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图书馆和晨光出版公司是旧中国的两个小型私营出版社，但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至今（也许永远）为人们所难以忘怀。在出版社加速走向产业化的今天，前辈文化人与出版家联手创造文化奇迹的故事，值得我们反复吟味。
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
辛亥革命成功后，安徽成立都督府，柏文蔚为都督，陈独秀为秘书长。当年曾帮助陈独秀等办《安徽俗话报》的汪孟邹，在一些人的怂恿下来到安庆找陈独秀，要求谋一份差使。没想到陈独秀沉着脸说：“做什么官！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我让柏文蔚帮忙，你到上海开一个书店，就叫亚东图书馆吧。”
汪孟邹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将哥哥汪希颜的儿子汪原放从芜湖召来上海，在福州路（原四马路）惠福里办起了亚东图书馆，后来又迁到江西路口的福华里。时局果如陈独秀所料，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将陈独秀列为第一“要犯”通缉追捕。陈独秀逃到上海，正好帮助汪孟邹经办亚东图书馆，他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并编写《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陈独秀对亚东图书馆缩在弄堂里极为反感，多次对汪孟邹说：“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亚东图书馆迁至五马路（今广东路）棋盘街西首。
陈独秀曾对汪孟邹说起：“我早就想办一本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全国的思想都要改观。”汪孟邹对陈独秀创办杂志的主张极表赞同，可是亚东生意十分清淡，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找到同行老友，群益书社的陈子寿、陈子沛兄弟帮忙。1916年9月间，亚东图书馆和群益书社曾有合并成立书局的设想。陈独秀知道后特别高兴。他给胡适写信邀约胡适为书局翻译。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合并之事终成泡影。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给亚东图书馆带来了新的气象。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当时国内的一些知名学者，如杨敏曾、钱玄同、程演生、杨昌济、梁漱溟等的著作，都由亚东经销，亚东图书馆也因此而扬名。《新青年》办起来后，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秀到北大后又把所创办的《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传播阵地。1920年8月，由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在亚东图书馆正式发行，陈独秀和胡适分别为之作《水浒新叙》和《水浒传考证》。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北大受到排挤，重又回到上海，便居住在亚东图书馆。他在这里多次会见北京学联代表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告诉他们，中国的希望在于走俄国革命的路，彻底打倒封建军阀。各地进步青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纷纷建立文化书社，这些文化书社经陈独秀介绍，都与亚东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如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等。陈独秀为他们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就曾拿着这张保单，来亚东联系过书刊业务。1920年8月，陈独秀和苏俄代表维经斯基等谈话后，积极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他的许多活动都是在亚东进行的。汪孟邹出于对老友的信赖和理解，为陈独秀的活动提供方便。1922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在上海创刊，陈独秀找到汪孟邹，让亚东筹措最好的纸张，以作《向导》印刷之用。《向导》印好后，亚东还承担了它的发行工作。与此同时，亚东图书馆正抓紧赶排《独秀文存》。
陈独秀的第二个儿子陈乔年，常来亚东图书馆，和汪原放成为密友。陈乔年成为中共领导人后，介绍汪原放入党。1927年5月，汪原放曾奉指示来到汉口，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管理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和宏源纸行，负责《向导》的印刷出版和发行。陈独秀辞去总书记的职务后，汪原放于同年九月陪陈独秀来到上海。遵照陈独秀的意见，汪原放又回到亚东图书馆，当起编译。1932年10月，陈独秀又一次被捕入狱。他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寄来明信片，说他生病了。汪原放来到南京探视。陈独秀虽在病中，但和汪原放谈论的话题，仍然不离亚东图书馆的事。
1933年5月，汪原放又一次来南京探视。陈独秀说：“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想想心里不踏实。你回去后，让亚东重印《独秀文存》，这样我可以拿版费把亚东的账结清了。”汪原放重印《独秀文存》，在不长的时间销售了4000部。他与亚东的经济账总算结清，尚存的钱，委托亚东按月支付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陈和年。陈独秀在狱中，通过与汪氏叔侄的来信，获知了亚东经济上已不堪重负的详情。1937年10月11日，他建议亚东印行《今古奇观》和章士钊的《诉状》。后来又建议印行章士钊《论衡》及李季译《马可波罗》，因为这些书“都要行销些”。他还告诉汪原放，亚东图书馆现在“加文具部，很要紧。文具生意的利润也不错，和书籍同做，财政可以活泼的多”。
