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关于《飘》的争论只不过是改革道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文化界、出版界能走到今天，也是和当初文化界、出版界改革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30周年了，1978年12月，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全党工作也为出版工作拨正了方向。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没有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没有中国出版业的今天。

　　出版业出现转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四人帮”对文化界、出版界是一种践踏。粉碎“四人帮”之后，问题出来了，“书荒”来了，你想看书没有书，买不到啊！

　　特别是在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数理化丛书一上架，各地新华书店前就出现排长龙的现象。在杭州，我亲身经历过，那时候买书的队伍从解放路新华书店一直排到国货路。

　　1978年4月，国家开禁了35种书，有《红旗谱》、《铁道游击队》、《悲惨世界》、《红与黑》……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大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这些中外文学名著。但由于纸张紧张，印不出来。当时，按计划分配给浙江省全省书店的这些名著只有2.4万册，全省才2.4万册啊，买的人又那么多，根本不够。你想看书，可就是买不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浙江出版界决定自寻出路。

　　怎么解决“书荒”？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业，就必须改革，冲破“三化”，冲破框框。什么是“三化”？就是一直以来，地方出版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三化”方针，只能出版字大、本薄、价廉的通俗小册子，不能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更不能出版翻译小说。1979年9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力量，认真审读了一部分以往出版过的中外名著，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决定出版傅东华翻译的美国女作家马格丽特•密西尔的小说《飘》。

　　《飘》是我们在上海书店的旧书堆里翻出来的。当时，我们去上海书店，在上海书店里面找。在那些“幸存”的旧书里，有很多是新中国成立前比较畅销的文艺书。我们在里面翻，最后选中了《飘》等几本外国小说。

　　为什么选中《飘》？主要是因为《飘》是本好书，曾改编成电影《乱世佳人》，反响很大，所以直觉告诉我：应当将《飘》再版。

　　这在当时的确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地方出版社是搞“三化”，只能出版小册子，不能出版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文学作品，更不要提出版翻译小说了。但是供需矛盾很严重，我们也没办法，就这么坐着等下去？怎么办呢，得想办法才行，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期，我们认为，要解决“书荒”，就必须改革，冲破框框，繁荣出版业。这就是我们重新印《飘》的初衷，当时只是想解决供需矛盾，繁荣出版业，其他没有想太多。

　　重印《飘》的消息刚一传开，就轰动了，十几个省的发行部门蜂拥而至，许多大专院校也纷纷要求供应此书。我们原计划印10万册，但是不够，后来我们计划印60万册。当时要书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上海有一家文化单位，专门派人到浙江坐着等，不给几万册书就不走人。

　　那时候形势很好啊，绝对是当时的畅销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我们没有想到的问题出来了！《飘》的上册才刚刚印好，中下册还正在印，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不同声音。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也就是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主要讨论地方出版社该实行什么样的出版方针。座谈会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解决“书荒”，繁荣出版业，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地方出版社必须改变“三化”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另一种认为地方出版社只能继续实行“三化”方针，否则就会出现“孙悟空大闹天宫——天下大乱”。两种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

　　在座谈会上，有人以《飘》为例，说坚决反对地方出版社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当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决定地方出版社改变“三化”方针，实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暂时实行两年。

　　长沙会议确定了这么一个方针，对于出版业来说，这是一个好事！开创了出版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对于《飘》的争论，长沙会议只不过是个小插曲，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远远没有想到。

