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出版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侧面，江苏出版业在这场巨变中也留下了自己的轨迹。十几年后，再回首，轨迹只剩雪泥鸿爪，少了一份当时的激情，多了一点平静后的反思，尽管许多反思只不过是一些事后诸葛的见仁见智。
长沙会议值得再研究
长沙会议是中国出版业第一次对出版计划体制发起的冲击，其锋芒所向，直指全国出版生产力的大解放。
1979年的长沙会议，原定议题是提高图书质量，中途却冒出来一个“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会议的意见是，这个方针可以试行，会后却一下子铺展开来。怎样理解这种突然？如何认识这条方针？这样一个关节点的会议，很值得从改革的角度再去做些深入的研究。
从江苏的情况来看，这件事发生得似乎突然而又并非完全突然。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吹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角，有了思想基础；二是，同很多省市一样，江苏的出版社和出版管理局都已逐步恢复，具备了组织基础；三是，在实际工作中，江苏早已突破了“地方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束缚，参与了许多面向全国的出版活动。例如，在1972年完成周总理交办的翻译出版外国历史、地理书籍的任务中，在1975年实施《中外词典出版十年规划》、出版各种外语词典和《汉语大辞典》等国内工具书的工作中，在1978年贯彻庐山少儿读物会议、组织全国力量出版少儿读物的活动中，都能看见江苏出版社积极的身影。此外，在长沙会议时，江苏的大型文学期刊《钟山》、翻译文学期刊《译林》也已进入了创刊号的倒计时。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江苏等地已经是盘马弯弓、蓄势待发了。试想，一个六朝时就产生过《昭明文选》、明代就编成过《永乐大典》、清代就刊印过《全唐诗》的江苏，建国后被长期困于“三化”（地方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池中，一旦天空炸响解放思想的春雷，它怎能不思扶摇直上？
从表面上看，地方出版方针的内容是组稿出书和发行范围的调整。从深层次看，虽然这次突破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意义却超过了拨乱反正的范围。它是中国出版业第一次对出版计划体制发起的冲击，其锋芒所向直指全国出版生产力的大解放。在当时，这样的改革动作应该说是相当超前的。实践总是走在人们认识的前面。
《译林》那场风波
这是一场由各种思潮激荡引发的风波，传统的思维定式受到冲击。
1979年，《译林》刊载了当时电影正在热演的同名原著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从而引出了一场轩然大波。其缘起是，有位译界权威人士上书胡乔木（编者注：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认为登载这种小说，是出版界从来没有过的“堕落”。翻译界为此展开了激烈论战。最后，胡耀邦亲自叫停，事情才平息下来。事实证明，《译林》贯彻“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办刊宗旨，从通俗文学入手，反映西方社会生活，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令人欣慰的是，这位上书的人士，在事情平息以后，能够主动承认自己认识的局限，同《译林》握手言和，重新合作，出现了一幕化干戈为玉帛的大好结局。
现在来看，这桩公案的起因，除了门户之见、文人相轻，以及对地方出版刊物的鄙夷等等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西方通俗文学存在不同看法，传统的评价受到了挑战。拨乱反正、贯彻“两为”方针以后，出版界思想空前活跃。加上出版社加速裂变，大量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带来了许多新的观念和视角。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文化和出版理念的许多思维定式受到冲击，产生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这场风波的启示是，对待不同看法的争论，不能无限上纲、打棍子，而应该沟通、理解、包容，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由此生发的另一些想法是，出版业历来是个不平静的领域，各种思潮在这里激荡，又要在市场经济里寻求发展，出书风波时有发生在所难免。对待这些风波的最主要办法是事前下大力气，做好细致的引导工作，把大家出书的积极性强有力地吸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一旦出现了问题则要实事求是，着重总结经验，解决思想问题。要分清责任，但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可能是出入风波里，最大限度地保护出版人积极性的较好办法。
