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这8年

　　谁是大国崛起的脊梁

　　1994年，陈定方创立广东学而优书店有限公司。1996年，首个学而优书店开业，以销售社科、文艺、经营、学术类图书为主，影响力日增，如今，其人文影响已覆盖华南地区，并辐射至港澳台等地及东南亚等国，读者遍及海内外。

　　因文化推广业绩突出，也因学而优书店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陈定方先后被推选为全国民营书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发行协会副会长、广州发行协会副会长、广州市海珠区人大代表等。

　　陈定方使学而优成长为中国民营书业中最有人文氛围最值得尊敬的典范书店之一。学而优书店对优质阅读的敏锐捕捉、不懈推广、努力提倡，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岭南文化的精神风貌，也为提升岭南地区的文化声望、促进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为改善人心的处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时间上来讲，学而优书店还相当年轻，但从阅读品质上来讲，它已成为华南地区知识分子乃至许多由各地慕名而来的知识分子心中的“老字号”。

　　陈定方的这八年

　　1999年，学而优书店进入一个发展瓶颈期，三年后，陈定方带领书店成功转型。

　　2004年，学而优首次进入机场开店，开行业先河；同年，陈定方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首届“全国新闻出版业有突出贡献的中青专家”称号，她也是获奖的50名专家中唯一来自民营书业的人士。

　　2006年，广东学而优图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全国“2006年民营书业评选”活动中荣获“年度综合类图书批发商”称号。

　　2006年，《出版人》杂志以“诚信、份额、管理、服务”为指标，评选“谁是最好的书店”，得全国各大出版社推荐，学而优入选年度书店50强。

　　“你一定要甘于寂寞”

　　南方都市报：刚刚创业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特别难？

　　陈定方：我倒也没觉得有多么多么的难。我这个人比较乐观，很多时候把困难并不看成困难，可能最后也就显得不那么困难了。凡事还是往好的、积极的方面去想，这种心态很重要。

　　南方都市报：1999年后的三四年内，学而优书店好像经历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陈定方：我1996年开始做零售，接下来我生小孩，到了1998、1999年的时候，公司的战略问题、人力资源问题开始显示出瓶颈，感觉有些带不太动了，而且那时候，我的孩子也小，店里面的员工很多观念也跟不上，应该有三四年的时间，办得特别辛苦。

　　想公司规范，想发展，靠当初那种家族式做法肯定不行了。那几年的困难主要是内部的问题，管理层面的问题，其实业务方面没什么问题。这个转型，是企业往前走的那样一个瓶颈。

　　南方都市报：学而优除了赢利的压力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压力？

　　陈定方：社科类书籍周转很慢，有些书进回来可能半年、一两年都卖不动，其它的压力也转化为赢利的压力了。

　　我们1996年开店，那个时候好像所有的人来广州都是为了淘金，而书店就这么点钱，在广州找有一点人文情怀的人来做这样的书店就不太容易。相对而言，北京就容易一些，在北京，真就有那种人，宁愿比别的地方拿的钱少，他也愿意在书店里呆着，起码这样的人在北京要比广州多。除了赢利的压力之外，再就是人力资源的压力。

　　南方都市报：在广州开社科学术书店本身就很有压力，但是学而优书店坚持下来了，你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

　　陈定方：第一个我还是觉得心态要好，你永远不可能跟别的利润很高的行业去比。第二就是在同行业里比的话，你看着别人卖教材教辅赚很多很多钱，但你要清楚，你就是赚不了那么多钱的，你自己的兴趣既然不在那里，你就要甘于寂寞。而且，书店就这么大，不可能什么书都摆进来，你自己也可能不太善于去经营别的，而这一块你还能做，你还能有口饭吃，你就做吧(笑)。

　　“希望店里的书经得起考验”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介绍一下学而优的渠道开通？

　　陈定方：零售方面的渠道开通我觉得比较有意思。2004年学而优在深圳机场开店，同时也在广州机场开店，还在地铁一号线跟地铁环境公司股份合作开地铁书店，他们用的是地铁文化快线，由他们控股，但是机场用的是我们的品牌。

　　这些渠道的开通，在整个行业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像我们这种正儿八经的书店去这些地方经营的，之前是没有的。我们以前去机场，一些店也卖书，说实在的，乱七八糟。当年我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一个国际都市，机场店里卖的全部是一些地摊杂志。前几年，我去华东一个省的省会，天啦，机场里面卖的书竟是盗版书！2004年学而优进驻机场的时候，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很震动的，因为这是专业人士去开店嘛。学而优的进入，大大提升了机场书店的品质，成为传统书店一个新的模式。这两年整个国内机场书店面貌大变，也有着学而优的影响在里面。

　　南方都市报：机场和地铁的店经营得怎么样？

　　陈定方：深圳(宝安)机场很不错，广州(白云)机场很差，我们去年就打报告想要退出，那里什么店都可以卖书，机场又要我卖其它东西，完全违背我的原则，我就对机场讲我这是腹背受敌，左右夹攻。但他们一时半会儿改起来还有些困难。

