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这个事业，所以我希望做到精益求精。我一直盼望有条件的时候，把我们的办公条件向出版社的文化性考虑，有品位、有文化、有涵养”。坐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简洁的办公室里，贺圣遂如是憧憬。

　　从大学算起，贺圣遂和复旦的渊源已近四十年，“复旦”的精气神早已化入骨髓。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第六任社长，也是唯一一位从社里提拔起来的社长，贺圣遂恰在耳顺之年，迎来了复旦社的而立之年，“复旦社的工作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与此同时，使命感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烈。

　　经管智慧支撑文化理想

　　1993年，时任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教授的贺圣遂，受命调任复旦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当时复旦社并不为复旦学者所认可，但在周振鹤、葛剑雄、骆玉明、陈思和等相熟的学者朋友眼里，贺圣遂是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理解知识和学问，也有文化管理的经验”。这个判断，在其后近二十年间，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

　　转行出版，不能不提1994年《狮城舌战》风靡大专院校，贺圣遂谦虚地称之为“天赐的机会”，实则是他在书业营销上的初试锋芒——签名售书、进大学做演讲、媒体访谈、作者读者见面会，这些在今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营销套路，在17年前却是引发读者狂热的“杀手级”应用。两年60余万册的销量，更让不齿于甚至不知何为“书业营销”的同行产生了震动——“这个书呆子怎么会干这个活？”而接下来由三卷本百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带来的“学术著作畅销神话”，更令业界对这个“书呆子”的经营智慧刮目相看。

　　1996年，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完稿，在已有两家出版社紧盯，甚至已排出校样的情况下，最终花落复旦社。此举使业界和媒体广泛关注，当年沪版订货会在没有见到样书的情况下就订出了2万套，新华书店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5万套。原计划两年收回成本，结果当年盈利就超过80万元。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文学史》一度转由其他出版社出版，时隔15年后，贺圣遂再次以诚意和智慧打动了章先生，在复旦社推出修订版。此为后话。

　　两场漂亮的营销战打下来，复旦社的行业和社会形象为之一振，贺圣遂“对作品品质的判断力和与高端作者打交道的出版智慧”，也为复旦社赢得了更多高端出版资源，如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力作《中国思想史》落户复旦社，还为日后牵线复旦大学延请葛兆光埋下了伏笔。

　　学者出身的贺圣遂，自然无法回避文化理想和经营管理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首先是要努力发挥文化产品的商品功能，“让它流传得越广，产出就越大，所以必须在经营上花力气”。其次，“精品不可能都被你拿到，出版社还要对产品结构做出战略考量”。

　　2000年9月正值复旦社发展徘徊不前甚至滑坡的关头，贺圣遂临危受命出任社长。在“抓一流作者、创一流品牌、占领学术文化高地”的定位下，果断实施“721”出版工程，即高校教材、学术著作、社会读物的结构比约为7∶2∶1，

　　面对高等教育大发展带来的空间，贺圣遂提出“系列化”策略——2001年将品牌教材注册为“复旦博学”，2004年又推出针对职教的“复旦卓越”。贺圣遂自豪地告诉记者，复旦社现有各类优秀教材500余种，年销售1万册以上的就占200余种，为出版社稳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支撑。“专业化”则是复旦社教材建设的又一核心策略，贺圣遂坦言，当初也曾进入中小学教辅市场，但在短期利益面前，社里选择了着眼长远的退出之举，深耕细作高校市场。

　　学者素养成就出版眼光

　　“文化创新通过文化人的艰苦探索得以实现，文化创新也通过出版的积极配合甚至前瞻性的引导得以发扬光大。”贺圣遂的学者背景，成就了他的出版眼光。而教育出版的经济支撑，更让他在苛求出版品质的同时有了底气。随着《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中国人口史》、《晚明史》、《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历代文话》等一批高品质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出版，复旦社“原创性学术出版重镇”的品牌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一个优秀的编辑人必须具有慧根，慧眼，慧才。所谓慧根就是敬仰文化，热爱文化，有悟性。所谓慧眼就是有文化鉴别力，能从众多的书稿中发现最有文化价值的书稿。所谓慧才，就是要有对书稿进行深加工的能力，要能够完善作品，提升作品，并用完美的形式推出作品。”采访中，贺圣遂多次强调出版人在出版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当我们为学人的浮躁、原创的乏力感到遗憾时，也应该注意到，出版人的创意、造新等活动能够激发作者潜在的创作能量，催生出优秀的文化产品”。

