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提出中国新闻出版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目标，您认为出版强国的要素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跟出版强国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哪？
谢寿光：怎么样看待一个国家是不是出版强国，出版强国的标志是什么，这种讨论在我们出版界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如果以每年出版的数量、品种为指标，我们肯定是出版大国，但是如果除以我们的人口总数看人均数，可能连出版大国都不是，离出版强国的距离就更远。我的看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出版强国或者大国，可以从生产、流通、消费、新技术等几个方面着眼。
第一，从生产的角度看，图书出版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地位，这是一个指标。如果是严格意义上窄口径来统计我们的出版业，传统出版这块非常可怜，销售额远达不到强国的要求。但是出版社是一个知识生产企业，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是专业人才。所以是不是出版强国还要用出版能力也就是以出版企业整合出版资源，引导整个知识产品的生产能力来衡量，而不仅仅是产业规模。真正的出版强国在生产能力方面不仅仅是要有少数几家大的出版企业集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大批充满活力的中小出版企业。而在这个方面，这些年重视得还不够。从知识生产方式来说，无论是我们的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的企业理念，与出版强国还差得远。我们的制作领域跟世界出版的差距不是很大，我们已经是全球印刷业的基地。西方大的出版机构的很多纸质类的图书，从排版、设计到印制都是在中国。可以说中国目前不是出版强国，但是是印刷强国。印刷业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比较激烈，加上这些年和包装业的交流、交融，整个经营水平、生产能力、设计能力提高得非常快。而在编辑出版环节，长期以来没有充分竞争，没有淘汰机制，出版企业提高素质做得不够。
第二，从流通环节看，图书首先是一种普通商品，当然也有特殊商品的属性。在市场条件下，应该是无障碍流通的。这些年，市场分割，盗版猖獗，诚信缺失，行业没有规则。书店拖欠出版社书款的事情时有发生。没有成熟的机制，缺乏制约，无论是道德的谴责还是法律和行政规范，都做得不够。而出版强国是必须通过有序的流通渠道，多样的流通手段，让消费者及时买到合法的出版物。
第三，从消费角度看，是否是出版强国还要看人均消费支出中用于消费图书的比重有多大。我国图书馆的覆盖率和人均图书消费比例之低，与我们国家这些年的综合国力、居民的收入、居民的消费支出远远不相称。我们现在吃一顿饭花一两百块钱没人心疼，但买一本书，一二百块钱会觉得特别贵。这和发达国家的消费有很大差距。我们的书价和其他消费品比，还不能实现其知识价值。所以我们要让中国消费者知道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创造者的劳动。我们原来的图书定价是按印张算的，印张是纸，而不考虑里面的内容。地摊上卖的大众阅读品和一个经过多少年潜心研究形成的专业成果，定价能一样吗？我们的大众出版物和美国、欧洲还有日本的大众出版物的定价水平与居民收入的比例差距在1.1～1.5倍，距离比较接近。但是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平均差8倍。针对不同的出版产品，应该让它的价值能够真正实现。这样，知识生产者才能得到相应的再生产的能力。
第四，从新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出版来看，我国目前主要是出版行业外的力量在推动，真正形成规模价值的，没有多少是传统出版者参与的。这方面也要加强。
所以，无论是生产、流通、消费还是新技术的应用，我们离出版强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这方面的问题，有待于大家形成全面的共识，需要行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图书出版领域不是封闭的，联系着作者和读者。它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应是一致的，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该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
记者：您刚才谈到离出版强国的差距。要成为出版强国，需要我们每一个出版企业每一个出版人的不懈努力。您带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事社科类学术出版多年，如何认识学术出版在打造出版强国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些年对做强学术出版做过哪些努力？
谢寿光：打造一个出版强国，专业学术出版是最应该有为最应该起先导作用的。因为要想让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想让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得到发展、传播，必须靠专业出版。所以这些年来，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目标不是一般的出版商，而是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交流与推广者，是人文社科专业的内容制造商、内容经营商。从1998年到现在13年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由一个非常不起眼、不知名的出版单位变成一个在国际国内确实有影响的出版社，我们重点围绕什么做文章？是出版能力建设。出版能力主要指出版资源的建设和强大的专业营销能力。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从产品切入，立足于做高端产品，面向少数的社会精英层面提供服务，做专做精细。所以我们培育出“皮书”这个产品系列，打造出服务社会现实的最好的载体。我们不出小说，不出诗歌，也不出教辅，一心一意做专业。利用学术方面的影响，先打造社会学图书。现在可以说我社打造了我国最大的社会学成果的展示平台，这是国内任何出版集团都比不上的。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出版社的社长，我觉得要想成为出版强国，必须加强出版人才、各个层次专业人才的培养。要鼓励一批有理念的出版人脱颖而出。我们社社会学专业是强项，光社会学的编辑就有14个。除了社会学以外，近几年我们在近现代史上也开始形成品牌效应。因为我们有两位研究历史的专家型的编辑。我们的出版方式和别的出版机构不完全一样。不少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大型的国内学术会议，都有我们的编辑出现。我们的编辑一年到头参加展会的较少，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在学术会议的场合，比如今年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我们派编辑去了，在海牙关于国际法的讨论我们派编辑去了，在台湾关于近现代史的研究会议我们派编辑去了。我今年还去日本参加了关于中日关系的研讨会。要想真正搞好专业学术出版，出版人的活动是不能脱离学术活动、专业活动的。出版者不是作者写好什么就出什么。