有争议的承包、大得益的承包
将承包责任制移植到出版业是一项创新的尝试，调动了出版社创收的积极性，提升了出版社的实力。
1984年，研究地方出版社改革的专题会议在哈尔滨召开。安徽出版社试行承包的经验，在会上的窃窃私语中不胫而走。赞成的一方认为，承包可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壮大出版社的实力；反对的一方认为，这将助长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风气，走偏方向，腐蚀队伍。为了了解实际情况，江苏组织了考察团去安徽调研。看到所述的两种情况都存在。安徽的领导很清醒，当时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回来以后，总社通过反复研究认为，承包形式的改革，值得移植过来，但是应采取内外有别的两种做法。即，对外由总社向省财政厅实行总承包。因为财政厅咬住不放，承包基数在全国是最高的，但不同于一般超收分成做法，我们争取到超收全留。实行的结果是，江苏省财政厅得到了一块稳定、较高的收入，总社从每年两位数的增长中斩获更多，两不吃亏。对内由各直属单位向总社承包，直属单位下属的科室不搞承包，只搞目标责任制。对直属单位的承包，还做了一些特殊安排。一是，将每年确定的重点选题列入承包内容，限期完成，而且，其加权分值高于其他经济指标；二是，放水养鱼，各单位的承包基数比较低，超收全留。同时，总社除掌握课本收入作为调控杠杆以外，其他收入、包括教辅收入，全部放给直属单位；三是，控制消费基金逐步增长，以保证收益主要用于事业发展。这种承包更像是一种综合目标责任制。实行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各单位扩大销售、努力创收的积极性，加强了总社的凝聚力，增强了整体实力，江苏从此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车道。出书实力由此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所构思的江苏财力与西部出版资源相结合的战略安排得以实施，一批耗资巨大的图书，如《敦煌》、《中国三峡》、《追忆似水年华》、《尤里西斯》等具备了出版的条件。
省店成了顶门杠？
在发行体制改革中，省店适时转变职能，在市场经济中找准定位。
1982年，发行体制进行了“一主三多一少”的改革。1988年，又进行了“三放一联”的改革。这两轮改革对于搞活出版物流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改革的实践过程中，省店却处于尴尬和备受非议的位置，它似乎成了减少中间环节的对象。要求基层店财权、人权从省下放到市县，甚至于撤销省店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直接说：“省店已经成了发行改革的顶门杠！”省店和管理部门因此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1992年，江苏省总社和省店负责人一起到四川成都参加当年的全国书市，并强烈地感觉到各省省店都已陷入被动，控制局面相当困难。
省店向何处去？从成都经三峡回来的船上，总社和省店的负责人根据1990年新闻出版总署召开的重庆会议精神和江苏的情况反复讨论，达成了三点共识：1.继续坚持走店社、店店联合大发行的路子，多年来好不容易形成的规模经营不能说散就散；2.省店要争取主动，找准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方向是减少管理职能，加快向大批发环节过渡。省店的未来应该是仍然充满希望的；3.继续坚持发展农村网点，扩大发行网络。这三条的关键是省店转换职能。新上任的省店经理来自市店，对这样的改革感同身受，因而执行得很坚决，从而很快带领职工摆脱了被动局面。此后，省店也一直处于全省发行改革的领导地位。在实际工作中，省店后来又总结了一条经验，即围绕扩大销售进行改革。上述这三条，构成了江苏发行改革思路的特点。这是一条坚持大发行的路子，其效果非常明显。没有多久，江苏发行的诸多经济指标，就跃居全国第一或第二的位置。实践说明，在当时的改革中，顶住压力、保护省店的积极性是对的。
尾声
当年的风景已经淡去，比起今天正在进行的热闹恢弘大戏，过往的不过是开台的锣鼓。但是，几声鼓点，也让我们悟出了一条真理：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这是耳熟能详的一句老话，而做到却真不容易。它要求改革紧紧围绕解放生产力进行；要真正能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牛顿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真正能找准一个解放生产力、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支点，必将使改革事半功倍地喷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
来源: 出版商务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