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下简称“记”)：北京大学历来具有创新精神，鲁迅先生说：“北大是常维新的。”北大的这种创新精神在出版社的发展中是否得以体现呢?

　　彭松建(下简称“彭”)：我就读于北大，自然深受北大精神的影响。出任出版社社长后，力求在出版社的发展中贯穿北大的这种精神。北大社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出版观念的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北大出版社既要保持学术上的领先地位，又要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两者结合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在选题开发、组稿方面我们提倡创新和超前意识，要求编辑所组学术稿件在国内应是领先的，在国际上也要具有一流的水平。1996年，我们引进了《未来之路》，当时网络的概念人们还很陌生，讨论选题时争议很大，我本人坚决主张引进，后来领导班子统一了意见。这本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信息产业朝网络方向发展，有人说因这本书的出版，网络进入中国提前了5年或10年。由此可见，观念新，才能组到好的稿件；观念陈旧，组到的只能是一般的、平庸的稿子。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们也作了改革。首先，我们进行了资源重建，将仓储、发运与出版社剥离，用合同的办法，交由独立的专业公司去操作，出版社集中力量策划选题。其次，为了防止编辑力量过于分散和社内单位小型化的弊端，对编辑室作了调整，将原来的八个编辑室合并为理科、文史哲、政经法、语言4大编辑部，为各个编辑部提供了策划选题和经营运作的更大空间。当然，对干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编辑我们采取奖励双效益的办法，对拿到大奖和经济效益好的编辑，社里制定了明确的奖励细则。我不赞成脱离实际的超额大奖和大起大落的发展模式，要追求长远的持续增长模式。北大出版社每年都在前进，都在增长，现在已步入稳步健康发展的轨道，每年增长10％—15％左右。

　　记：选题策划是出版社工作的重中之重，人大社为此成立了选题策划部，由专人负责选题策划工作。您也曾撰文谈策划问题，提出许多精到的见解。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好选题策划?请您谈谈北大社在这方面成功的经验。

　　彭：北大社的选题策划主要依靠编辑部的骨干和社领导，我们没成立选题策划部，原因是北大的学科太多。要做好选题策划，关键有两点：

　　第一，对稿源应有清晰的调研。同类书市场上是否有、还有什么空白、现在研究到何种程度、人们还能提出什么选题，我们反对编辑凭空臆想、闭门造车。第二，注重市场调查，要有预见性、超前性。作为大学出版社，要配合教学和科研情况，密切关注大学的课程设计和课程改革动态，组织教师队伍去写比较超前的书。我们社策划组织一套“北京大学物理学”丛书，这套书立足于物理学发展的前沿，可作为大学物理系高年级教程，也可作一般院校的研究生教材，预计3—5年后，将得以广泛使用。比如股份制问题，它最早是由北大的厉以宁教授提出的，当时全国还未普遍认可，厉教授所在的经济管理学院准备开这个课，我们较早组织了《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一书，受到了好评，后被社会所接受。关于宏观调控问题，当社会上还在控制通货膨胀时，北大早有一批学者在超前研究这个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有创见的文章。我们及时掌握了这个动态，推出了《坚持市场取向，加强宏观调控》一书，我们为这本书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再如“邓小平理论课”，最早由北大开设，课开了一年多，在全国影响很大，我们由此出版了《邓小平理论专题讲座》，此书没作什么宣传，结果发行了几十万册。

　　所以，编辑应关注社会和学术动态，如果对北大教师的科研情况不了解，不知道哪些是领先的，就不可能策划出好的选题。

　　记：众所周知，北大社以图书质量过硬、出精品闻名于业内，这方面你们做了许多工作，您能对精品谈谈个人的看法吗?

　　彭：精品与否不是由编辑说了算，也不是作者说了算数，精品是有客观标准的。第一，看它在科学发展史和学术史上是否具有先进性、领先性；第二，作者应有较高的写作水平，能将先进的学术观点论证、表达清楚；第三，编校质量比较好，装帧设计要讲究。

　　精品图书提倡原创性，避免重复性、抄袭性的东西。别人出过的东西，我们回避做，清华的计算机书好，外研社的外语书好，我们不去追逐别人。我始终认为书的原创性、内容的先进性是保证图书占领市场的关键，真正会买书的人是有选择性的，不会乱买。北大的奥林匹克书好卖，原因就是以质量取胜。许多家长说:“看你们的书，我的孩子拿到了金牌，考进了重点大学。”这是最好的广告。

　　作为社长，应有强烈的责任感，应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图书质量应是全方位的，从书稿质量、纸张质量、印装质量到校对质量，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单校对一项，我社采取人机并行的校对方式，书稿经过校对员三次校对后，还要经过两道计算机(两种校对软件)的校对，把差错率降低到最大限度。我常常告诫编辑：北大社决不能骗人，不能东拼西凑就出书，不能误人子弟。所出教科书要做到三满意：学生满意、老师满意、家长满意。