我要求我们的编辑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必须有话语权，不是有了编辑职业资格证书就什么都可以编，还要看学术背景。我们给每一个编辑做好职业定位，要主攻某个学术领域。只有做专了，才能做宽和做博。我们行业里有个说法，说编辑是个杂家。我从来不认为编辑是杂家。编辑首先是专家，然后在专的基础上再广博一些，向个人相近的学科去延伸。出版者对学术没有敬畏之心，这是最值得担忧的一件事。目前学术上的弄虚作假，学术中的一些腐败行为，特别是低层次的学术泛化，出版者要承担相当的责任。因为出版者是最后的守门人。没有对学术的敬畏，没有专业的水准去出版，最后制造的可能都是垃圾。现在由于国家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研究的课题和经费多了，知识生产能力也大增。一年编几本书已经不是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靠谁来保证质量，保证推出来的精神产品是精品而不是垃圾？主要是提高出版者的整体素质，看好这个门。在网络技术的浪潮下特别是微博、QQ等推出来的时候，人人都是出版者，出版人的责任更重要。因为只有出版人才能依据标准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选择和整合。领导要高度重视，编辑更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整个出版业从业者的素质才能提高。
记者：您从大学毕业就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这么多年您的工作动力是什么？您认为编辑出版工作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谢寿光：对学术的一种偏好，对知识的一种爱好，这是我始终的动力。所以我无论做研究者、出版者，还是在大学讲堂里带研究生传授知识，都怀着一种对知识的追求，这是我的核心的动力。所以我的交往、生活圈和朋友有相当多都是著名的学者。出版者的眼光不在于你能生产出什么，而是你能发现什么，这是最高的境界。这么多年，我也是从这个方面要求自己的。比如有社会影响的孙立平教授，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叫《断裂》，书名就是我起的，主要是把他那段时期给媒体写的文章以及博客上的一些内容重新整合，进行出版。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像《断裂》、《失衡》、《博弈》，都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把原来的一些不成文的思想编写成书，经过包装，更适合传播，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成果，这就是出版者的意义和作用。我的人生中真正精神意义上的导师是像邹韬奋、张元济、王云五这批人。这些人能打通商学两界，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别人的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产品。为什么要出书？不就是要更广泛地传播吗？
记者：您向新员工传递您这些出版理念吗？
谢寿光：新员工到我社，我首先要问他知道不知道出版，喜欢不喜欢这个职业。我说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一个就业，你别来。因为这件事情你干不长，对你的职业生涯是一个浪费。但如果你喜欢，你选择我们这样一个社肯定不会有错。我们不是最好的出版社，但是在我们这个社，由于很年轻，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急速的转型中，你参与进来，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学了这些东西以后，也不能期望这个出版单位就成了你职业生涯的终点。你可以从事其他的专业、其他的工作，但是这一段时间在你的职业生涯里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很好的弹性创业平台。
记者：社里给员工提供什么样的条件？
谢寿光：我们的管理体制基本在2004年成形，叫“量化管理、绩效考核、成本包干、部门核算”。我们按照专业设置编辑业务部门，社会科学部主要定位政法、社会，人文科学部是文史哲和古籍、文献资料，编译中心主要是引进版的图书，财经部关照的是大经济学和管理，还有一个皮书出版中心。前两年还设置了国际出版中心，专门涉及英文和其他语种的图书出版工作，主要是走出去的图书，工作语言是英语，员工都是英语专业的。我们按专业分工，给每个人做职业设计。新人如果是要做编辑工作的，都要到校对科、质量管理室、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实习，我们提供很多培训的机会。然后让每个编辑选择自己的角色，可以去策划选题，也可以只加工书稿，还可以担任项目负责人，当然要有资格条件。我们还有一套考核奖励机制。不管在哪个岗位，每个编辑一年最少出席一次全国性或者国际性的专业学术会议。
记者：您刚才介绍的业务，比如文史哲之类的图书如何跟这方面的传统大社竞争？
谢寿光：根据自己的优势，差异化竞争。比如在我们的人文科学部里，我们最强的是近代史研究，选题资源整合能力很高，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人。《历史研究》的主编就在我这作为首席编辑挑头。我们的一个副总编就是北师大近代史毕业的，原来也曾在《历史研究》工作过。近代史所是我们的根据地，研究近代史的专家都是我们编辑的好朋友。其研究水平怎么样，其强项是什么，编辑了如指掌。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书稿、最好的人才整合起来。文学比较弱，这块不作为重点。再比如最典型的财经和管理学部，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等都有，我们做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做专业的宏观经济的分析，而不去拼经济管理类的教材。社会学领域明确要通吃，因为我们是这个学科领域的“标杆”。社会学的博士、大学教授，你想要得到同行的评议乃至较好的评价，你的论文必须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或者在我们出版社出版有关社会学研究的专著。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书，有利于得到社会学界的承认。我社每个部门都有定位，不能什么都做，必须做专了。对编译中心的要求就不一样，每一个编辑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和一个专业，所做的书都涉及国际问题。全球化的译丛他们有责任要维护，“世界社会主义丛书”每一个系列每年都出十几本，关于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也有一批相当有影响力的书。
记者：您对社科文献社的定位是什么？希望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谢寿光：研究型的出版社。我的目标是希望能达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高度，能在我们出版社产生一批学术大家。不管怎么说我在出版界的职业生涯还有些年头，我希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坚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经营理念，不断壮大在高端学术图书出版市场的竞争力，成为我国权威、前沿的学术出版基地，成为智库型的中国最大的关于研究中国元素、中国问题的服务商之一。我们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来源：中国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