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针对中国的国家角色、「走出去」战略本身、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三者作一连结与解释。透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与中国推动「走出去战略」的背景、过程、内容对照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政府的战略思维较符合「新重商主义」的逻辑。即便在全球的经济整合程度有增无减的背景下，政治上各个国家依然保持独立与自主，亦即「本国利益的追求」仍是国家总体政策与战略的首要目标。「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政府有策略地透过企业为中介，追求实现、提升其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 

壹、前言

中国的崛起对全世界的影响不论是国家、企业、劳工、消费者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可避免的重大冲击，在如此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中，中国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变迁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周期性现象。中国崛起的经济意义，是全球经济体系的重新改组，由世界的工厂到世界的市场，中国的经济崛起影响所及是由劳力密集到技术密集的各种产业结构完全包含在内，早期的中国改革开放策略着重在「引进来」的策略，跨世纪之交中国开始着眼于「走出去」战略，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与中国的国家总体战略之间，究竟有多少关连又如何连结？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议题。

中国的经济不仅面临着由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转型的挑战，它更面对着全球化经济浪潮的冲击以及主要工业国家的反弹，究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是植基于自由主义的比较利益或动态比较利益，以追求企业利润的极大化为终极目标，或者是有国家机器的推手在幕后细心的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铺设出恰当的舞台，正如经济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权力与财富两者之间密合的关系。正如Jacob Viner所言：「不管什么时期、什么国家或何种特殊场合，所有的重商主义者均持有下列主张：首先，财富是权力的绝对基本因素，无论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其次，权力是获取并保持财富的必要且有价值的手段；再者，财富与权力是国家政策的两个极端；最后，这两个极端从长远观点来看是协调一致的，尽管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为了军事防卫的需要，也为了长远经济繁荣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种经济牺牲。」[1]

换言之，如果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不是植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是根源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价值，那么中国政府如何界定相关的「国家利益」，如何形塑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总体方针，乃至于中国的国家机器介入企业海外经营的方法、型态、策略都是值得我们透过严谨的研究加以厘清。

要探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是否符合中国这个国家当前发展阶段的需求？就必须先了解这整个「走出去」战略，是否符合当代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从现今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不论是贸易活动、资本流动与跨国企业的扩展，都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力量，这些现象更进一步强化了国际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但是，即便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全球的整合程度有增无减，政治上各个国家却依然保持其独立与自主，亦即「本国利益的追求」仍是该国家总体政策与战略的首要目标。「国家自主性」依然是每个政府领导菁英念兹在兹的政治信念。

本论文中将进行三个核心问题的探讨：首先，中国「走出去」战略为何？其提出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再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为何？该如何解释此一「企业行为」？最后，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背后，国家介入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为何？该如何解释此一国家行为？

贰、由「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

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政策的基本方向、重要目标。1979年，中国大陆推动改革开放后，积极「吸引外资直接投资」藉以促进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始终是中国政府当局经济施政的主轴之一。[2]

[3]江泽民接着于1999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 Forum)上表示：就已然为中国「走出去战略」埋下了伏笔。前中共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就分别于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正式开始关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之可行性，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的未来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和不同政治信仰，不应该被人为地用来阻碍各种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要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增强自身的竞争力…」[4]

随着总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加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执政当局认为对外开放战略也需「与时俱进」，以符合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趋势。[5]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也观察到整体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与客观经济、技术的条件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始推动向外发展扩张的路线。

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企业应积极提升国际竞争力，以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这段谈话，被外界普遍视为是继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另一阶段的新全球经济战略选择。[6]来年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在「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至此中国正式确立了「鼓励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方针。[7]

再加上近几年来，中国企业大动作地进行海外并购，如2005年3月中国联想公司(Lenovo)成功并购美国IBM个人计算机部门、2005年6月海尔集团(Haier)出价并购美国美泰格集团(Maytag)，以及中国海洋石油公司(Cnooc Ltd.)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UnoCal. Corp)失败等事件的发展过程，再再吸引国际观察家对于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两者间的关系产生高度关注。

