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文化重镇，自古图书业发达，最早的书肆业约出现在唐代，五代初已有文字记载。据《契丹国志》载，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性好读书，曾“令人赉金宝私入幽州（即今北京）市书，载以自随，凡数万卷，置书堂于医巫闾山上，匾曰‘望海堂’”。居然能在市场上买到“数万卷”图书，可见当时幽州的书肆业已非常发达。

    然而，当时北京城地处宋辽战略要津，战乱不已，图书被当成了战争工具，只要是内容涉及“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的，宋辽双方均不许出版，生怕对方从书中获取斗争经验。辽、金两朝，甚至严禁己方图书流入中原。所谓“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

    据《塞北王朝·中原典籍在塞外》记载：“塞北王朝中，有的曾下令严禁本国书籍流入中原，但却没有一个王朝拒绝中原书籍流入本国的。尤其是对于儒学经典，更是如饥似渴地搜求。金章宗不遗余力，他以宋朝的书目《崇文总目》为依据，下令把缺少的书籍一律买齐，如果有人不愿出售，也可以借来誊写后交还，并付给书价的一半。”

    辽、金文化不如中原，便打起小算盘，以为流入的文化越多越好，流出的越少越好，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思维，结果两朝虽大力推广文教数百年间，却始终落后。文化的价值在共享，闭门造车只能窒息文化的创造力，就算费尽心机搞出点东西来，也是死学、废学。

    南北对峙经元代一统后，不足百年，明朝又取而代之。明初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南北已出现文化断层，彼此缺乏认同感，故朱元璋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元代是严禁私人刻书的，明初下令对书肆、刻坊免予征税。

    老北京的出版分为官刻、坊刻、团体刻（包括寺院刻、书院刻、会馆刻）、私刻（包括私宅刻、家刻、自刻）四类。坊刻偏重市场，私刻偏重学术，免税以后，这两方受益最大，所以明代文化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局面，所谓“明末无白丁”，国民教育水准普遍偏高，据当时来华的西方商人记载，明朝人温文尔雅，襟怀开放。意大利人利玛窦、葡萄牙人阳玛诺都曾在北京出版图书，明末已有许多人知道地球是圆的，阅读过世界地图，而到了1840年，西方人凭坚船利炮打进中国时，清朝知道英吉利的反而寥寥无几。

    开明的出版政策，导致图书业空前繁荣，明代北京城书肆遍及国子监、刑部街、隆福寺等地，在白塔寺、护国寺一带也有书摊，东城灯市口、西城城隍庙更是火爆。老北京成为与金陵（今南京市）、阊阖（今苏州市）、临安（今杭州市）并称的全国四大聚书地之一，从此奠定了文化之都的地位。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