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2009北京国际出版论坛在京举行,此次论坛采取主论坛与分论坛相结合的形式,上午设主论坛,下午设儿童动漫图书出版、文学图书出版、科技教育出版3个平行分论坛以及CEO峰会。国内外出版界专家与学者围绕金融危机下的出版策略、资本运作、未来趋势、发展新思路等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应对危机,关键是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9月1日上午举行的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主论坛上,演讲嘉宾们围绕“金融危机下的出版策略”这一主题,畅谈了出版人在金融危机中应该做些什么。他们在演讲中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应对危机,出版人并非无所作为,关键是要继续巩固和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应反思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全球政府关系总裁、爱思唯尔公司副董事长池永硕认为,在这种特殊的时期,出版人需要的不是甘于安逸,而是追求卓越。因此,所有出版人应该反思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并且能够作出决定产业未来战略投资的决策。他说,以爱思唯尔公司为例,在它发展的始终一直信守这样一种价值观,即编辑过程的独立性、高品质的内容、勇于冒险的精神、全球化的视野和丰富的经验。并且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持续巩固这一价值观。
在他看来,要发展高水平、高质量的出版产业,6个因素最为关键:一是要具有很强的编辑独立性,在内容质量上力求创新;二是必须拥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激励出版人多进行创新发现;三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开放的竞争机制,确保出版产业健康发展;四是要有必要的人才储备,尤其是多培养一批擅长处理信息的出版人才;五是必须善于利用新技术促进整个产业可持续发展;六是必须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五大策略引领书业走出困境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跃认为,策略产生于对形势的判断,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判断形势对于制定好策略尤为重要。判断中国出版业的基本走向,必须把握5个观察点,即全球化、城市化、区域化、集团化、数字化。他认为,这5种力量决定着中国书业总体上升的基本走向。
谭跃说,中国出版业要在金融危机中有大的作为,必须强化5种策略。一是投资策略。即明确聚焦书业、聚焦媒体、聚焦文化产业的投资方向,以多元、多平台的组合规避现实的风险。二是拓展策略。即拓展跨国、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发展路径,在联合重组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互利共赢中谋求文化影响力。三是竞争策略。即打造内容新、资本运营和高端人才的竞争优势;四是激励策略,即构建分配制度、上市公司和企业文化3种动力机制,物质与精神的激励相结合,文化与制度的建设相统一,是一个企业保持活力、竞争力和创造力的根本保证。五是增长策略。即形成结构调整型、投资拉动型、数字技术提升型的协调增长方式,使出版业呈现出又好又快、协调持续、科学发展的格局。
教育出版发展空间潜力巨大
英国出版商协会主席兼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高级副总裁西蒙·艾伦认为,对于教育出版社而言,尤其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经济衰退并不妨碍业务开展。从全球来看,高等教育最近都呈现出很强劲的增长趋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学注册人数增加,学生们日益认识到必须要接受尽可能高的教育,才能在竞争中更有效地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出版内容,不管是印刷品还是在线版本的需求都在增长。他说,只要各国的经济能够支持增加的这些非常合格的毕业生,就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这种循环对于出版业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
资本运作关乎未来发展
首次设立的CEO峰会,是本届论坛最大的亮点。在9月1日下午的峰会上,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出版界CEO们,探讨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下的资本运作。
不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永远做不大做不强。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副总裁李朋义说,转企改制,股改上市,这是中国出版企业最明显的特色。融资上市,是出版业做强做大的需要。如果出版企业不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不能够进行资本的运作,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它永远不能够发展得比较大。他认为,上市融资之后,主要是把出版主业做好。股改上市,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去经营这个企业。用一句话来说,在金融危机形势下进行资本运作,是基于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现状作出的判断。
看好儿童读物市场。哈勃柯林斯的首席执行官、总裁布莱恩·莫雷认为,目前经济以及数字图书的趋势改变着出版业的现状,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哈勃·柯林斯是一个具有200年历史的公司,最大的市场是美国。美国经济由于受到了金融危机最沉重的打击,出版商连续6个季度出现销售量下滑。他认为,最困难的是成人市场,但是在儿童市场,比如说青少年读物的市场还是比较好的。