近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的产业案例如下表：

表一 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的产业案例[8]

文献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国内的研究学者对于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研究，多数是聚焦在「中国企业自发性的市场行为分析」，例如：ㄧ、投资动机、投资地区、投资产业别、投资进入方式、优劣势分析、个案研究…等论述；二、中国政府对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所提供的各项配套政策协助措施的论述。

但「如何从中国国家角色的高度来解析『走出去战略』本身」，并在此一基础上进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或动机的深入研究，却是寥寥无几。换言之，过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真正将中国国家角色、中国「走出去战略」本身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三者之间作一完整的连结与解释。

因此，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之间，不能仅单纯的将其视为是中国企业自发性的市场行为而已。我们认为应将两者之间的互动视为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意志的展现，亦即「国家有意识地透过企业为中介，间接追求实现或提升其国家利益的国家行为」。换言之，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应该是与中国国家利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才是。

叁、甚么是「走出去」战略？

    一、中国「走出去」战略提出的国际背景

（一）经济全球化

在文化大革命下的中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进而导致国内经济倒退十年的浩劫。经此痛苦经验，中国国家领导人重新体认到中国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性。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改革方向之后，国内总体经济水平与日俱增。但该如何面对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维持国内经济成长的势头，同时解决内部发展过程中浮现的各类社会矛盾与紧张？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下一个重要课题。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中国「对外开放」的谈话得知，中国必须再更深入、更积极地与世界接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全球战略思维进行深度思考，以积极合作的交流态度与世界互动，如此方能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布局与长远发展。[9]换言之，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与全球经济暨体系切割开，相互独立。中国企业的持续成长必须依赖与国际环境的结合。

(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1978年的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透过「招商引资」的方式，首次与世界重新接轨。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为了能再进一步地与世界各国接轨，选择透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方式来实践其目标。对于积极加入WTO的中国而言，虽能享有身为WTO会员国的平等待遇，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市场必须受到世界各国外资企业进入市场布局的挑战。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此一举动将必不可免地提高国内市场环境的竞争性。故此，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思索与分析现有的竞争优、劣势，以及如何寻求建构自我更佳的竞争优势，掌握全球竞争的筹码与资源，抑或是快速吸收新的经营观念、策略、技术等，以因应未来国内、外市场的双重竞争。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则是：「透过加入WTO来培养属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以利未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下战略布局」。[10]

    二、中国「走出去」战略提出的过程

(一)   1997—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江泽民认为：「对外开放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面对国际政经环境快速变化的趋势，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1]」

(二)   1998—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有关「对外投资」部分，江泽民提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设厂。」中国政府在以积极出口创汇为基础的对外开放方向上，也正式开始关注如何以国家的高度去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之可行性。[12]

(三)   1999.09.27—中国上海举行的「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 Forum)

江泽民致词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的未来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前途，而且对亚洲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主张，世界上存在的社会制度差异和不同政治信仰，不应该被人为地用来阻碍各种正常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要学习外国企业的先进经验，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经风雨见世面，增强自身的竞争力…」[13]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企业应积极提升国际竞争力，以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这段谈话，被外界视为是继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另一阶段的新全球经济战略选择。[14]

(四)   2000.03—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江泽民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并努力掌握主动权，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是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的必由之路。这样做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步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管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努力促使中国经济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迈出新的步伐。在『走出去』的实践中，要摸索经验、制定规范、加强管理，积极稳妥地把工作做好。[15]」

这段谈话被视为是中国「走出去战略」概念的首次提出。[16]更重要的是他明确表达了「走出去战略」的目的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相关资源的优化配置；政策措施上，要鼓励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企业在生产、融资、销售、运营、服务所有层面跨国化、国际化。这也是明确的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取向，指示要求政府主动积极出手。