　　长沙会议后不久，在1980年1月27日和29日，一家地方党报连续发表了《〈飘〉热和〈根〉热》、《〈飘〉到哪里去？》两篇文章，拉开了批判出版《飘》的序幕。紧接着，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以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发出呼吁为名，发表了《出版图书要考虑社会效果》的文章。到了4月18日，文化界一位著名人士对日本新闻代表团说，中国“也出版了像《飘》那样不大好的东西”，日本随即作了报道。4月23日，一家大报也发表了《揭开〈飘〉的纱幕》的文章。几乎与此同时，内部通报、大小会议、各种来信，对于《飘》的批评同样接连不断。1980年5月，在北京钓鱼台召开的全国出版局长会议上，批评《飘》成了未列入议程的议程；一位文化名人竟在信中言辞激烈地说：“‘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力陈出版《飘》的理由。首先，我认为《飘》的出版主要是为了解决“书荒”问题，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书荒”问题比较严重，人们读书的渴望比较强烈，《飘》的出版主要是为了解决“书荒”问题。接下来我又说了四点：第一，这是一部美国南部白人奴隶主阶级的兴衰史，尽管作者主观上是为奴隶制辩护，但客观上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灭亡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第二，这本书有相当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第三，趣味健康；第四，《飘》自20世纪30年代出版以来，在全世界都畅销不衰。

　　我讲完这四点之后，接着说，一些进步作家如斯诺夫人对《飘》的评价很高，她把《飘》与《战争与和平》相媲美。既然美国进步人士都肯定《飘》，很多与会的批评者都哑口无言，说不下去了。本来准备批《飘》的大会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那次会议上，主要领导还是不赞成批《飘》的，只是由于纸张紧张，《飘》不应该大量出版，但《飘》在原则上没有犯错，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会后好多同志都表示支持我。

　　引发这么大的争论是始料未及的，那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了，都在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所以，当时我们心里还是踏实的。

　　《飘》只是一本书，到后来，《飘》的问题已不仅限于出版这本书，它被一些人引申到如何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尽管出版界的许多领导都不赞成批《飘》，但显然，单靠出版界的力量已经难以顶住这么大的压力。就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对《飘》的出版给予了肯定。

　　那是在1980年6月14日，香港《文汇报》登载了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尽管只有几百字，但它对中国出版界、文化界来说，却是一股真正的暖风，一剂强有力的清新剂。

　　这条关于小平同志6月13日接见美国费城坦普尔大学代表团的电讯稿是这样写的：坦普尔大学联络办公室负责人乔治•英格拉姆说，该代表团同小平同志讨论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美国小说《飘》。“邓氏说，有些人不同意在中国出版这本小说，因为它歌颂奴隶主；但邓氏认为应该出版，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据接待这个代表团的科学院外事局整理的谈话记录记载：当谈到美国南北战争时，小平同志说：“你们有一本书叫《飘》，是写南北战争的。”外宾说：“是的，现在正在拍电影，有一位电影明星做主角。40年前已经拍了一部电影，现在又在拍另一部。”小平同志说：“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因为这本书的观点是支持南方庄园主的，我们想用中文出版这本书。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

　　因为小平同志肯定《飘》的出版了，那么关于《飘》的出版的争论就渐渐平息了，但是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却是震撼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小平同志的谈话，实际上是具体及时地给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阐明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如何辩证地对待西方文化。《飘》的出版造成了轰动效果，也掀起了全国讨论的高潮，我总结了一下，《飘》的出版主要有四点意义：

　　第一，《飘》的出版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书荒”问题，打破了当时一片红色海洋的局面，推动解决了“书荒”问题，使改革之初渴望读书的人们能够有书可读；第二，推动了地方出版社的出版体制改革，由原来的“小而全”转变为“小而专”。在出版《飘》后，地方出版社快速发展。1984年，地方出版社的出书品种已占全国总数的604%，出现了“小社向大社挑战，地方出版社向国家出版社挑战，无名出版社向知名出版社挑战”的局面；第三，《飘》的出版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是人们思想的一次解放，通过这次讨论，我们学会了辩证地思考问题；第四，《飘》的出版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交流与碰撞，从此之后可以陆续引进世界范围内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加强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周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关于《飘》的争论只不过是改革道路上的一个小插曲。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文化界、出版界能走到今天，也是和当初文化界、出版界的改革分不开的。(记者 严格 古其铮)

来源：浙江都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