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前，外国文学出版主要局限在苏联作品、外国进步作家作品以及少数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这些领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内部研究的需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以不同出版社的名义，翻译出版过一些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俗称“黄皮书”，但为数很少，而且仅限内部控制发行。到了“文革”开始，翻译文学作品，除了《南方来信》外几乎绝迹了。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有必要以新的目光来审视外国文学的出版。１９７８年，针对当时“书荒”的情况，文化部出版局决定由各地协作分工，赶印一批文学图书供应市场，其中外国文学图书的目录，依然只限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少数名家的作品。

　　我当时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分了两种狄更斯的书，其中一本是《艰难时世》。那时买书都要“开后门”，狄更斯的书是江苏印的，我才得以看到。那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对于读书的渴求非常强烈。

　　《尼罗河上的惨案》引发风波

　　１９７９年初江苏省委指示江苏人民出版社，要创办一本介绍外国现状的翻译刊物，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当时我想，介绍外国社会科学，太敏感，难把握；还是办一份外国文学刊物吧。这个建议得到了上级批准，于是我开始了筹办《译林》外国文学季刊的艰难历程。

　　当时，北京已有《世界文学》，上海有《外国文艺》，那么，《译林》该如何定位？经过一番征询调查，为了有别于上述两本刊物，我们决定走“第三条路”，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介绍外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健康的通俗文学。当初只是考虑通俗文学文字易懂，故事好看，有助于了解外国现实状况，但却没有想到，在极左思潮远未肃清的环境下，对《译林》做出这样当时看来有点“另类”的定位，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１９７８年夏天全国影院正在放映英国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我想，若把该片小说原著译出，一定会使观众了解到影片中疏漏了的许多细节。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译林》创刊号刊出《尼罗河上的惨案》小说全文以后，引起长年看不到西方当代小说的广大读者不小震动，初版二十万册，很快售完，立即又加印二十万册，还不够卖。出现过这样的小插曲：《译林》定价一元二角，黑市小贩要卖二元，还要外加两张香烟票。读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使我们既感到欣喜，又感到意外。

　　不料却引发一场大风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指责《译林》登侦探小说和浙江出版《飘》是“堕落”和“倒退”，并说“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胡乔木很快将这封信加批语转发给中共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研究处理。此事倘若发生在“文革”期间或在这之前，像这样一种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给省委“研究处理”的文件，少不了要当成一桩“案子”对待，甚至会将刊物停刊整顿，当时主持工作的我也难免隔离审查。幸好，此事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民主空气浓厚起来，因此，江苏省委和省出版局对此事的处理采取了较慎重的态度。

　　我的角色，就是“二传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译林》在大众读者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两个小故事。《译林》出到第五期以后，有一个农民写信来问，从《译林》上看到，法国人喜欢吃蜗牛，他很希望通过养蜗牛来出口。还有江苏武进县的一家社办企业，从《译林》上看到“蜂鸣器”（防盗门对讲器）这一新事物，来信希望提供更多资讯，以便参照生产。当时翻译当代外国小说，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无异打开一扇窗口，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使我们愈加肯定，《译林》的路子对大众产生了“认识”作用。我们不要求每一本书都要有教育作用，有认识作用也是文艺的一项功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钱锺书先生曾致信支持《译林》，他说，“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著作里反复阐明的。”

　　因此在那个阶段，我读的书，更多考虑的是中国读者在开放的时代需要读什么样的书。那时，当代外国文学书的来源是个大问题。我只好一方面通过国外的朋友来提供，另一方面说通有关部门，把外宾在宾馆里留下的外文书刊、报纸收集起来，从中获取信息。那个年代，出于我的职业，我读书不仅是为了自己，还需要考虑我的读者，他们希望了解什么，我要把这些来自西方的信息传播出去。我的角色，就是做传播信息的“二传手”。

　　在这样的办刊宗旨下，《译林》出了很多阿瑟·黑利的书，如《钱商》、《航空港》、《汽车城》、《大饭店》等等。因为《钱商》中介绍了美国银行开展小额贷款、外汇兑换、吸引储户等一些新做法，当时中国的银行界都感到很新鲜。《译林》登的反映日本医务界现实的小说《白色巨塔》，有家医学院一次买去二百本，要推荐给学生看。文学作品在大众中产生的这种传播知识的效果，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文艺社会学”的功能。在当年纸张紧张的情况下，《译林》杂志的期发行量最高时达到７０万册，表明当时社会上读书的风气还是很好的。

　　读书促进思想解放

　　差不多十年，我主要是为了“做书”而“读书”。因此涉猎的多是西方当代社会小说，阅读状态则是“浅阅读”。一般是把书作为信息来看，凡对中国开放有价值、对反映外国社会现实有好处的，马上想办法去买，或借或复印。到了９０年代，《译林》壮大了，我有可能腾出时间来，读些自己爱读的书。当时看的最多的是人物传记，如《贝多芬传》、《爱因斯坦传》等。像贝多芬耳聋了还坚持创作乐谱，这些事迹对我都很有触动。另外，我感到自己知识面不宽，需要多看一些文学以外的书来“补课”，记得当时知识界流传的一本书，就是三联书店的《宽容》，我看了两遍，很有感受。对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来说，我深感对事和对人，多一点宽容是多么的重要。