(五)   2000.10—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明确而具体的提出「走出去战略」，正式确立「鼓励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战略方针。[17]

(六)   2001.03—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的第七项─进一步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项目中述及[18]，「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开发资源，发展国际工程承包，扩大劳务出口等，建立和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为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创造条件。[19]」

(七)   2002.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实施「走出去战略」，正式被写入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另外，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认为「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坚持以质取胜，努力扩大出口，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企业对外投资，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20]」

(八)   2007.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第四代领导梯队接掌权力之后，「走出去」战略又更进一步被提升到具体落实的层次。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基本国策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策略结合起来，扩大开放，完善国内外市场的联动，目的要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融入、参与国际经济，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中国相对于世界上其它经济大国的竞争优势。而这种思惟具有明显的「新重商主义」的色彩。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中国对外经济部分，提出「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强双边多边经贸合作。采取综合措施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21]」

 三、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

从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提出过程来看，此一战略概念的建构，虽是脱胎于1997年，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但首次明确将「走出去战略」定调为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方向并且正式写入党的经济计划文件，则是体现于200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2]与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画的建议」[23]两份文件内容中。我们用上述两份文件为基础，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内容作一整理，可以总结出下列重点：

中国政府支持并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以实现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

(一)    政府支持海外合作开发中国国内所短缺的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重置；与此同时，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积极开发与利用海外资源。

(三) 在中国早期发展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境外加工贸易，进而带动国内出口。

(四) 健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出入境管理等方面，替中国「走出去战略」创立优势条件；与此同时，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稽核机制，进而规范境外国有资产投资的监管。

(五) 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须与周边国家积极进行经济技术合作，亦须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

美国企业家曾说：「凡是有利于通用汽车的，就是有利于美国」。这种观点认为，企业的扩张与成长一定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企业直接在海外进行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跨越国境的限制，摆脱自己国家的经济环境的局限，以取得或控制在其它国家内部进行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技术研发、原物料采购…。海外直接投资也可能是倂购现存企业或是兴建新的生产设施，或是透过与外国公司合组企业联盟以扩大经营范畴。换言之，企业走出去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企业经营者的立场而言，本质上是一个公司企图在国境以外的市场建立永续经营地位的总体战略。但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战略，基本上有别于20世纪1950年代以后美、欧、日跨国企业在海外的成长与扩张。其主要区别是；中国的跨国企业一直有着相当大比例的国家资本与人事、组织的背景，纯民营企业背景的海外投资行为，在2000年以前还不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行为者。

我们要解释，中国政府是否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设计「走出去」战略？还是不得不然的被动响应中国企业在目前发展阶段的扩张需求？是市场的力量在驱动中国的企业，主动寻求最低成本的海外成本地？或是为企业的扩张寻求最佳的接近市场的管道？究竟国际经济的环境和国际政治的格局是否已经发展出有利于中国「走出去」的总体格局？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中，研究企业的海外投资经商行为与母国政治经商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下列几种模式：

第一类是植基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企业的海外扩张主要目的是提升自己的商业利益、扩展企业版图。这一类的理论认为，基于生产因素的配置所进行的经济生产专业分工，就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考虑。学者Raymond Vernon提出的海外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模式」[24]。John Dunning则是强调科技发展，通讯及运输技术的发达，配合企业组织与管理技术的演进，大幅度降低了企业国际化的成本[25]。Richard Caves则提出分析，认为具有寡占优势的企业，会透过海外直接投资将交易成本内部化[26]。哈佛大学的Michael Porter在其名著「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跨国企业可以选择全球最具成本效益的地点，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从原物料开采、产品生产、到市场开发所组合成的价值链，正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策略特征[27]。这类观点认为多国籍企业即是运用各种优势所建构出来的企业网络、结合科技与信息的进步技术，为企业奠下营运成功的商业基础。

