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浙大社坚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和学科发展及技术进步的趋势，精心策划和实施了《宋画全集》、《中国科技进展》丛书、《浙江文献集成》等重大出版工程和“基于高校学术资源库的数字出版和个性化服务系统”等重要研究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出版社品牌的提升和整体发展,各项经济效益指标翻番，获得全国一级图书出版单位和“百佳”出版社称号，被评为“2009～2010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并且在出版政府奖、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项目、“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国家科技出版基金等多个方面在全国出版社中名列前茅。与此同时，出版实力的增强使得资源、队伍、技术等进一步积聚，更加强化出版社特色。
坚持“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浙江大学出版社，近年来的发展成就也可以由这三个方面来概括：重大社科学术出版工程充分发挥了浙大的综合优势，也提升了出版社的品牌价值；推动中国科研前沿成果走向国际，使浙大社跻身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国家队”行列；在电子书、手机终端阅读等多个数字化出版领域掌握先机，积极介入，较早地树立了浙大社的数字出版品牌。而这些发展成绩的背后推手，却是一位在5年前尚未接触出版的“外行人”，现任浙大社社长傅强。
对傅强来说，虽然从小爱买书、爱看书，但从来没有接触过出版行业，甚至很少有出版业的朋友，进入这个行业可谓偶然。在大学毕业以后，傅强就一直留校工作，期间辗转过多个部门，但主要工作都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2006年浙江大学组织部门征求他对工作意向安排，他在几个备选岗位中选择了出版社社长这个当时还“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的岗位，在他看来，进入大学出版社，也无非是换个岗位继续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虽然入职前对出版这份工作了解不多，但傅强进入出版社的适应过程倒是意外的顺利。有不少同事事后说，他们觉得他到出版社“好像没有经过什么过渡期”就很自然地开展工作了——这让傅强颇为自豪。在他自己看来，在担任社长之前的工作经历，给了他思考问题更加多元化的角度。
在傅强进入出版业的当口，正是中国出版业处在剧烈变革的时刻，面对转企改制、出版“走出去”、数字化的挑战等全新课题，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都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傅强博士毕业论文的方向就是计算机智能信息处理，这让他对数字技术领域有着更多自觉和洞察力，从到出版社起就不断探讨数字化出版领域的机会。来浙大社不到一个星期，浙江省组织申报一个国家中长期规划的重大科技发展项目找到傅强，虽然参与项目的企业不乏广电、影视行业大鳄，但他们都需要一个概念来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而出版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结合点。参加过两次研讨会后，傅强茅塞顿开：在出版业以外，出版社还是大有可为的。半年后，他带领浙大社拿到了浙江省重大项目《面向家庭的个性化数字出版服务技术与应用示范》，通过利用社外资金和资源，浙大社未花一分钱做起了数字出版项目，并借此引进了人才队伍。也是在同一年，他还将浙江大学数字应用项目引进社里。2010年，浙大社的数字出版与服务收入就超过了1000万元。
“求是创新”是浙江大学的校训，也是傅强进入浙大社之后一直坚持的工作理念，他善于学习、乐于探索，围绕发挥高水平大学综合优势、精心打造核心竞争能力，带领着他的班子走出了一条高校出版社的特色发展之路。
您如何看待大学品牌与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浙大社与浙大品牌之间的关系？
对于高水平大学的出版社，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是出版社最宝贵的资源，传播学校的声誉和品牌是出版社服务学校的最重要使命。出版社的品牌既是母体的子品牌，同时也可以通过良性互动对大学的品牌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一方面体现在出版社通过高品质的产品来传播学校的品牌，另一方面出版社的品牌和形象对学校的品牌有重要的补充和支撑作用。
出版社要和大学品牌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关键在于精神的一脉相承、目标的高度统一，特色和优势的有效呼应，而出版社必须通过主动自觉的服务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浙江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求是创新”的校风，“海纳江河”的学科特点，“明目扩胸”、“高水平、强辐射”对国家前途命运和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追求卓越”的精神，都是出版社可继承的最宝贵财富，也无疑是出版社呼应学校品牌建设的主要内容。为此，出版社明确树立建设一流大学出版社的战略目标，强调综合性、研究性、创新性的特点，并在“十二五”提出“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等等，都是将服务学校品牌建设作为最终目标。