加大版权产业力度。美国出版商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汤姆·艾伦说,现在美国出版商协会所有的会员都受到了全球衰退的影响,尽管应对危机的方式不同,但他们都在不断地努力。他认为,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国际知识产权联盟所赞助发布的一份报告,量化了版权产业包括出版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其中版权产业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它雇佣了近560万名从业人员,而在2006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8800亿的产值。
资本运作终极目标是增值。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海燕说,产业集中度的提高,使得产业竞争更加激烈,产业发展的战略资源被重新配置。在大洗牌过程中,企业规模扩张、空间扩张都需要资本支持,打破地方封锁和行政壁垒也需要借助资本的力量。资本是能带来增值的价值,它可以是资金、商品、生产资料、无形资产等等,也可以是形态正在变化当中的价值。资本运作说到底就是经营价值链,终极目标是增值。资本运作的空间在3个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和股票市场。
保证金融财务健康至关重要。剑桥大学出版社首席执行官潘世勋认为,保证出版行业或者企业的金融健康、财务健康,才能够在这种金融危机环境中继续生存。这就需考虑一些比较快捷有效的措施,多尝试开发新产品,改进网上支付手段和网上支付形式,改变生产经营模式。
传统出版必须向数字化转型。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宋晓红认为,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轨的进程中,出版资源的整合、聚合主要应当由出版界完成。能否实现这一点,首先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资本投资和管理问题,要重视数据库、数字业务平台和数字产品的建设。出版资源的保护、开发、转化和商业运营是传统出版社能否成为数字出版主力军的关键。
海外投资机会多。英国出版商协会首席执行官西蒙·茱顿说,通过开展双向的合作,而非单一的出售或者购买相关的权利,英国和中国的出版社都有可能获得成功,英国和中国的出版社之间密切的联系和战略伙伴的关系,已经为未来市场带来了显著的价值。出版社需要继续再冒险一步,正像中国谚语所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因此我们应把所有的事情付诸行动,继续探索和利用彼此的合作。
孩子爱读才有市场
“孩子有得到最佳文学艺术的权利。出版人要爱孩子,要带给他们最好、最适合的产品。”在儿童动漫图书出版分论坛上,世界优秀儿童出版人表达着共同的观点。
做童书出版先要爱孩子
“儿童图书出版首先应该进入产业,社长、编辑首先要爱孩子,要懂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和儿童成长。”湖北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夏顺华说。他认为,当前儿童出版主要包括3种情况,一是出版目标不明确,或者说编辑有目标但对产业、对孩子不了解;二是单纯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版;三是真正为了满足儿童阅读需求、帮助儿童心灵成长、给儿童带来快乐、知识和健康,但这种书并不多。
“国内的儿童阅读率不高,是因为孩子们不喜欢我们出的这些书。只有真正爱孩子的出版人才能推出高质量的、孩子们认可的书。”夏顺华说。谁能建设一支具有国际水平的出版团队,谁就是中国少儿出版产业的领军人。
动画改编要忠于原著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加拿大格朗伍德出版社出版人帕特立夏·雅丹娜与同行们一起分享了他们将全球畅销100多万册的《斯特拉》系列搬上银幕的始末。雅丹娜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一直强调尊重作者玛丽-露易丝·盖。基于此,他们要求整个制作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要与玛丽-露易丝商量,最终,玛丽-露易丝成为改编团队中活跃的、有权利并且要支付报酬的成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我们没有出卖我们的作家,原著会继续存在并且正在创作非凡的业绩。”雅丹娜说。事实上,格朗伍德出版社作为加拿大最佳儿童图书的出版商及其对作家和插图画家的忠诚而享誉全世界。
知识型产品满足求知欲
1961年,德国特斯洛夫出版社出版的《什么是什么》系列,如今已经在全世界75个国家以37种语言发行,在中国,海豚传媒推出的首批20种图书在25天内重印。不菲的业绩秘诀何在?
“激发求知欲、唤起实际主题吸引力、展示知识的趣味性。”斯特洛夫出版社总经理汤姆斯·森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汤姆斯·森说,《什么是什么》系列图书主题多变,通过问题和回答的形式,表述最新的内容、深入的信息、百科全书知识,再结合多媒体处理,突出主题间的连贯性,训练孩子的阅读能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希望与内地共享出版资源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香港社会及个人都受到了较大影响,新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顺应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儿童需求,通过调整出版路线,转危为机。
新雅文化董事总经理梁荣錝介绍,他们特别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香港家庭问题和青少年问题,开拓新选题,教导青少年对社会有正确的价值观,以及对父母有正确的看法。
“在题材方面,我们加大共鸣性,以适应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市场。同时加强与内地和台湾的合作,共享翻译数据,引进优质图书。”梁荣錝说。他希望,与内地同业一起打造大中华出版市场,共同研发选题,一起“走出去”,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同时,双方共同开发童书市场,降低出版成本,如一起谈版权、共同印刷、共享画稿资源等。
让文学出版进入全媒体时代
在2009北京国际出版论坛文学图书出版分论坛上,作家、翻译家、出版社社长等业界人士围绕文学图书出版的现在与未来进行了交流与互动。
市场繁荣但存在问题
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认为,中国的文学出版非常繁荣:每年有6万种文学图书出版,其中长篇小说约1500部,写作队伍达60万人。
但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一些问题。何建明将其归结为3点:缺乏经典,很难找出一个作家的作品在三五年后依然能被很多读者记住;缺乏精神,作品里缺乏一种能够使人读来“提精气神”的内容;重复出版严重,一个《狼图腾》畅销了,又出来很多只“狼”,狼越多越可怕,甚至是一场灾难。