上述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所衍生出来的各种理论模式，虽说明了企业的海外扩张或许可以增进企业的商业利益。却不能够说明其是否有助于企业母国的国家利益，甚且在某些情况之下，或许还可能伤害到母国的国家利益！而母国的执政当局又为何要动员国家机器与国家资源来协助推动企业海外扩张的政策？

针对这个问题，另外两种理论则分别是「新帝国主义论」和「新重商主义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企业向海外的扩张与投资代表母国的国力延伸。前者更强调，在母国的对外经贸、外交政策考虑之下，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凌驾公共利益之上的。另外；这两种理论都强调国家利益和企业海外扩张投资的紧密关联。

「新帝国主义论」是不接受自由主义多元论的解释。依据这个观点，国家利益是等同于企业在海外扩张的利益；即便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扩张不见得能随时随地配合母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大战略，但是就母国的总体海外政策而言，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即使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新帝国主义强调，企业海外投资也可以配合国家的政治目的，对落后地区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的海外投资会持续复制、维系落后地区对投资国的依赖与不平等关系[28]。而地主国的经济结构被扭曲，却只能配合投资母国的发展需求。[29]新帝国主义的论点有理论上的缺失，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跨国企业在1970年代海外投资的70%都投入到已开发地区，而非欠缺资本的落后国家。

「新重商主义论」的观点则是认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是符合母国的国家利益，强调民族国家(而非资产阶级)才是推动企业跨国化的主要行为者。政府利用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来强化母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本质是零和式的高度竞争，在这个基本上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要比相互获益(mutual gain)更为重要，各国政府都会企图在国际经济场域中，设法为本国谋求最大利益。重商主义论者承认相互依存的事实，却强调「不对称性」与「冲突性」的相互依存关系。

「新重商主义论」强调：

ㄧ、国家安全与国家权力的「高阶政治」(high politics)要优先于经济福祉的「低阶政治」(low politics)。

二、国家的对外经贸政策要服膺于国家安全政策。

三、提升本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力量与提振国内的经济繁荣，只是强化国家力量的总目标下的子目标。国家既要追求财富，也要强化实力。

四、企业海外投资扩张不能抽离、自外于整体国际政治秩序环境。必须考虑母国如何建构该国与其它地主国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

五、民族国家不会单纯的因为追求全球经济效率与国内经济福祉，而去拥抱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互惠互利、开放型态的国际贸易/投资体制。[30]

伍、为何中国企业要「走出去」？

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走出去的最终目标就是：透过对国际市场的参与以及全球布局的方式，以降低企业经营生产成本，追求市场利润极大化，扩大企业经营规模，进而达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我们先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来进行分析，有下列几项：

一、生产资源取得的考虑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追求利润极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其中的关键之一，即是如何确保生产资源的稳定供给。随着中国总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与产业发展规模的扩大，中国企业对于资源的取得与利用，已面临到供不应求的局面。以石油为例，从1993年开始，中国正式从石油出口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能源资源短缺的问题，不仅仅是影响到能源相关产业的营运，更是直接冲击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可能。[31]故此，中国企业自身在利润极大化条件的驱动下，必须走出去寻找生产所需资源，以弥补国内市场生产资源供给不足的窘境。

二、获取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

过去中国企业主要是透过吸引外资来华设厂投资的方式来获得技术移转与管理经验学习，确实有助于自身整体竞争水平的提升。对于先进发达国家而言，随着中国政经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如何继续维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尤其是技术优势，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故此，纷纷设立技术移转壁垒，以防止国内核心技术的流失；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目前整体技术水平、经营管理经验相较于先进发达国家仍落后许多，再加上先进发达国家对之所加诸的种种技术限制，间接地制约其未来发展。面对此双重困境，近年来中国企业纷纷改采「到当地设厂直接投资」的方式，成为其取得技术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32]

三、投资资金取得的考虑

对于想扩大经营规模的中国企业而言，面对到国内资本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融资管道有限的情况，无疑是增加其在国内筹资的难度。面对此一经营困境，中国企业希望透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到海外上市、向国外商业银行贷款或在海外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合资等方式以获得投资资金。

