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是未来出版业发展的方向，但是纸质书不会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传统出版机构来说，现在仍然拥有充足的时间向数字出版逐步转型。尽管我们行业有了许多新的加入者，短时间内有些快速的变化可能会让我们不适应，但在数字时代，出版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内容依然为王，这正是我们传统出版机构的优势所在。”在8月30日下午举行的分论坛上，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朋义如是说。

　　当日，李朋义与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全球副总裁刘荣源、中国知网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亮、霍顿·米夫林国际有限公司全球国际业务常务副总裁特瑞·尼伦等业界同仁围绕“数字时代的创新业态与盈利模式”议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传统出版核心竞争力就是定制能力

　　“传统出版企业会面临彻底被放弃的这一天吗？”、“在纸质图书市场不断缩小的背景下，传统出版机构会被代替掉吗？”、“面对数字化时代，我们该如何转型？”面对新型业态的冲击，李朋义在论坛一开始便抛给业界同仁3个问题。

　　刘荣源认为，向数字出版转变是演进式的，不是革命式的，是以客户为引导的。“之前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一系列阶段，我们并没有看到开始、中间和结束，这是渐进的演进，是持续过程，不断引入新的功能、新的产品。”

　　在李朋义看来，数字时代，获取信息的手段和方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人们面对的困境不再是获取信息的困难，而面对的是网络上海量的资源，我们就把这些海量资源想象成一个存放着太多图书的图书馆，人们来到这个图书馆，读者个人没有办法找到他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图书，而传统出版人就像有经验的图书馆管理员那样帮助读者在海量信息当中很快地找到他所需要的那部分信息。

　　“我感觉，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还持有这种观点的传统的出版人们想要的一点优势，这个优势或者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定制能力。”李朋义认为，在数字出版时代，传统出版机构依然还有3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拥有一批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才；二是拥有一批长期合作关系的作者队伍；三是拥有丰富的编辑加工的经验。这3个优势构成了传统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时代的核心竞争力，也许它就是对内容的定制能力，或者叫传统出版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了解到，作为美国公共教育服务提供商，霍顿·米夫林国际有限公司曾收购了两个美国公司，一个叫霍顿公司，一个叫米夫林公司，之后就成了世界上出名的出版公司。霍顿·米夫林每年收入大概20亿美元，可以为美国所有学校提供教育方面材料，并且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能够提供材料，一些新的教材、参考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特瑞·尼伦看来，当前该公司确实遇到了很多复杂的情况，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也有巨大机遇。“由于霍顿·米夫林是国际化的，在不同国家进行出版，由于编辑过程，可以使用数字出版引擎，可以增加内容、删除内容，在几个小时内就为特定对象出版一本书，10年前一定要几个月时间，内容的形式和格式是一定的，没有出版引擎来支持。”他说。

　　集成化数字出版业态盈利规模不大

　　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当中，成为国家基础设施，叫NKI，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走的路子是建设国家数字图书馆。在中国，我们已经用产业化机制和云出版模式打通了数字出版和数字图书馆，构建了自己的NKI，成功地运行了10多年，如果因为它当前盈利规模不足而放弃，广大机构拥护和读者倒退到传统的互联网时代，再使用离散无序的数字资源，显然是得不偿失。

　　对此，王明亮深有体会。他表示，过去，中国知网是私有云，只允许自己发布内容，内容提供者把稿件交给中国知网，或者把数据库产品各种原数据提供给中国知网，改装成标准格式，编成知识网络，由知识资源总库的方式、学科总库的方式、用户定制方式发布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不是内容提供商，中国知网获取他们的版税，获取代理数据库产品的发行，但是他们都不能自主在这个平台上经营。

　　2010年8月，中国知网为学术期刊开发了优先数字出版平台，在中国知网上，为期刊编辑部虚拟了一个自主经营的数字出版网站，既可以由编辑部很私密地完成采编，又可以把内容以文章为单位同时在自己的虚拟手机网站、计算机网站和中国知网整合出版网站上发布，还可以通过云出版超市直接发布到中国知网国内外用户数字图书馆当中。经过一年的试用，现在已经有500多个学术期刊比较熟练的掌握了这个平台的全部流程，最近中国知网也为图书出版机构开发了一个类似的平台，中国知网已经变成一个支持出版单位自主经营的开放的云出版系统。“目前，中国知网的经营规模有5亿元，出口创汇也仅仅5000万元。尽管支付内容提供方的年使用费已经达到1.1亿元，占总收入的22%，但内容提供方平均盈利水平太小，谈不到带动各出版单位把数字出版做大做强，因此中国知网这种集成化的数字出版业态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必须要改变。”王明亮说。

