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工作之“魂”。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虚假报道现象时有发生。目前，按照中央要求，全国新闻界正在开展“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近期率中央督导组深入四川、重庆等地，检查指导专项教育开展情况，并多次赴上海、浙江、安徽、陕西、河北、辽宁等地新闻单位和部分高等院校，讲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谈新闻工作者历史使命，尤其是针对新时期新阶段，在社会环境深刻变化、媒体格局走向多元的态势下，新闻工作者如何继承优良传统、增强社会责任、担当历史使命，进行了深入思考、全面分析、系统阐释，史论结合、谈古论今，观点新颖、案例生动，针对性、实用性很强，在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此，人民网从2011年2月22日起开辟“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专栏，陆续刊发其主要观点、案例与思考，对于提升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业务素养，进行思想和业务交流，相信将起到积极作用。

专栏前13期：

　　1、2月22日：《真实，不能触碰的新闻底线》
　　2、2月23日：《反客里空运动——党的新闻事业史上首次反对虚假报道》
　　3、2月24日：《新闻工作“进京赶考”》
　　4、2月25日：《开国通讯报道是怎样写成的》
　　5、2月26日：《写人所不写，写人所不能写》
　　6、3月3日：《我为什么讲传统谈新闻》
　　7、3月8日：《再向女新闻工作者问声好》
　　8、3月12日：《新起点 新期待》
　　9、3月21日：《新闻一线的宣誓》
　　10、3月28日：《构筑起四道防线》
　　11、4月4日：《用良心守望社会》
　　12、4月11日：《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上）》
　　13、4月18日：《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下）》

　　在同人民网编辑商讨“讲传统谈新闻”这个专栏的结构时，初步拟定二十讲，作为第一阶段。在二十讲里用两讲来谈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是因为这段鲜血写就的历史实在厚重、肃穆、可歌可泣，而据我了解，由于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今天，人们已不大知道了。

　　我从父亲的回忆和有关文章、资料中，找到了这样一些描述，有的平实客观，有的惊心动魄。

　　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在山西辽县县志中，这样写道：“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唯一能肯定的是，那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前面讲过，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华北版）与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报”、“社”一家，《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科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辑部。新华社当时处于发展时期，“报”“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报社记者编辑也是新华社记者编辑。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在这次突围中就牺牲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可以想见战争的惨烈。前面提到的报社经理部秘书部主任黄君珏的牺牲，尤堪追忆。

　　黄君珏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在对黄君珏事迹的介绍中，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是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报社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见证那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而从敌人对此战的记录看，日本防卫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华北治安史》中，详尽记录了日军围剿八路军总部的作战行动，并且提及了神秘诡异的杀人挺进队。

《华北治安战》

日军“杀人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共军第18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

　　……

　　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对共军的包围圈。

　　24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

　　26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36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华北治安史》中是这样介绍杀人挺进队的：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其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所隐藏之军需品。

　　我们可以从中想见这场战斗的惨烈。冈村宁次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和空中支援，组织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在1942年5月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日本人追杀着八路军数千人的后勤机关、学校、报社、医院、剧团等。但是，如《华北治安史》中所承认，日本军队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是保护总部突围的作战部队。

　　这支八路军作战部队的人数很少，所有资料表明，可能不足三百人。三百人对两万人，还有被敌两万精锐部队包围追杀的八千之众八路军文职人员，这场仗很难想像怎么打。

　　担任掩护的部队营长姓李，敌人的枪炮声已迫近总部，李营长心急如焚，一次次请求总部首长立即转移。性格倔强的彭老总一直不走，他要所有的总部机关撤离后再离开。总部副参谋长左权下令牵来了战马，他和几个警卫人员把彭老总架了上去。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在南艾铺上空盘旋，左权指挥着大队人马向后山撤退，左权走过李营长的时候，停了下来。

左权将军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李营长这三百多官兵是全部阵亡了还是有人杀出重围？没有记载。李营长本人在激战中一次打退敌人时，眼睛已被血糊住，他倔强地站起来，摸索着把露出的肠子塞进腹腔，满怀希冀地问战友：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而那些被围追的人，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深谷接连不断地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他们是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敦厚平实的工人，他们选择尊严的时候也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

