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沦陷、经济衰退，以至严重流行疫症的肆虐，都未能削弱香港的拼搏精神。现时香港的经济发展蓬勃，令人欣羡，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更形巩固。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英国国旗和香港旗最后一次在香港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随即升起，香港的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
香港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回归祖国，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居民原有的权利、自由和生活方式维持不变。一九八四年年底时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规定香港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权利和自由在一九九七年后维持50年不变。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关系日趋密切，不但商业联系频繁，政府之间的接触以至居民的往来也很普遍。这种密切关系源自两地文化、地理位置，以及一段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历史渊源。
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根据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证明本港历史可远溯至六千多年前。有关这段史前史的考证，学术界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考古学角度来说，香港只是华南文化领域的一小部分，而学者对这个广阔领域所知仍属有限。
有人认为，本地史前文化是受到华北或东南亚地区文化入侵演变而成的。不过，愈来愈多学者相信，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本土逐渐形成，并没有受到外来文化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公元前四千年以后的最早期文化，无疑要顾及环境转变的因素。其间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之处不断上升，淹没沿岸的广阔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在该地区生活的人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遭湮没。
考古发掘主要发现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青铜器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这是香港史前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香港考古遗址曾有刀、箭镞和戈等精巧青铜兵器出土，也发掘到鱼和空銎斧等青铜工具。在赤角过路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的青铜器石范，足可证明青铜器在本港铸造。
青铜器时代陶器的几何印纹，大部分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双F”夔纹则是这时期区内特有的纹饰。
早期中国文献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因此，很可能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是“百越人”(各类越人的统称)。
一九九七年马湾东湾仔北遗址发现的一处史前墓地，为研究香港史前人类的族属提供了新资料。该处共发现20座史前墓葬，15座有人类骸骨，当中七座的人骨保存得较完整。研究显示，这些史前先民属亚洲蒙古人种，并有热带地区种族的特征。
一九九九年在西贡蚝涌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加工场，是本港另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该处占地约200平方米，四周遍布多件石环心、石片、打制石器如蚝锄、雕刻工具，以及锛、环及等磨制器物。这些文物为研究香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石器制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二年九月期间，古物古迹办事处联同内地陕西省、河北省、河南省和广州市的考古研究所，组成本港历来最庞大的考古队伍，对西贡沙下遗址进行抢救发掘，避免公路建设工程破坏考古遗产。这次发掘有重大收获，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丰富的文物，出土大量遗物和遗迹，不但进一步完善了香港考古学文化的编年，还提供了追溯珠江三角洲史前社会与聚落形态的重要线索。
在大屿山石壁、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和黄竹坑等地区发现的石刻，相信也是这些先民刻成的。石刻以几何图案为主，是有趣的考古发现。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七年)汉(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时期，朝廷挥军南征，平定岭南，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对原居民产生种种影响。这段动荡的历史可从本港出土的汉代钱币得到证明。不过，最重要的遗迹，当然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李郑屋发现的完整砖室墓。这座古墓随葬典型汉代的明器，可推定为东汉初期至中期的古迹。最近在大屿山白芒、西洲、马湾东湾仔及屯门扫管笏进行的抢救发掘工作，均在文化层出土各类汉代陶瓷器皿、铁器和大量铜钱。此外，在旺角渠务工程地盘也发现四个陶罐。
汉代以后的考古遗迹至今所知甚少，最近有关本港各海滩常见的圆拱型灰的研究工作，正好帮助了解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本港居民生活的一面。石灰是当时很有价值的商品，可用来填塞木罅、保护木船免受海洋微生物蛀蚀、为容器防漏、中和农田的酸性土壤，又可用于建屋、制盐等，在当时显然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元兵南下，结束宋室统治。香港与这段历史渊源深厚。已迁往九龙旧香港国际机场入口附近的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以及在大屿山稔树湾、石壁和元朗鳌石等多处发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近期的考古工作有助研究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期间的本港历史。研究工作包括分析近年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研究结果显示，这类瓷器制作非常精巧，是输往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宫廷的外销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纪初期制成。二零零一年竹篙湾遗址出土了更多明代的遗迹，其中包括具特色的明代建筑和居住遗迹。从大埔碗遗址的考古调查中，发现工可能早至明代初期已开始制造青花瓷器。瓷器工业一直维持至二十世纪初，共有五百年之久。二零零零年在扫管笏遗址进行抢救发掘时，发现了一个明代墓葬区，共有墓葬三十多座，陪葬品包括陶瓷器、铜钱和铁器等，对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发掘，使市民可以了解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屯兵香港的军人使用的日常用品。九龙寨城的考古勘查，发现寨城的城门遗迹和南门上两块刻有“南门”和“九龙寨城”字样的石碑。
租借新界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的诠释各执一词，最后引发第二次中英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战争的导火线为中国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这艘船船身为西式设计，配备中式索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结果两国于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时结束。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战火遂于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始告平息。
从本港早期照片所见，参与第二次远征的英军曾在九龙结营。英军发现当地环境适宜，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的租借权。一八六零年，战争结束，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后，德、法、俄三国曾为中国说项，欧洲各国和日本之后相继向中国要求租借土地。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则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中国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域，以及235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中国军舰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的码头，中国仍然保留该处的行政权，“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的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