　　读书和做书多了，思想也更加解放。以《钱商》为例，１９７８年初，当时的气氛还比较“左”，这本书原名《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ｃｈａｎｇｅｒｓ》，我的上司还要带着批判的眼光把书名改为《金融浊流》，而且是节译本。后来思想解放了，才改名为《钱商》，出版了全译本。这本书前后发行了三十多万册，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

　　多年来，《译林》没有盲目去追求外国得什么大奖的“高雅”作品，而是选择反映外国当今社会现实、对中国社会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小说”。八十年代初期，翻译界有一些保守学者，对《译林》这样的路子是看不起的，认为登这些现代流行小说不入流。办刊早期我们的处境十分困难。北京有的译界权威人士，要封杀《译林》，明确表示要与《译林》“保特距离”。我们于是转向上海，当时上海外语学院有一批中青年教师想搞翻译，却苦于没有发表园地，我们就上门诚恳相邀，把这批人拉过来，起初每人送他们一部《现代汉语词典》，预付一笔为数有限的资料打字、复印费，并邀请他们参加相应的学术会议。当年《译林》积极发现和敢于使用未成名的中青年译者，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既保证了我们及时完成翻译出版任务，又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译者。如现任上海外语大学副校长谭晶华等一批教授，当年都得益于《译林》的扶持和帮助。

　　《尤利西斯》实现一字不删

　　１９８８年底，我主持译林出版社工作以后，为了填补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重大空白，在组织翻译出版了法国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七卷本之后，便积极地为翻译出版《尤利西斯》四处张罗。

　　我找过英语界一大批专家，例如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施咸荣、董乐山、梅绍武、陆谷孙等等，他们都婉言谢绝翻译，叶君健先生还风趣地对我说：“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我深感，像《尤》这样难懂的怪书，一定得请到过硬的译者。于是我找到萧乾、文洁若夫妇，多次上门“游说”翻译《尤》的必要性。萧乾曾说：“出这么大而难懂的书会赔钱。”我答：“只要是好书，不在乎赔钱。”这句话，打动了两位老人。记得当时社会上正为《废都》一书该不该禁议论纷纷，萧乾急于为《尤》的全文出版“保驾护航”，我们想了不少办法，《尤利西斯》中译本终于在１９９４年底全文出版，实现了一字不删的愿望。

　　从《译林》杂志到后来的译林出版社，重视译介当代外国文学的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始终及时追踪世界文坛步伐。从最初的介绍通俗小说，到后来逐渐扩展到外国当代各种流派的名著。１９９２年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要先花钱买版权才能翻译，那时很多出版社包括一些名牌大社，都舍不得花钱去买版权。而我认识到，出版社的竞争，说到底就是拥有版权的竞争。就在那时开始，译林社下大本钱大量买版权，把西方一大批现当代名家名作的版权都买到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使不少读者感到，要看西方现当代文学名作，主要去买译林版。

　　近年来，我的读书兴趣有了新变化，喜欢读新思潮、新科学、新见解、新观点的书。像《长尾理论》、《蓝海战略》、《积极心理学》等，都是近年爱读的书。

　　“我的３０年３０本书”

　　李景端书单

１、《歌德巴赫猜想》，徐迟，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年初版

２、《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８年初版

３、《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初版

４、《围城》，钱锺书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年重印

５、《傅雷家书》，三联书店１９８１年初版

６、《陈奂生上城》，高晓声 著，甘肃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初版

７、《万历十五年》，黄仁宇 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初版

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初版

９、《第三次浪潮》，（美）阿尔文·托夫勒，三联书店 １９８４年初版

１０、《宽容》，（美）房龙著，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初版

１１、《随想录》，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初版

１２、《汉语大词典》，罗竹风 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初版

１３、《文化苦旅》，余秋雨 著，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初版

１４、《尤利西斯》，（爱尔兰）乔伊斯著，译林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初版

１５、《东方文学史》，季羡林 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初版

１６、《大科学家讲的小故事》，苏步青等，湖南少儿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初版

１７、《白门柳》，刘斯奋 著，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初版

１８、《草房子》，曹文轩 著，江苏少儿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初版

１９、《拉贝日记》，（德）约翰·拉贝著，江苏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初版

２０、《思痛录》，韦君宜 著，十月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初版

２１、《中国通史》，白寿彝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初版

２２、《杂交水稻学》，袁隆平 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初版

２３、《高科技知识丛书》，江苏科技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初版

２４、《话说中国》，何承伟 总策划，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初版

２５、《蓝海战略》，（美）莫博湼、（韩）钱·金著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年初版

２６、《大国崛起》，唐晋等 编，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初版

２７、《〈论语〉心得》，于丹 著，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初版

２８、《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吴元迈主编，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初版

２９、《激荡三十年》，吴晓波 著，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初版

３０、《中国改革三十年》，张维迎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初版 

来源：深圳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