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世界驰名的古都在不费一枪一弹下和平解放。2月23日，新中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出委会”)在北平成立。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的一个临时性组织。它既是党领导出版事业的一个管理机构，又是出版课本、书籍和杂志的生产部门。按出委会主任黄洛峰的说法，它“不仅是进行出版业务的一个企业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它的特殊地位，决定它肩负向新解放区人民大众供应党的政策文件、干部读物、中小学课本和接管平津敌伪出版印刷机构，统一华北地区出版发行工作以及团结私营出版业的双重任务。

　　我在1949年初，从香港经朝鲜到达大连，在光华书店担任出版工作。6月中旬接到北平调令，抵达北平到出委会报到：当时出委会与新华社同住司法部街75号一幢大楼。所以在“七·一”晚上，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时，出委会与新华社的同志一起编队步行到先农坛。各路队伍进入会场不久，一阵倾盆大雨，使列队在广场上的与会者个个混身湿透，而大会照常进行。这是我到解放区后第一次参加万人以上的群众大会，也是生平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人召开的万人大会。看着铺满广场的红旗，嘹亮的呼唤同志声，对于一个长期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来说，自然是全新的感受，无比的激动，深深体会到组织性纪律性和人民群众伟大的力量。

　　黄洛峰是1949年2月到达北平的。1948年6月6日，他还是读书出版社负责人的时候，在香港接到周恩来致香港章汉夫转胡绳电。嘱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负责同志：“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见《周恩来年谱》第775页)。三店负责人接电后加紧筹划三家书店的合并，组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并把三家书店的骨干经水路和陆路分批输送到解放区。黄洛峰于12月初离开香港，经安东、沈阳到达北平。

　　从1949年到现在不过46年，但是，岁月的流逝，磨蚀人们的记忆力，诸如出委会机构的名称、委员人数、地址以及出版书和杂志的情况等许多往事不少人已经淡忘，甚至记忆错乱，说法不一。当年共事，而今在世的同志也越来越少了。我感到有必要尽可能把我记忆中的印象和查得到的一些零星资料串起来，留下一个记录。

一、出版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址

　　对于出委会名称，近年有三种说法：(一)出版委员会；(二)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三)华北出版委员会。

　　《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的第一章《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立》，有如下记载：“二月，华北局宣传部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成立华北出版委员会(中央进入北平后，由中宣部领导，名为出版委员会)。”我到出委会的时候(6月)，没有见过出委会的牌子，大门口没有，司法部旧楼上也没有。我用过牛皮纸的竖式信封，上面印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扁宋体字。但是，印象不一定可靠。为了证实，我找过几位熟人，找到一个出委会举办的业务训练班的结业证书。这个证书的名称就叫“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结业证”，有训练班主任黄洛峰和副主任华应申的签名章。发证日期1949年7月10日，在发证日期上盖有阳文篆体的“华北出版委员会”一方图章(附图一)。

　　这个结业证书说明两个问题。出委会的全称应是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或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简称出版委员会；成立初期叫华北出版委员会。原因是二月间成立时，中宣部还没有到北平，委托周扬领导，而周扬当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部长。黄洛峰在10月3日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作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里亦说到：“二月中洛峰经东北到北平，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在中央还没有搬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3月间中宣部进城，周扬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出委会就归中宣部领导，不再用华北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了。虽然那颗图章还留着，在发通知时已改用一颗木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图章了(附图二)。

　　关于出委会的办公地点，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这个条目中说：“机构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如果要说得周全一些，可用黄洛峰的说法：“2月23日我们就开始在大院胡同5号办公，3月28日迁入司法部街75号，……截至最近为要腾给司法部房子，9月21日又迁到东总布胡同10号”。