品牌最重要的载体是产品。通过产品传播学校的学术成果是服务学校品牌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产品品质的追求来传播学校的学术追求并形成声誉，此时，更需要“跳出学校服务学校”。例如，浙大出版社旗下的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B、C辑）坚持高水平国际化的办刊理念，先后在2007年进入SCI检索，实现国内综合性大学学报的零突破，2010年又获第二届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尽管发表的论文绝大部分来自校外的国际投稿，但该刊毫无疑问成为了提升浙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阵地。出版社与SPRINER出版集团的合作同样既发端于对方对浙江大学强大的学科实力的认可，出版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也对学校高水平国际化的科研导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学校品牌相适应的产品战略，大大提高了出版社相关产品的认可度；出版社的产品客观上也对提高相关学科的声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些年中，浙大社走的是一条成功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在您看来专业化和做大做强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您又是怎么做的？
确切地说，浙大出版社近年来坚持的是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基础主要在于依托高水平大学学术、教育和社会影响的综合优势，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不断改革创新，围绕政策导向、技术趋势和市场变化抢抓机遇，发展的途径在于紧密围绕国家需求和学科发展趋势，通过重大出版工程带动整体发展。为此，近年来我们坚持“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不仅在高水平的学术出版、出版“走出去”、数字出版等领域形成了特色，也推动了出版社整体实力的提升。
特色化和做强做大当然并不矛盾。对于浙大社这样一个地方性中型出版社，要迅速增强实力做强做大，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必须而且只有发挥自身特色。我们的做法是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围绕国家战略，依托高校资源，实现快速进入，并带动相关领域和方向的发展。
谨慎对待数字出版还是拥抱数字出版，一直是很多出版人非常纠结的问题。您是如何谋划浙大社的数字出版发展之路的？您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
和传统出版相比，数字出版在内容形式、市场消费、产业形态、商业规则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数字出版互联网时代是整个数字内容产业的一场革命，并不是传统出版的简单延伸，也并非传统出版和数字技术的结合或交集。但出版业内有观念、资金、人才、技术等的限制，外有IT、传媒、运营商等外来竞争者的围堵，使得出版社自我转型之路异常艰辛，所谓纠结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高校出版社紧密依托学校的人才和科研优势，在数字化时代理应有所作为，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整合各种力量，寻找合适的发展途径。为此我们在2006年主动完成生产过程数字化、内容数字化后，迅速规划并实施了“三步走”的战略，积极稳妥地进行数字化的布局与探索。
第一阶段，以科研为先导，做好人才技术储备。2007年初，浙大社抓住国家科技规划中发展数字媒体技术的有利时机，由我牵头申请承担了浙江省社会发展重大科技项目《面向家庭的个性化数字出版服务技术与应用示范》项目，解决了初始经费、队伍整合、技术探索等工作，并形成了具有自主产权、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个性化数字出版服务关键技术解决方案，获得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数项，构建了支撑数字出版全流程的服务支撑体系，并形成了覆盖技术攻关、平台开发、资源整合与业务运营的团队与机制。我们发表的《数字出版：新的革命》一文两年内的下载量和被引次数列同类4700余篇研究论文的第2位，并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
第二阶段，通过主导型合作进行项目建设和探索。为降低投入、减少风险，出版社积极与学校和社会力量合作开展数字出版项目建设，合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合作各方的优势，寻找“共赢”的机制，而出版社必须充分发挥在内容资源、市场信息、行业规则等方面的优势，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出版社逐步形成了专兼职队伍相结合，自主实施和社会合作相结合的数字出版工作机制，在队伍建设上以培养少量既精通数字技术又了解出版业务的领军人物为重点，在具体项目上以出版社为主导的整体设计和规划为重点，而其它相关的开发人员、技术和资金主要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解决。如2008年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出版社获得学校投资数百万元，外包软件开发等工作启动了高校机构典藏和数字出版服务的项目研究和开发，该项目试运行半年后，注册用户达到8万余人，每月IP有效访问量逾10万次以上，页面有效访问量逾100万次，并列入首批新闻出版产业发展项目库。
第三阶段，数字化建设到数字化服务，推动出版社全面转型。数字化使得出版越来越接近或达到其本质——满足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国外大型出版社转型无不是以“解决方案提供”、“信息服务”等为方向。为此，浙大社提出了“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三大战略，凝练出以“数字阅读服务、数字教育服务、数字学术服务、数字营销服务”四个业务发展方向，着力推动浙大社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与发行营销的数字化转型。从目前看，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效，2011年整体收入达到1800万元以上。（王 东）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