东亚图书馆为摆脱困境，四处借款，借款不成，提出成立股份公司的设想。陈独秀知道后来信劝阻，提出集资合办的方法，并让汪孟邹邀请章士钊、黄仲等，请他们集资五万元，出任董事。1936年，亚东图书馆遵照陈独秀的建议，拟订了一个新的出版计划，其中便有编辑《民族革命家丛书》一项。汪孟邹请陈独秀帮助物色人选，他推荐王文元担任编辑。王文元没有编辑这套丛书，却化名译编了《苏联党狱之真相》和《苏联党狱之国际舆论》，交由亚东出版发行。这期间，亚东还出版印刷了
法国作家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和与此相关的《答客难》。之后又印了托洛茨基的几本书，还印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几本小册子。
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时，疾病的疼痛已折磨得他不能握笔写作。尽管如此，他依然割舍不了亚东情结，在家徒四壁之际，仍寄语汪孟邹，说自己身在巴蜀，却还神往芜湖科学图书社的岁月，真想东下芜湖，重开科学图书社。
1953年2月13日，上海市军管会决定，亚东图书馆停业。到这时，创业于1913年的亚东图书馆，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 （张家康）
晨光出版公司始末
老舍先生在重庆时，曾入股姚蓬子办的作家书屋。姚蓬子出80元，老舍先生出20元。但姚只顾自己赚钱，毫不在意作家的利益。老舍知道后大为恼火，表示退出。老舍开书店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但他要为作家谋利益，自己办书店的愿望一直没有泯灭。
我父亲赵家璧是从上海迁渝的，他当时为良友图书公司的经理兼编辑。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我们一家人回到上海，父亲在老同学张讳涛的公司里借了一张写字台，开始筹措良友图书公司的重张事宜。可是等待他的却是良友图书公司内部股东之争。父亲毅然离开良友公司。而良友图书公司失去赵家璧，好似失去主心骨，从此在出版界也沉寂了。时值1946年2月，正当父亲感到宏图无着时，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途经上海，父亲在愚园路寓所为他们饯行。参加宴会的有巴金、郑振铎、叶圣陶、赵清阁、许广平、章靳以等。散席后，老舍约父亲次日再谈。第二天一见面，老舍握着父亲的手爽朗地说：“家璧，现在‘良友’既然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来合办一个新的。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携起手来，办个出版社，也可以打出一块新牌子来。你不必恋恋不舍那块‘良友’的老牌子了。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些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我仅投一点资，一切由你去主持，赚了钱，分我一份，亏本，我不管，不能再向我要。我们用‘相见以诚’四个字来共同合作。”老舍这段话使父亲心里豁然开朗。
可是老舍能从美国出版商手里拿到多少钱？什么时间能拿到钱呢？父亲顶着族人的卑讥目光，变卖了部分田产，迈开创业的第一步。1946年10月后，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他所得到的部分版税，总计约二千美元。父亲为取信于他，用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去登记注册，取名“晨光出版公司”。申请是民国三十七年（1946年）7月30日发出，9月17日由工商部核准。公司资本总额五亿元分500股，赵家璧200股、舒舍予（老舍原名庆春，字舍予）150股、陈熙元22股、陆祖琬98股、胡絜青30股，以上五人为发起人，赵家璧、舒舍予、陆祖琬为董事，胡絜青为监察人。其中陆与胡分别是赵与舒的夫人，陈是赵的外甥女婿。公司设在上海哈尔滨路258号我家客厅里，雇员只有一名，那是我的表哥陆元勋。
晨光的出版物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晨光文学丛书”。1946年11月，由老舍创作的《惶惑》和《偷生》（即《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及巴金创作的《寒夜》、《第四病室》四部小说，作为“晨光文学丛书”的第一批新书问世，很快就获得文学爱好者的青睐。钱钟书先生著的《围城》，是父亲通过陈西禾约到的，编为丛书的第七种，于1947年5月初版，但销售不热。上世纪70年代国门打开后，人们发现此时《围城》已有了英、法、德、日、俄、捷等多种译本。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大量重印了《围城》，一时大江南北大家都认识了方鸿渐。与《围城》同期出版的师陀著《结婚》一书，是父亲从巴金手中拿到的。巴金对父亲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作品，但当时晨光初版只有2000册。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一次就印了10万册。丛书中还有：陆小曼编的《志摩日记》、王西彦著《村野恋人》、耿济之译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萧乾著《珍珠米》、端木蕻良的《大江》、李广田的《引力》，等等。
老舍先生除把自己的新作交给晨光出版外，还把分散在各书店的旧作版权买回来，经他本人整理修订后，编入“晨光文学丛书”，计划等条件成熟，再重新用大本子出精装本。所以在这套丛书中老舍的作品占的数量最多，除前述的《四世同堂》和《方珍珠》、《过新年》、《龙须沟》等新作外，《猫城记》、《离婚》、《老张的哲学》等旧作也都出现在丛书中，前后共有16种。
上海解放以后，晨光出版公司将出版的重心移向画库与通俗文艺。1950年1月老舍回国，与我父亲商议决定，要顺应历史，结束晨光出版公司业务，但未获批准。1954年4月公私合营，晨光并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父亲则被安排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兼摄影编辑室主任。自1946年9月创办算起，晨光经营了将近八年。（赵修慧）
摘自《世纪》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