战斗中的女新闻工作者

　　在生还者的回忆中，这样的场景令人震撼：人们向峭壁走去，那儿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拉着一匹正在惊跳的骡子，他的眸子在落日里闪闪发亮。

　　“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

　　峭壁下面是一条深谷，大约有两公里长，据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条峡谷里到处是殉难的八路军人员的尸体，还有拉下去的骡和马。他们视死如归，什么都不留给敌人。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悲壮的1942年——

　　这一年太行区是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中度过的。人祸极重，来自敌人。经过几年的较量，敌人发现摧毁根据地、特别是消灭八路军主力十分困难。但它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在敌占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加强镇压和搜刮，断绝敌占区人民支援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的任何可能；一方面加紧对根据地“扫荡”，彻底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消灭抗战军民的斗争条件。抗战前几年，敌人在春耕、秋收时必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其战略目标是消灭或削弱我抗战有生力量，同时破坏我军民生死攸关的农业生产。1942年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边沿区的小规模“扫荡”从未间断，大规模“扫荡”也在调整部署后接踵而来。新闻、文化机关一般都位于腹心区的安全隐蔽地区，过去反“扫荡”很少遭受损失。这一年，《新华日报》竟牺牲总编辑何云、编辑黄中坚、缨乙平等四十六位同志，占全社人员五分之一。诗人高咏、作家蒋弼、乔秋远当时已很有名气，和我同被推为晋冀豫文联理事，也在反“扫荡”中牺牲。

　　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过不少战斗，基本是伏击、奇袭，就是说，发挥我军主动、隐蔽、灵活、快速的特长，主动进攻，打了就走，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这次不同，陷入敌人合击圈，被重重包围，完全被动。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低飞，疯狂轰炸扫射，石破天惊，山鸣谷应；重要山口都被敌人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声如巨雷的山炮、迫击炮的轰鸣，更使战斗经验较少的同志心神震动。马嘶人涌，万分紧张。

　　左权将军亲率少数警卫部队，以一当百，拚死抗击，逐山争夺，掩护彭德怀将军和机关人员突围。左权身穿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目标十分明显，临危不惧，抵前指挥，被敌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各单位非武装人员互不统属，面对险恶处境，仍然沉着镇定，服从警卫部队指挥，分散突围或就地隐蔽，尽量减少被围受击的损失。敌人在太（行）北合围圈内“抉剔清剿”数日，于6月初将作战重点逐步移到太（行）南、漳（河）北。我跳出包围圈的主力部队相机转回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于6月19日将窜入腹心区的敌军全部击出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手段之狡猾狠毒，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因我也有准备，敌在我腹心区肆虐月余，虽使我一些人员、物资遭受损失，但远未达到“聚歼”我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罪恶目的。7月1日，我领导机关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举行“太行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暨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彭德怀将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已于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朝鲜革命先辈金白渊、日本觉醒联盟代表新川等先后讲话，表示“继承先烈遗志，用最积极最勇敢的战斗行动为先烈复仇，直到日本法西斯彻底消灭，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全区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是对敌人这次残酷“扫荡”的有力回答。

　　《新华日报》在反“扫荡”中遭受惨重损失。总编辑何云壮烈牺牲，编辑缪乙平、黄中坚，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和医生、会计、印刷厂工人等四十六位同志多数在战场牺牲，有的被俘后在监狱和刑场牺牲。这些烈士年纪最大的牟忠衡，五十岁，是一位工作出色的炊事员；年纪最小的魏天文，十三岁，他本来不到人伍年龄，《新华日报》住在武乡县他的家乡时，他要“打日本”，“学文化”，哭着闹着要参加报社工作。报社领导为他的挚意感动，破格吸收他在报社当公务员。同志们把他看成小弟弟，工作之余就教他识字学文。这个小同志工作、学习都很积极，不想小小年纪死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之下。随队携带的铅字、小型印刷机，连同驮骡全部损失。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很难补充的。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