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6日，《中国出版通史》出版座谈会在新闻出版总署隆重举行。《中国出版通史》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首部出版领域通史性著作，经200位参与研究编撰的专家学者历时八年而完成。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总顾问柳斌杰，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顾问宋木文，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期刊协会会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主任石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张国祚，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郝振省，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发展研究院原院长、《中国出版通史》编委会副主任、作者代表李致忠，分别做了讲话和发言。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邬书林、阎晓宏，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于友先，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沈仁干，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周慧琳，新闻出版总署相关部门领导，《中国出版通史》部分顾问、编委、作者和审读者等70余人。座谈会由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主持。
座谈会上，领导、专家、作者及项目承担者代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出版通史》出版的重要意义，总结了研究编撰的经验。本刊特将上述7人的讲话和发言整理刊发，以期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能够管窥《中国出版通史》之概貌。
首先我对《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表示祝贺，对参与这项出版工程的所有领导和专家表示敬意。我刚拿到座谈会通知时，觉得这是件好事情，我要去参加研讨，参加学习。紧接着我就收到了九卷本的《通史》，我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想象的出版通史是一卷本或两卷本，没想到是按时代分类的九卷本。可以说接到邀请时我是心动，看到书后我是震动。
我还没有时间能看完整套书，但我看了斌杰同志做的总序和每本书的目录。这是众多名家经过八年的努力写出来的洋洋巨制，我除了心动、震动之后就是感动。特别是当今整个社会弥漫着的浮躁之风，这批专家在社科规划办公室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总署的领导下，能甘于寂寞，用整整八年时间写完一部书，在当今的中国实在太少了，所以我感动。
关于这部书，大家都谈了它的学术价值，表露了它的时代胸怀。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帮助中央、帮助社会去掉些浮躁。要研究问题就必须沉静下来，不计名利，淡泊一切。这部书的确像许多同志说的，是开拓性的，是给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填补了空白，但我希望它空前而不绝后。我很赞成刚才石峰同志所说的“欢迎大家来批评”。以前没有这部书，现在就有了靶子，比如对一个史实、一本书的考据等等。可以放在家里瞄准靶子提出问题，这就是学术的前进。石峰同志刚才说希望大家挑毛病，我觉得不必如此。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挑毛病，建设才是最难的。更多的应当是学术争议，不是挑毛病。当然校对不好，挑出毛病那是校对的问题，我想石峰同志说的还是史学上的挑毛病。
我认为这部书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出版界，超出了学术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出版是文化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手段、最重要载体，也是各个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文化形态。研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出版事业，其实就是在研究它的文化。我看了斌杰同志的总序和这部书的目录，发现这部书是把中国的出版史放在了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论述的，这个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既然是保存和传承的最重要的载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离开了其他的文化，离开了世界的文化，是研究不透的。为什么中国的出版史那么悠久，而且甲骨文和金文三千多年没有中断过，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断了，乃至这个民族都不被知道了，直到18世纪才被发现？我觉得这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和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形态是互相促进的，这种观念就是精神永存。怎么传承呢？开始就靠口耳相传，这个不可少；而后就是靠造文字，靠印刷，靠雕版，靠石碑，同时这和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不重视出版，蔡伦的纸就发明不了，没有那么迫切的需求，雕版印刷也发明不了，活字印刷也发明不了。这些发明反过来又促进了出版。所以说要把这套书放在一个中华文化、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审视。
大家都对这部书未来的命运提了一些建议，我也提一些建议。既然这么好的书，梳理了三千年的历史脉搏，考究了那么多的史实，但是不要说社会上的人，就是现在各出版社的高级编辑、编审，谁能把这九卷本读完？虽然作为学术成果这部书是一流的，但是一个研究成果如果不能普及，它的生命力就是不旺盛的，它的意义可能是在以后，而不是在当代——一百年后人们又研究了，才发现一百年前有这部书，才发现其价值。这种尘封的命运不是近二百位专家所期望的。这是第一个建议。
这部书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所以我建议研究所要以这部书为蓝本，写通俗读物，通俗到初中生能够读懂。因为出版印刷的雕版、活字、造纸，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发明。中国有那么多的发明，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就这几项发明。比如欧洲中世纪时期，《圣经》全是手抄的，宗教势力几乎统治了一切；再看文艺复兴的发生，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当时发现了用阿拉伯文所记录下来的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著作，于是他们把它翻译成拉丁文，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印刷术也传到了欧洲，《圣经》以及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得以印刷出来并广为传播。这样一来启发了人们的思维。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孔子的思想传到西欧，给启蒙思想家新的启发。所以从技术、从普及、从思想上考察，就是中华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孕育了文艺复兴，孕育了当代。这段历史我是从西方历史的边边角角淘出来的，西方历史不写这段，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理论产生不了现代社会，只有基督教的那套才能产生现代社会，产生西方思维。这就碰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我所接触的西方的大学生、大学教授、中学生、中学教师，谁都不知道是中国在这点上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命运。要靠西方为我们中国人说话可能吗？还需要我们中国人说。因此我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写通俗读本，要翻译成英、法、德、西、阿拉伯等多种文字。通俗读本翻译的时候要注意话语体系的转化问题，要按我们平时这么说人家不爱看，要变一种说法，但原则、学术思想不能变。希望这部集近二百位专家的心血、耗资也不少，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社科基金办、出版科学研究所、社科院等部门投入这么多的书，走进老百姓，走出国门。这个走出国门当然不是出版史走出国门，而是中华文化。我希望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能再立个项，把这个事情做成做好。(许嘉璐) （注：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系编者所加）
来源 ：中国图书出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