　　由他主持策划的《三十年集》便是一个范例——近40名改革开放年代脱颖而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群体，其名作按年编排，辅以作者对时代的回顾，使得特定年份学者群体的阅读和思考脉络清晰可见，大大超越了作者自选集的学术价值。“我们不能守株待兔，等作者整理好了交给我们出版，而应该关注时代变迁和社会大众精神需求的变化，强调策划创意，向优秀的学者灌输我们所理解的市场，引导他们来做这样的书”。而收录了裘锡圭、朱维铮、李学勤、王德威等海内外著名学者学术精华的“名家专题精讲丛书”，也是策划产生的精品，以“一代学术积淀的普及精讲”为特色，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自2002年以来，已累计推出五辑30种。

　　历经十余年摸爬滚打，贺圣遂在高端学术著作的营销上更加游刃有余，“《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总共印了300套，每套码洋1.8万元，仅半年我们就卖了200套，让很多同行觉得不可思议”。比经济效益更让贺圣遂“心满意足”的，是这些文化精品服务于读者的价值，“湖南一个学者利用这部书作研究考证，一年中做出了7篇论文”。

　　藉由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广泛影响，复旦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成果斐然，《中国文学史新著》、《简明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国史概要》等多种图书以英文、日文、韩文在欧美、日韩等地出版。

　　截至2010年，复旦社获得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级图书奖15项，获奖数量、获奖质量均在全国大学出版社名列前茅。而“南怀瑾著述系列”、《潜规则》、“悦读经典一百句”、“复旦大历史系列”等人文社科精品读物也屡创市场佳绩。

　　在取得显著社会效益的同时，复旦社的产业规模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提升。2000年至2010年间，年出新书品种从不足200种增加到700种，销售码洋从7000万元增长到3.3亿元。今年预计突破3.8亿元，年利润3500余万元。2009年，复旦社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首届“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使命情怀滋养出版激情

　　作为章培恒先生的弟子，贺圣遂被认为是继承先生“特立独行、任侠使气”气质最充分的一位。

　　贺圣遂自认为是“上海出版人中喝酒喝得比较好的”，而他关于“出版与酒”的观点，在别人听来甚至有些惊世骇俗——“做出版的，会喝酒的比不会喝酒的要好”。贺圣遂援引的，是日本出版家、幻冬舍社长见城彻在《编辑是种病》中的话——见城彻玩命一样地做出版，吸引了日本100多位优秀作家。他每天上午九点到出版社处理公务，下午看稿，六点钟开始约作家喝酒，每天到一两点钟，一晚上约好几个作家。10年把一个注册资金只有1000万日元的出版社做到上市，每年至少推出一到两本销量在100万~200万册的书，“当然，前提是他懂得这些作家，如果不懂，白出酒钱”，贺圣遂笑着补充，“不只一个出版家这么认为”，他一边说一边又从书柜里抽出一本讲谈社《现代新书》总编辑鹫尾贤也所著的《编辑力》，把其中关于“酒、激情、出版”的阐述指给记者看。

　　在贺圣遂看来，出版是一份需要用激情、想象来不断创造人类文化的事业，而有激情有想象力的人，往往好酒。“酒喝得少了，交流就少了；交流少了，激发的火花就少了；火花少了，就没有激情了，也就没有好书了！”

　　贺圣遂对出版事业的激情，不只体现在喝酒上，也不只体现在出版实践中，还体现在他对出版理论研究的重视上。近年来，他先后发表了《出版应让思想闪光》、《图书出版与中国文化创新》、《文化目的与深度出版》、《大学出版与出版大学》等数十篇论文，广受业界关注，其中《关于科学出版观的初步思考》、《关于编辑职能演变的思考》、《为出版插上飞翔的翅膀——论技术在出版变迁中的作用》，揽得三届全国优秀出版科研论文奖。

　　因为研究历史和文学出身，贺圣遂对出版史、出版社史、出版人传记，以及关于阅读、关于图书的书情有独钟，“国内外优秀出版人的传记，我出一本看一本，从来没漏过”。这也为他关注行业长远发展的理论研究文章引入了历史和世界视角。

　　站在复旦社30年的新起点上，贺圣遂对出版社的未来思考建立在对整个行业的使命思考之上。“出版业面临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出版社什么都想做，不愿意走专业的道路，从而将出版的很多本质特征模糊了，稀释了；同时，图书产品制造的过程不够认真不够严密，精心呵护的产品太少，从而使图书太多、太滥。”

　　贺圣遂坚信，不管未来变局如何，大学社永远会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扛起学术出版的使命。“我总体的想法是做强比做大更重要、更迫切。做大不是复旦社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在学术上没有贡献，在优秀教材上没有贡献，做大是没有意义的；但做强中不排斥做大，面对集团化的趋势，我们可以以学术出版的优势，以我们的智慧来周旋。”（金霞）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