　　王明亮认为，集成化数字出版这种业态盈利规模之所以不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这种模式下抑制了产业的活力；第二，数据库类型的内容增值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各种书报刊特有的内容特点，掩盖了他们的媒体导向功能，不利于开拓B2C市场；第三，数字版权保护技术不是很成熟，著作权保护的相应法律法规没有建立健全；第四，以销售文献为主的盈利模式，限制了内容产品的客户价值，还没有形成盈利模式；第五，在集成化数字出版平台上，各出版单位之间还没有形成内容资源的共享机制，单独一家也难以打造用户满意的信息和知识服务产品，只能靠销售出版物本身来盈利，出版社不能利用集成化数字出版者的出版技术和服务平台开发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客户接受出版社的产品需要自己投资开发新的集成服务平台，甚至需要进行数据的加工和标准化，出版社和数字出版发行渠道没有共享机制，每个出版社需要自己开发客户渠道，经营风险也比较大。

　　建立出版单位自主数字出版模式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向数字化转型呢？

　　李朋义认为，对于传统出版机构来讲，首先要很快地转变一种观念；其次，应该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从已经建成数字商业模式的实践经验来看，无论亚马逊的Kindle，还是苹果的itunes，出版的数字化都需要一个巨大资金支持，尽管数字出版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短期内依靠数字出版自身的盈利与投入实现平衡还不太现实，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出版机构没有任何一家有商业模式，因此，目前传统的出版机构要改变观念、制定战略还需要大资金的投入，大社包括大型的出版传媒集团要在数字化投入问题上作出战略性规划。”李朋义表示。

　　在刘荣源看来，在进行数字化时候，最重要的挑战是基础系统以及改变的步伐，要看一下自己的仓库有多大，是需要更多电子版本还是需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电子化。“比如，手机在10年前，可以打电话、接电话就成，但现在手机有各种各样的特征，照相成了手机的基本功能，我们买手机的时候都希望有照相功能，在平台上也是这样，客户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也是有挑战的。在过去5年中发明了商业模式，需要新的流程支持这种商业模式，Wiley使用ISBN或者ISSN，现在这个产品已经进一步发展，ISBN和ISSN已经不能能够识别我们在市场上所提供的产品了，这是一些系统的基础设施，这也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的东西，这是进入数字化之前必做的工作。”刘荣源说。

　　而据王明亮介绍，中国知网也于近日提出和出版机构合作的一些新的理念和新的设想，也包括新的应用模式：第一，在云出版平台上大力支持各出版单位自己主导数字出版，只有让懂内容、懂需求、懂市场、懂服务的出版人直接运作数字出版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需求；第二，和出版社共享内容，共享技术平台和共享客户资源，让他们能够利用中国知网的丰富内容和自己的内容资源有机的整合起来，策划组织编辑出版自己的特色产品，包括以以前有的书报刊为核心内容组织而成的知网书、知网报、知网专题数据库等，还可以策划定向的主题内容服务，利用机构数字图书馆、个人数字图书馆向海内外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使各出版单位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规模的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第三，建立云出版加云数字图书馆的服务平台和相应的合作机制，采用规范化、集约化、智能化数据加工的处理流程，实现产品的标准化，使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在云出版平台上建立自己的个人语音数字图书馆，在数字版权保护条件下，能够轻松的购买、管理任何出版社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第四，大力开发知识挖掘、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技术，为实现从文献产品出版和文献服务转变为知识产品生产和知识服务做好准备，目前，中国知网已经开发了知识挖掘技术、知识管理技术、知识检索技术，而且已经建立了一部分知识源数据库，包括概念、原理、方法知识源数据库、图形、图片知识源数据库、科学数据的知识源数据库，以及社会发展事件数据库等，还有涵盖各学科领域的300多万个词条的概念模型数据库；第五，引进和开发先进的超大型非结构化数据库技术，支持知识动态源的重组出版。

　　“我们将和国内外出版界合作，建立出版单位自主的数字出版模式，发展基于文字数字出版物、知识出版物和知识服务的数字出版盈利模式，和广大出版机构共同探索做大做强数字出版产业的新途径。”王明亮说。（曾革楠 朱烨洋）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