到问题就把手缩回来使得社会积累的相当深层次的矛盾，将在可能范围内及早解决包括公屋、贫困范围内的问题。

　　2012年7月1日，香港特区15周年华诞，全世界华人的目光再度聚焦香港会展中心，在这里，除了盛大庆典之外，梁振英将正式就任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

　　时间倒退到15年之前，1996年的12月11日，同样是在香港会展中心，董建华在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投票中当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而彼时的总监票人就是梁振英。

　　15年之隔，当年的监票人成为了如今的特首。而与前两位特首相比，专业人士出生的梁振英鲜明的平民特色，令他从宣布参选开始，就在外界的热议与揣测中一路走过。从技术专才到登上香港政坛的巅峰，是时势造英雄的偶然，还是英雄造时势的必然？在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走进了位于中环的候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与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有了一次相约问答。

　　记者：CY好，你好。

　　梁振英：欢迎、欢迎，好久没见。

　　记者：好久没见。很高兴今天在你办公室，候任的办公室，暂时的（见面）。

　　梁振英：欢迎你过来。

　　梁振英出生于贫寒的警察家庭，非官非富。1973年，梳着三七分头的梁振英负笈英国学习测量，此后的几十年，这个发型就再也没变过。半工半读3年之后，梁振英以第一名的成绩回港，加入老牌测量行“仲量行”，5年后，他就成为了这家英资公司200年历史中最年轻的合伙人，及至后来单飞，一举成为业界五大行之一的戴德梁行中的那个“梁”。白手起家、艰苦打拼、穷小子力争上游，这又是一段香港仔奋斗的成功史，也是梁振英在竞选中呈现给外界的鲜明形象。

　　记者：您告诉我们，您什么时候进入这个办公室的。

　　梁振英：3月26号，就是我当选之后的第二天。

　　记者：就进来了？

　　梁振英：当选那天的中午，一宣布结果，我就给政府人员带走了。

　　记者：就被带走了。

　　梁振英：被带走了，现任政府很好，我很感谢他们，为我准备了秘书长，私人秘书，还有警卫，现在叫保镖。他们一帮人把我带走了。就带到。

　　记者：所以你就只身一个人进来就可以开始办公了。

　　梁振英：第二天，第二天早上一个人进来就可以办公了。

　　梁振英的从政之路始于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年仅31岁的梁振英获邀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在他34岁的时候，就出任了委员会秘书长。1995年底，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41岁的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第一届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时，梁振英担任总监票人，那时候就有传言称，梁振英未来有意角逐行政长官。

　　记者：其实在1996年，第一次特首要选举之前，就有人推荐希望您来选特首，不过那时候您的回答是N年都不会去选特首，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梁振英：确实是，从1984年，草签《中英联合声明》开始，我参加香港回归的工作。一直做到1997年做了13年，中间也经历过香港整个社会一些起伏，终于到了1996年董先生这个众望所归的人选，他的名望支持度80%，非常高，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要做的工作已经完全做完了，所以香港已经解决了所有该解决的问题，没想到后来1997年之后，我们碰到新的问题，在政治上社会方面还有经济问题都有好一些，所以我决定出来跟七百万香港市民一起迎接挑战，去把握好机遇。

　　在香港这个富豪云集的城市里，梁振英保持着明确的草根形象：他不喜应酬，与富豪打交道时略显木讷，但是却愿意做地铁去香港的贫穷地区--天水围走访；落区时，同僚们大多西装革履，他却要么就披着一件棉毛衣，要么干脆就穿着普通的polo衫；他随身携带的皮包，是30多年前留学英国时购买的，已经掉皮掉色；他在博客上撰文，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吧”，并首先在自己的公司将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到8000港元。青少年时期的艰辛，被认为是梁振英如今关注香港下层市民的历史情结。而在他提出的“稳中求变”的政纲里，民生政策也为他赢得了不少市民的青睐。

　　记者：当时你提出的政纲本来提到说是改变，后来又修改为稳中求变。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修改，那您觉得现在香港社会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你觉得最迫切要改变的是什么。

　　梁振英：首先说有什么需要改变，香港社会过去十几二十年，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因此在社会出现深层次矛盾。包括什么，我们贫穷问题，包括我们房屋问题，还有很快会出现的老年人的生活问题，所以我提出稳中求变，也就是说我们一边要稳，同时我们要有某一些改变。

　　2012年3月25日，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的香港特首选举终于落下帷幕，由于其中一位候选人--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胜算机率渺茫，这场选战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梁振英与唐英年之间的“双英对决”。

　　唐英年出生于商业望族，1991年起就开始从政，直至官居港府第二高位--政务司司长。在选战的初期，唐英年就拥了李嘉诚等香港四大地产商的鼎力支持，呼声很高。而梁振英则弱势的多，有评论员直指，“梁振英最初参选只是被视为是黑马，甚至陪跑”。

