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出版，对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来说，可谓一波三折。对这本权威性学术著作，三联是早有所闻，也早有关注的。对于这本书的作者傅高义先生，三联书店是熟悉和了解的。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我们就出版过他有关日本问题研究的著作。 2011年 9月，这本书的英文版刚出版不久，我们就发现这本书好评如潮，在英语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许多政界、学术界名人纷纷表态推荐。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本书尽管被人们称之为“邓小平传”，但是它有一个宏观的主题，作者以传记的形式，解读时代历史变局，探讨邓小平是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走向，如何改变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因而我们确认这是一本有重大学术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的“大书”。就它的整体倾向而言，我们发现书中不仅热情肯定了中国30年来的改革和社会进步，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努力尝试让世界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作者对中国的友好和善意是不言而喻的。他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对邓小平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将邓小平视为中国几千年来、世界100年来少有的伟人，许多重要评语令我们读了为之感动。了解到这些之后，我们决定要拿到这本书的中国大陆版权。

　　在这之前我们已得知，傅高义已将这部著作的全部中文版权委托给了香港中文大学。于是，我们和香港方面取得联系，这大约是英文版出版两个月以后。不料想有人捷足先登，我们倒成了后知后觉者。对方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已经有30家出版社来联系此书的版权，若三联想加入，请写策划书来参与竞争。三联书店的领导层高度重视此事，当即紧急成立了一个由店领导和骨干编辑组成的策划小组，赶写了一份1万多字的策划报告， 3天之内寄往香港。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的报价是首印30万册。后来我们得知，第一轮，我们“入围”了，有5家出版社可以进入自费第二轮竞争。不过，虽然我们对书的理解和定位得到了首肯，但是我们的首印30万册报价却是5家出版社中最低的。第二轮，对方又让我们根据傅高义先生本人的要求，另写一份编辑设想，集中回答傅高义先生感兴趣的一些有关编辑合作的问题，我们又写了大约 1万字，用了 7页纸，但是后来我们听说有的出版社写了40页纸。最后香港方面通知我们，下面还有第三轮，三联书店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入围。同时通知我们，第三轮是面试，请我们和上海的那家出版社派人在 2012年 1月 17日到香港与傅高义先生分别面谈。 1月17日，三联书店派我和编辑叶彤飞往香港。当时傅高义先生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间很紧张，平均每两个小时就有一场演讲安排。他的时间表上，分别定下了与上海那家出版社的代表和我们会谈的时间，都是一个半小时。那天晚上，上海方面的人谈完了，已是晚上 8点半。此时傅高义先生已经整整忙了一天，再与我们洽谈，我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毕竟他已经82岁了。

　　而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不容易，要说的话很多，光是谈话提纲我就写了三页纸，很怕没有充足的时间与他交谈。而傅高义先生对作这个出版决定显得十分慎重。事前曾表示，他会在两次会谈结束后思考一两天，然后在1月19日他离开香港之前宣布他的决定。这种严肃的态度使我们感到压力更大，所以当我们走进他的房间与他见面时，颇有些心怀忐忑。

　　那天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也在座，她是傅高义先生委托的版权代理人。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四人谈话的气氛极亲切、极融洽，大家都被傅高义先生幽默风趣的谈话风格所感染，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整个谈话过程，就像大家在共同叙述一个开心的故事，我准备的谈话提纲基本没有用上。我感觉还没有谈完，忽然傅高义先生就站起来说：“我已经作出决定，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令我们喜出望外。

　　我认为傅高义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联的品牌优势，傅高义先生事前于此是有所了解的；二是我们的编辑设想虽然简短，但却较为清晰地回答了他关心的问题；三是我们显示出的诚意取得了他的信任。三联承诺在编辑过程中尊重他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与他保持沟通，征求他的意见。这一条对他是最重要的。至于首印数，我们承诺提高到50万册，这也符合他的预期。尽管他并不在意版税收入的高低，但他仍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读到他的书。

　　《邓小平时代》出版，恰逢“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三联以此作为本书的宣传话题进行重点推广，并在作者配合的基础上，大力投入资金，与《人民日报》、央视和凤凰网等主流媒体合作进行宣传。回顾《邓小平时代》的整个出版营销过程，我有三点重要体会：一、出版畅销书有风险，要敢于面对；二、抓畅销书要举全店之力；三、做畅销书要有周密的计划。策划先于运作、策划重于运作、策划高于运作。（王晓君）

来源：新华书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