　　记：目前，我国的出版社在体制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属于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种体制对出版社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彭：要弄清两个概念：第一，出版社是产业，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宣传阵地和舆论阵地。出版和教育一样，不能说产业化，它与工农业生产是不一样的。出版可界定为信息、知识的加工产业，作为产业，它必须有目标、有指标、有核算，否则是做不好的。第二，出版社是企业，正因如此，它应该按文化企业的经营去操作，按精神生产的企业去管理，“文章千古业”，文章和思想有一个成熟的过程，所以出版产业一定要遵循精神生产的规律。

　　我认为并非事业单位就一定注意社会效益，非事业单位就不注意社会效益，出版物出不出问题，关键在于出版社的主持人的思想境界和社会责任感。国外的一些名牌大学出版社声誉很好，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注意品位，注意社会责任，这与它们的领导者的素质和品格有直接关系。作为社长，你提倡什么，不提倡什么，很重要。

　　记：进入新世纪，中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种种机遇和挑战，何去何从，成为困惑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一大难题。中国有句古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新一届大学版协的负责人，请您谈谈中国大学出版社应如何认识自己在国际、国内所处的位置，以调整未来的发展战略。

　　彭：从国际上看，大学社比较发达的有美国、英国、日本、中国四个国家。从时间上看，英国大学出版社有500年历史，中国只有40多年的历史，但我们发展速度很快。从整体上看，中国大学出版社已超过日本，与美国基本齐平，再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在世界上有可能占第二位。

　　中国的出版社大致可分四类：“老牌”出版社(商务、三联、上海人民、中华等)、地方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教育出版社。从整体经济实力上来看，大学出版社排第四位(1．教育出版社；2．地方出版社；3．“老牌”出版社)。目前大学出版社总数占全国出版社的18％，而生产码洋只占全国总码洋的9％左右，其中有的社经营十分困难，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大学出版社向前发展肯定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会越办越好，一些中小出版社如果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有可能被淹没。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显露。从我国目前的体制结构来看，大学社内部不可能互相兼并，因为它是一种部门所有制。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应是大学社之间要互相提携、互相帮助，而不应采取恶性竞争的手段。我们社在扶植其他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合作，与兰州大学出版社合作。

　　对出版社“造大船”问题也有一些争议，我个人认为少数社可以走自我膨胀之路，一般的社不要盲目仿效，因为大多数社不具备“造大船”的条件：第一，不具备人才，成立出版集团的那套人马不具备；第二，体制也不行。分散的管理方法，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企业单位企业管理这些问题还没有弄清。从严格意义上讲，出版社应建立年薪加考核的机制，但这种机制在全国出版社并未普遍建立起来。

　　记：新一届大学版协理事会已经选举产生，大家对它寄以厚望。作为版协理事长，您能否谈谈这届版协工作的重点?

　　彭：新一届版协首先要提高办事效率，要树立为全国大学出版社服务的思想；其次是加强培训和研讨。

　　21世纪出版社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出版社的发展速度如何，关键在人才。可以这样讲，同样体制下，哪个出版社有人才，哪个社就有后劲，就有希望。因此，版协将人才的培训作为工作的重点。我们准备与新闻出版署培训中心合作在武汉办培训班，它包括社长、出版部主任、发行部主任的培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年轻人的培养问题，总的来看，对年轻人的使用多于培养。出版社应该真正设身处地为他们的未来着想，让他们的知识能不断更新，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这是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版协在这方面也要做一些工作。总之，引导大学出版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是本届版协工作的重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您是经济学教授，经济学最讲究投入和产出。北大出版社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出版社，您为出版社的发展投入了如此大的精力，您如何看待个人的投入和您所获得的事业上的成就?

　　彭：我做事的原则是：认定的目标，就会不计代价地投入去做。我很大程度上看重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而不大看重向社会索取多少，处理个人的经济问题，平时做人做事也是如此，很少考虑回报，结婚时我就对夫人说:“我对生活要求很低，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

　　1960年我在北京外语大学学了一年英语，之后到北大学了5年经济学。干出版是我的愿望。我是湖南人，普通话讲不好，当教师恐怕学生听不懂，毕业时自愿到北京出版社工作。我认为出版社社长都应学点经营管理，头脑有了经济观念，才能正确估算成本、估计利润。我现在北大开了一门出版经济学课程，已讲了二年。

　　我的学生曾对我讲：彭社长，您是否要写一本自传？我告诉他们：我的自传很简单，那就是一个字——书。小时读书，长大了教书、编书、写书、译书、卖书，一辈子围绕书打转。我喜欢出版这一行。

来源：《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