　　记者：能不能够成为特首是一个很漫长的工程，要下这个决心其实还挺难的，因为并不是完全有把握的。您确实在投入竞选的时候有把握吗？

　　梁振英：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小莉。都是抱着一个平常心，从出来公开宣布参选，中间也应该说碰到种种的一些挑战和挫折，一直到3月25号当天，大会宣布我得票最高，当选了，到当天晚上睡觉，我都平常心。心情没有很大的起伏，为什么呢，我自己也问自己，我自己给自己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由于我做这个决定，我去参选，我去克服困难，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也并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香港市民，要是香港社会觉得我这个人还不应该当行政长官，这个也无所谓，要是大家觉得我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大家发挥一些作用，我很乐意去干，也会好好的干，所以呢这个平常心呢是在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太多的想法。

　　记者：有没有在这过程中曾经睡不着的。

　　梁振英：完全没有，我这人。

　　记者：头沾枕就睡。

　　梁振英：我这个人从懂事到现在，不管当天发生什么事情我倒下来就睡觉，一秒钟大概几秒钟我就能睡着。

　　根据香港基本法所作出的规定，2017年的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可以由普选产生，2012年的特首选战，因而带有“类普选”的因素，而显得格外的动魄惊心：唐英年身陷住宅违建、婚外情、私生子的风波，而梁振英则卷入了江湖饭局、23条立法、西九龙事件等危机当中。

　　记者：这次的选举有人认为一开始的时候气氛就不太理性，也有人认为就像是一个普选前哨战，把每一位候选人像（用）X光一样扫描一遍，所有的好坏都暴露出来，这也不是一个坏事，你怎么看这次选举，究竟他给香港社会是带来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

　　梁振英：从一开始参选我就公开说了，而且也给我这个团队说，我说这个选举应该是君子之争。因为有两个建制派的候选人参选行政长官，完全是第一次，我说我们都应该做一个表率，办好这场选举，我们不去搞所谓的黑材料，不抹黑。要有人抹黑我们呢，我们就尽快的开诚布公，把我们知道的，我们想到的都公开，这个是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们坚持的做法。
2012年2月8日，港府发出新闻稿，指出梁振英在10年前，担任“西九龙填海概念规划比赛”的评委时，没有申报利益，在六轮投票中四度投票支持与自己公司有关联的参赛队伍，引发“西九门”事件。

　　记者：您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有一点讶异，怎么会从特区政府发出这样的消息。

　　梁振英：当天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建筑测量届一个选委的一个论坛。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上8点多了，还没吃饭，一出门口，给记者围住了就说梁振英先生，刚才特区政府有个新闻发布，说在西九龙这个问题，十年前这样这样这样，新闻稿讲了一些话，我听了我说回去了解一下，现在马上就回到我的竞选办，在路上就打电话把我部分团队把他召集回来，大家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大概是9点多了，然后我们了解了情况之后，决定晚上11点半，第一时间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就把媒体都找来了，我就坐下来，安安静静地接受大伙的提问，从那天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我每次都是主动的有话要说，就站住或者坐下来，给媒体开诚布公。

　　曾任梁振英竞选办主席的张震远说，他很佩服梁振英的沉着冷静，处理危机快速、公开、透明，而梁振英所受的指控证据不足，最终成功“拆弹”。

　　记者：这是扭转局势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但是像您提到，您也正式的回应了政府的执行，您等于是发了一个函，说质疑政府在特首的选举当中不中立，您甚至提到希望能够披露负责处理有关新闻稿件公务员的身份，这也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是不是您打算要恐吓公务员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批评。

　　梁振英：没有，没有，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原文不是这样的，我也公开说过，我说公务员在这个事情上他所做的工作完全是授命于上面的政界面的官员的。

　　不断爆出的丑闻和黑材料，为2012年的特首选战蒙上了猜疑的阴影，很多香港民众对“双英”都产生了不信任的态度。2012年3月，在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持的一场模拟“全民投票选特首”当中，有超过22万的普通市民自发排队参与投票，梁振英虽然在三位候选人中得票最高，但是得票率只有17.8%，而支持“流选”的比率则高达54.6％。

　　记者：你怎么看（模拟投票的）民众当时这样的选择。

　　梁振英：我相信有几个方面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不少的民众他希望香港尽早有普选。2012年那场选举根据方方面面的规定，不是一场普选，所以不少的市民感到有些失望，这个我完全理解，同时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也受到种种的不管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抹黑，黑材料，一些负面的新闻的影响也有这种情况。

　　选举期间，梁振英经历了不少的风浪，但每每化险为夷，他在面对危机时的积极态度逐渐赢得了民望，而通过频频“落区”倾听市民的心声，又在报章杂志撰文阐述施政理念，基层民众渐渐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位“香港仔”的身上，梁振英的民意支持率一路上升，一度超过五成。有人用“龟兔赛跑”来形容这次的“双英特首战”，而最终，“龟”还是跑赢了“兔”。

　　2012年的“双英特首战”，有人评论是“两英相博，一英惨胜”，得票率和民望均达到香港特首选举史上的最低点，1996年，董建华的竞选得票率为80％，市民支持度为46%；2007年，曾荫权竞选，得票率81%，市民支持度80％，2012年，梁振英，得票率60％，市民的支持度35％。梁振英还未来得及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就要为如何提振民望思虑绸缪。