但另一方面，从中国政府现行外汇管理体制来看，基于避免国内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之名，行资本外逃、国家资产转移之实，故此，多要求走出去的企业需缴纳外汇汇出金额的5％作为利润汇回保证金，可隐约察觉到中国政府面对到整体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阶段所产生的「保守金融」行政管理的心态，与其走出去战略并不相妨碍。[33]

四、透过扩大出口方式，开拓国外新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连带地带动国内劳动成本价格的上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这种成本结构的变动直接冲击到其产品价格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正式逐步开放国外厂商到国内市场经营，此举意味着国内市场竞争将会因此加剧，中国企业不再是唯一的参与者。上述的发展情况皆迫使中国企业必须思考对海外直接投资，藉以寻求并占有国外新市场的份额，以确保企业自身的永续发展。

五、透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资产转移、资本外逃之行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相关讨论议题的热潮终未稍减。随着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政府面对到的不只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旧议题，而是「资本外逃」的新兴议题。所谓资本外逃的定义，是指为了回避本国非正常的、扭曲的政治经济风险，或者是为了逃避本国当局控制的「异常」资本[34]流出，通常，此类异常资本流出将会威胁到本国政府或社会目标的实现。[35]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公司治理、产权处理、金融体制等相关改革配套措施均未能提供其完善的保护网时，中国企业基于理性考虑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透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企业资产转移、资本外逃，以回避在国内投资风险的发生。

陆、为何中国政府要推动「走出去战略」？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能仅视为是中国企业自发性的市场行为而已，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某种程度上的国家意志的展现，也就是国家有意识地透过企业为中介，间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国家「新重商主义」的行为。

换言之，中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展现。故此，中国政府除了有考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利润动机的推力外，更有基于国家发展过程中，强化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力量，扩展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利基，透过跨国投资与经营以巩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而体认到必须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自发性动机，分析如下：

一、充分掌握战略性/稀缺性资源(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取得的因素考虑[36]

前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机：企业在利润极大化的驱动下，首先即确保「生产资源」的稳定供给。然而对于国家行为者「政府」而言，首要考虑的则是确保「战略性资源」的稳定供给。以石油能源资源为例，自1993年始，中国正式由石油出口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强烈突显出中国国内石油能源储蓄量不足的事实，且不久的未来势必将因石油能源缺乏而受制于其它国家。其走出去的动机之一即：任何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此一困境都会认为，中国必须在1.确保石油能源供应安全2.国家经济安全等前提下，透过国家力量来取得石油能源。例：近期中石化、中海油…大规模购倂动作。另一方面，以美中两国在中亚地区进行石油开发的争夺为例，面对全球战略性资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除了稳定自身石油供给外，如何更进一步获取较多的石油能源，进而「制约」其竞争对手的能源供应，此为走出去的动机之二。[37]

二、谨慎绕过进口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壁垒

对各国而言，近年来中国挟其劳动价格优势(指低劳动成本且大量生产制造)，实行大量出口创汇政策，直接冲击到各国贸易出口量，形成对中贸易逆差的现象层出不穷。根据WTO的统计数据，各国针对中国所提出的反倾销案件，1995－2005年底，10年间总计338件之多，排名第一。[38]故此；世界各国除了透过WTO申请反倾销诉讼外，还自行设立许多对付中国出口商品的隐性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如：进出口管制、高额关税、低进口配额、反倾销、环保限制…等不一而足，以遏止彼此之间不平衡贸易的情况。对于中国而言，面对这种种限制，除了透过WTO的协调机制外，中国必须透过第三国市场生产或转口贸易，以消除目前的出口困境[39]。诚如谈萧在「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一书中所提及：「中国目前处理国外贸易壁垒的唯一方式，即是将生产基地直接设立在当地出口市场，变国内生产国外销售为国外生产国外销售，以规避贸易与非贸易壁垒。[40]」