分析上述问题,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认为,行业操纵能力弱是制约文学出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出版社编辑们的传统理念和做法,使他们排斥了很多草根作者;落后的产品发掘、培养机制,以及较弱的推广能力,使得编辑们不是在制造畅销书,而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试销,大量作品最终自生自灭,出版资源被极大浪费。他认为,编辑应该是走在社会前面,对文化消费趋势有一定感知能力的人。
“出版社必须把寻找好书、好作品放到最核心的位置。”企鹅出版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说,企鹅在中国市场4年仅挑出20本书翻译出版,数量虽少但前景很好。
对外推广较难成功
埃里克·阿布汉森是一名译者,因翻译王小波的杂文而获得2009年美国笔会的文学翻译奖,他还创办了中国文学海外推介网站Paper Republic。他认为中国出版社与西方出版社互相不了解,对彼此的工作方式更不了解,由此浪费了很多合作机会。西方出版业很发达,甚至发达到有些病态:编辑在判断一本书是否应该出版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程式:看到样章、介绍之后,习惯在一霎那作出决定,但中国出版社提供的资料“往往很糟糕,很难吸引住编辑的眼球”。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在近期完成了推荐20种书给德国出版机构进行翻译出版的任务。这一实践使她对如何成功推广中国图书有了不少体会。她说,中国文学在西方被认为充满异国情调,非主流、小出版社比较容易购买版权。这些社在当地竞争力弱一些,编辑的眼光不会那么严厉,更容易有尝试的心态。这时候,政府的资助经费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没有这笔钱,他们可能出不起。
新媒体用户突增
未来的中国文学出版将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何建明认为,文学出版的市场有3个:传统纸书出版市场、数字出版市场和全民性的影视出版市场。他说,这几年,影视市场在中国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这些受众游离隐藏在纸书的阅读之后,但也是阅读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海伦也说,数字时代,从事写作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我们必须关注、研究他们的作品。
与传统出版人密切关注数字出版市场不同,网络公司已经开始着手收集版权资源。号称拥有10万种电子书的中文在线首席执行官童之磊说,文学出版已进入全媒体时代,未来的出版将是纸书、网络、电子阅读器、手机等各种媒体齐上阵。据最新统计,中国有6.49亿手机用户,手机上网用户占网民总数的46%,预计到2012年,中国的手机阅读市场将有50亿元的收入,手持阅读器也将达到1千万销量。
以数字技术服务科技与教育
“作为出版企业,我们既担心跟不上并落后于数字出版技术潮流,也担心选不准数字出版模式而对未来内容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宗俊峰对当前数字出版的忧虑对很多出版社而言颇具代表性。
虽然数字出版的技术模式、赢利模式等尚不够统一或者清晰,但业界对数字出版的探索与关注却并未停滞。在2009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科技教育图书出版分论坛中,来自科技、教育出版领域的专家与业者交流探讨的话题也就此展开。金融危机以及革命性的技术变迁的影响都使与会者更关注数字出版的模式和前景。
德国康乃馨出版社国际合作与版权部主任霍尔格·贝姆在交流中表示,中国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中面临的问题同样是他们的困惑,但他认为,对于教育出版来说,发展数字出版最重要的是要使数字技术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究竟需要什么是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进程中最应该关注和首先实现的问题。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并不是割裂与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关联的两个发展阶段,但它们有各自不同的理念与流程,传统出版是产品经济,而数字出版是服务经济,资源建设、生产平台、如何服务是数字出版建设中关键的3个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教育技术与出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张泽所阐述的数字出版理念与探索之路引发与会者对于出版资源、技术平台的思考。出版产业以内容为王,但对传统出版社而言内容资源并不是私有财产,因此建立内容资源库是数字出版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数字出版研究室主任张立借此阐述他对于传统出版社数字转型的忠告:数字出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对传统出版社而言最重要的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内容多次、多渠道销售的经济效益,因此做好内容资源库是根本,而不是本末倒置地把数字出版作为追逐目标。他同时认为,传统出版企业与新技术企业间以资本运作为纽带的深层次合作更有利于双方共赢,也才更能推进数字出版产业发展。
而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总监孙高鹏在介绍多年来数字出版的探索时表示:拥有2000多种优质科技教育期刊是爱思唯尔发展数字出版的基石,而不间断的科技创新是市场竞争优势,因为研发新技术让内容产生了更多的增值服务和价值。他出具的调查数据显示:科研人员用于科研的时间中有近1/3是在寻找、归纳、整理资料,而不是用来做实验、研究或者撰写论文。他认为不断创新的技术平台应使凌乱的数据、孤立的信息变成有用的知识,让科研人员借助数字出版平台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有用信息。对于出版而言最大的价值是内容,但仅仅停留在内容上是落伍的。孙高鹏认为数字出版的内容平台应该包括第三方、公众及社会的多种内容资源,并利用新技术使内容更具价值,并最终服务于用户。(冯文礼 杨晓芳 王玉梅 洪玉华 )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