　　记者：那预计我们7月1号会搬到新的办公室去办公。

　　梁振英：对，搬到政府总部。

　　记者：有没有预计到你7月1号当天您的行程是什么。

　　梁振英：1号当天早上8点钟，我们一般每天，每年7月1号有个升旗（仪式），然后当天有个就任仪式，当天还有一些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的活动。

　　记者：所以那天可能大部分时间在外面。

　　梁振英：那天一般在外面，那7月2号我虽然是公众假期，但是肯定会到办公室里面上班。

　　有人说，梁振英很可能会成为一位异于以往历任总督和特首的香港领导人，首任特首董建华出身名门望族，继任的特首曾荫权，多年的公务员经历使得他与香港的各方势力都有很深的渊源，而梁振英，香港许多政商界名人都说，看不透这位几十年来似乎永不犯错、完美无瑕的“政治完人”。

　　记者：我们都知道董特首在很多人的支持之下，在第一任特首的时候，顺利进入特区政府，他是只身进入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团队，有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强势的特首，但有人反过来说，您可能是一个比较强势的特首，您觉得您是个强势的人吗？

　　梁振英：我不想把自己跟其他的特首比较，但是我觉得香港目前确实有很多问题，包括一些深层次矛盾我们要不失时机的去解决，比如说我们的房屋问题，我们的贫穷问题，已经积压了相当长时间，而且我们的基层对社会的不满，是越来越明显，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极早解决这些问题，是香港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繁荣，做到长治久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香港这个国际第三大金融中心，在维多利亚港的光芒与旺角的繁华之下，仍有不少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贫富差距巨大。而梁振英也是处处显示雷厉风行的作风，还未正式就任特首，就宣布重组扶贫委员会及成立筹备小组，由他本人亲自担任主席，香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扶贫工作组”宣告诞生。

　　记者：有人有这样的观察，就好像这几个月，现任的特区政府慢慢好像要退居幕后，感觉现在的后任的班子，越来越多的去表达意见跟发言，其实您长期都在报纸上写文章，现在也在写，但是以前是以CY的身份写，现在可能以候任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写，它的力量是不同的，你有没有想过说，每一次发这样的子弹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影响，但是您最终还是选择要发声。

　　梁振英：要发声，香港过去三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分开两个部分，都同样是十五年，第一部分就是1982年到1997年，开展谈判，到1997年回归这十五年，第二个十五年就1997年到今天。第一十五年我们在1982年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十五年不好过，1997年香港怎么作为全世界第一个落实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社会，怎么维持香港的社会制度，包括我们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我们的经济制度我们的货币制度等等，不变。前人没有做过，我们心里没底，但是我们下了决心1997年要收回香港，我们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终于我们1997年做到了，很多1997年前，香港居民国际社会心里面害怕的情况没有出现，我们保住了安定繁荣。

　　梁振英：对比前面这个十五年，后面这个十五年，我觉得往往我们碰到一些问题，觉得太困难，甚至会太敏感，所以碰一下就把手缩回来，碰一下把手缩回来，没有好好的用好我们的机遇发展起来，使得我们社会累积了相当的深层次矛盾，使得我们社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周边城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迎难而上，我们这个精神和态度，在1982年到1997年的十五年时间里面给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我们未来还用得上。

　　记者：这个部门大概有多少个人在这儿。

　　梁振英：我们大概三十人。

　　记者：三十个人

　　梁振英：人数不够，所以经常大伙都在这儿熬夜。

　　记者：那您是不是也是陪伴他们。

　　梁振英：陪伴他们。前天在这儿工作到大概一点半。

　　记者：主要现在最忙碌的是什么，为了交接的工作。

　　梁振英：交接的工作还有应付立法会。

　　还未正式上任特首，梁振英即面临着第一个严峻考验--政府改组。新任政府提出，将现时的“3司12局”的政府架构，改组成为“3司2副司14局”，但是反对派却以“时间仓促”、“花费巨大”等理由拖延审议，更频频在立法会上演“拉布”大戏。

　　记者：候任特首办说，改组和扩大政府的架构是依照过去的实践经验，广泛的咨询之后做出来的，但是您当选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做了什么样的广泛咨询出现了这样的架构。

　　梁振英：我当选之前我这个政纲里面就有，其实唐英年先生他的政纲里面也有两个副司长的建议，我们两人都有这个主张呢，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是社会上一个比较普遍的呼声。在我竞选这好多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到处跑，支持的声音非常多，反对的声音没有，大家都知道六十个立法会议员都是选举委员，那么在竞选过程当中，我也听了立法会议员很多意见，但是没有就政府架构改组他们提过任何意见。

　　记者：所以现在您还是要继续做工作，可能他们现在才把眼光放到了这个政府架构改组之后，可能会增加的花费的问题上，或者甚至问到说现在多了两个副司长，以后是很多事情副司长决定了就算了呢，还是多了一个关卡，要两位副司长和司长都解决，会不会又减低了效率。

　　梁振英：这个架构是个完整的架构，所以我们不想把它分拆，我希望7月1号整个架构里面的每一个主要官员都能够就任，能够不失时机地给香港社会做好服务。

来源：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