　　前两年在美术馆开的店，反响也很好，我们还在那里做过“德国最美的书”的展览。今年年初我们在少年宫(第二宫)开了一个书店(童书坊)。美术馆、少年宫都是公共事业单位，他们给了我们很多支持，而我们也尽量想把这个事情办得很纯粹。比如说美术馆，我完全可以把什么于丹那种书拿过去卖，因为好卖嘛，但是我们不把那些书摆进去，只把设计、艺术、文化类这些书摆进去，我们尽可能让美术馆的学而优成为大艺术、大文化的范畴，这样会比较纯粹。少年宫这里，因为有那么多小孩在那儿，我们也可以卖教科教辅书、很卡通的漫画书，但我们就拒绝这些书进去，我很想开一个有阅读品质的儿童书店，我希望这个店里面的图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艺术的眼光去挑剔它。对读者来讲，是一种很优质的阅读，而不是一种很垃圾的阅读。

　　在少年宫那里，我们学而优会营造一些氛围，有讲故事的时间，有亲子阅读区，那里的服务员叫知心姐姐，我们也跟少年宫互动，请来爱心妈妈，她们每周周末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可以比较有意思，而倒过来讲，这个店真是不错，少年宫也非常满意，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比较良好，同时跟我们个人的志趣、个人的想法是连在一起的。

　　“想成为那种特别的海鸥”

　　南方都市报：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学而优书店在人文方面的重要影响？

　　陈定方：感受很深。当然，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影响才能让学而优坚持下去吧，老实说，开这样一个店是非常不容易的。

　　整个珠三角都有我们的读者，很多很多，甚至境外、海外都有，我知道的，有很多海外来的学者、专家，比如说来中大开会啊，中大的老师就会向他们推荐，有这样一个书店。这首先是中大的老师认可我们这个书店，觉得能够在我们这个书店买到一些书。

　　当年我们还在那边(中大西门附近)的时候，当时中大历史系主办一个大概是历史系系主任的全国性会议，一个兰州来的专家，每天中午吃完饭，就来我们这个地方挑书，他挑的书后来我们是用集装箱给他发走的(笑)，挑了五六天。我想可能他那里买不到这样的书，而他买不到的书在我们这里能买到，说明我们这个书店还不错。现在有几个香港客人总是定期过来买书。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民营书业的优势在哪里？民营书业的劣势在哪里？

　　陈定方：前些年在图书业有一种说法叫“国退民进”，现在这两年我认为是“国进民退”。可能我这个人真的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十几年前我就跟他们说过，新华书店确实有体制的问题，有思想没有解放的问题，但如果哪一天他解决了思路、体制方面的问题，他就是巨人，我们可能不堪一击的。

　　民营书店实际上还是很脆弱。落到实处的时候，民营很难享受到国家的一些政策优惠。当然，新华书店过去也有一些包袱，但是它们得到的好处，就我所知，没有哪一家民营是得到过的。比如说，政府说在哪里建书城，政府就会拨地。我们民营哪里能弄到这些东西啊，你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那块地，更别说根本就买不起这个地。有些地方的新华书店，他就不指望靠卖书赚钱，他可以用那些地方来出租啊，几万平米的建筑，他拿一两万平米来卖书，而另外几万平米的地方来出租，多少钱啊！一年光租金收入可能都有几千万，那是纯的，你说卖书多折腾，一本一本地卖，一本一本地上架，多辛苦啊。

　　至于所谓的优势，我想大概就是民营会比较专注，只要自己方向定了，就不会受其他问题的干扰。

　　南方都市报：你对民营书业有信心吗？

　　陈定方：我知道有很多人没有信心，已经退出。它究竟能够走多远，确实很难预料，但前赴后继，也有很多人想进来。前景不好说，反正我觉得书店永远不可能完全消失，但书店的份额、规模会缩小，网上的书店我们可能应该去加强，而电子出版这一块，也会对书店冲击很大。

　　南方都市报：你为什么对社科学术文化的传播那么有信心？

　　陈定方：不管怎么说，我是从学校、文化机构出来的，我想，这一块一定有固定的需求，而且这一部分人的需求稳定、有购买力。你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他会来捧你的场。我做好这一块，我就能够在占据一定的份额，就占这一点点份额就够了嘛。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南方都市报：就你个人而言，你向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陈定方：十多年前，我读过一本叫《海鸥乔纳森》的书，书里写了两种海鸥：一种为觅食而飞行，它们的目标主要是水手们施舍的食物，而它们竞逐的范围也永远只停留在海岸边的船舷之间；另一种海鸥却只把飞行当作飞行，因此，等它把飞行的技术练习到最远最快时，它虽然没有把觅食放在心上，但它却可以享受到最内陆或最遥远地方的珍肴。我喜欢这种境界，希望成为那种特别的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