三、积极消除国内庞大外汇存底的压力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透过出口创汇政策来积累大量的外汇存底，使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外汇存底却也造成中国境内资金泛滥的市场环境，经济泡沫俨然成形。面对泡沫经济的压力，国际间认为唯有透过对人民币币值的加速升值，方能解决目前的泡沫困境，这也是美国、欧盟、日本对中国持续施压的焦点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人民币稳定升值与国内经济稳定成长两者皆能取得平衡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大量的外汇存底，成为中国政府所必须处理的重要课题。故此，透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消除目前国内庞大外汇存底的压力。

四、调整目前经济和产业结构，以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资的引进创造了国内经济成长的动力，但也造成国内各产业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的问题，影响到中国经济结构的整体发展。因此，透过对外直接投资，一可使已面临产能过剩压力的国内企业，顺势导引到国际市场进行第二波开拓；二可藉产业内部技术交流与示范，提升整体技术水平，优化整体经济产业结构，藉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成长。[41]

五、形塑中国国际形象，稳定国际地位

中国「政府」不论是在政策上的松绑或是财政上的挹注，其主要目的皆是希望，透过「企业」走出去来营造中国国际地位的形象；与此同时，政府积极透过与世界各国建立双边、多边的贸易协议，如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积极参与或组织区域性、全球性经贸组织，如参与WTO、组织东协加一、东协加三等方式，藉以提升国际地位，形塑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之国际形象。

六、国际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考虑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论是在先进发达国家或是开发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背后的动机可简单地视为追求利润极大化的市场行为；但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世界其它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经济」逻辑的利益考虑，尚包含「政治」逻辑的利益考虑。对于投资母国而言，透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以企业为中介，是实行政治上对外援助，获取其它国家政治支持的主要管道之一。以中国近年来不断地对中南美、非洲等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开发为例，中国政府虽明摆着是透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获取其全球经济利益；但此一作为亦间接打压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一石两鸟充分达其政治目的。换言之，「对外经贸政策」可以巧妙的转换为「外交政策工具」。

柒‧结论

从上述数据显示，中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政府从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开始建构此一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思维。之后，中国政府在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在「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正式将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从「引进来」为主转向为「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亦即将「外来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两者相互结合与运用。直至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将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方向定调为「迈向开放型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国家领导人认为中国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但并不等同于随波逐流。从1997年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画的建议」、以及2007年10月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来看，中国在进行对外开放、迈向全球的同时，对于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亦是其未来关切的重点之一。因此，我们认为「走出去战略」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与世界全球进一步接轨的必然趋势，但与此同时，如何巧妙运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布局与跨国投资的策略，维护强化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亦是中国必须慎重关注的重要课题。

所以，根据上述的资料，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不仅仅是鼓励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向外发展，更是中国迈向「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目标下的全球政经战略。[42]反观90年代末期，中国国家领导人开始提出「走出去」的战略构想，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新重商主义」思维逻辑的影响，他们延续了改革开放之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鼓励产业发展、高新科技、经济效益、创造就业的政策，企图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为中国的「大国崛起」打造出更扎实的国力基础。回首当年，推动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源自于企业界的压力或诉求，而是由国家机器旴衡整体国家发展需求与国家利益之后，主动规划、发动的大战略。这种政策思维有点神似1960年代的美国政府与企业菁英的想法，认为国家安全的需求与企业的海外成长扩张的需求是完求兼容、相辅相成的。

但是另一个值得吾人注意的趋势是：非国营经济的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整体比重将会逐年增加；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将会发现他们未必能够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集团随意发号施令，这些企业也极可能不再认同企业经济利益必须为国家政治利益服务的理念。一个植基于「新重商主义」意识形态的大战略极可能会无意之间制造出来一批服膺「自由主义」、追求商业利润极大化的「中国制」跨国企业游走于全球化的经济、贸易、金融体系之间！（特约研究员 郑又平 研究助理 林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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