　　司法部街75号(注：司法部街是长安街上南北向的一条小街，因建人民大会堂而拆除)原是北洋军阀时期旧司法部的一幢两层楼，座西朝东。3月间与新华社一起从大院胡同迁来，基本上一家一半。一进楼门是一个水磨地的大厅，成为每周六晚上摆开场子跳交际舞的地方。新华社有一个业余的乐队，看样子是在延安时期就有的。参加跳舞的也是延安来的人多，我和程浩飞、倪子明等从国统区来的都不会跳。食堂也是共用，分小灶与大灶，严格按解放区的制度，除少数几个领导人外，一般处科级干部都吃大灶，主食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东总布胡同10号是俄文专科学校的旧址，瞿秋白曾在这里任教。由大小两个四合院组成，还有一个操场。购得旁边一座带花园的民宅，连成一片。出版总署成立后，为了纪念瞿秋白同志，把其中一座独立的教室命名为秋白堂。

　　出委会迁到东总布胡同后紧接着就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9月23日晚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代表团团长谈话会和大会都在东总布胡同10号开的。

二、委员名单和组织机构

　　关于建立出委会和委员的组成。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1948年8月间，中央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对以后局面开展的估计，就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又说：“2月中旬洛峰经东北到北平，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首先统一领导平津及华北地区的党的出版工作，并指定黄洛峰、祝志澄、平杰三、王子野、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等为委员(以后又加了徐伯昕同志)，在中央还没有搬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

　　连后加的徐伯昕在内，委员共8名。但在赵晓恩写的《关于南下参与接管上海出版业工作》一文中，介绍卢鸣谷时，说他是：“出版委员会委员，东北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这样就出现第9位委员。赵晓恩的依据是卢鸣谷曾经和他谈起过这件事。

　　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向参加过由周扬宣布出委会委员名单的这次会议的欧建新调查。据他回忆，并且查了他当时的笔记本。他说周扬在宣布黄洛峰等7人名单后，临时提出增加卢鸣谷为委员。最近看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为编纂1949年出版史料收集的资料，其中有一件《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开会日期与欧建新笔记本上记载的日期相同，也是2月16日。其中记录有周扬传达在他来北平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他的谈话：“决定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在解放区用的新招牌)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临出会委员，除陆部长函中指定的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平杰三、王子野、史育才、欧建新诸同志外，再加卢鸣谷、王钊两同志。”

　　正如欧建新所说，卢鸣谷是开会时周扬临时增加的。这次会议在华北局宣传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周扬、黄洛峰、平杰三、华应申、王钊、卢鸣谷、欧建新等7人，王钊与卢鸣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然知道周扬增加两名委员的建议。

　　上面的会议记录说明，从黄洛峰到欧建新7名委员是陆定一信里指定的。据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真)叶(剑英)赵(毅敏)电”，那末，这7个人的名单确是中央决定的。电文中说：“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7人名单同前，略)”……”。为什么到10月，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只提到中央指定的7名委员，加徐伯昕，而没有提到周扬提出的王、卢两位?在出席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出委会的代表名单中(代表7名，都是委员。史育才列为华北新华书店代表)也没有这两位，而把王钊放在列席者的名录里，身份是秘书室主任。由此令人怀疑周扬的提名是否得到中宣部的批准。

　　另外，从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一书中的出委会30次会议记录看，在第1次会议(2月22日)记录上，王钊、卢鸣谷与黄洛峰、祝志澄等一起记入出席者名单；到第10次(5月4日)，王钊仍是出席者(卢鸣谷已去上海)；但从第11次会议(5月11日)起，王钊成为列席者。这一变化，正好说明上面提到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

　　组成出委会的8位委员的原属单位：

　　黄洛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

　　祝志澄，中宣部出版组；

　　平杰三，华北局秘书长；

　　王子野，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

　　华应申，中宣部出版组；

　　史育才，华北新华书店经理；

　　欧建新，新中国书局负责人；

　　徐伯听，生活·读书·新知三牍书店总经理。

　　出委会由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它的机构有两处两室：

　　出版处：主任 华应申，副主任 徐律。

　　编校科：科长 徐律(兼)。整理稿件，决定版式用字，校对，付印；

　　出版科：科长 朱希。制订出版计划，决定印数，保管纸型、铜锌版；

　　杂志出版科：科长 范用。校对，印务，决定杂志印数；

　　印务科：科长 王仿子。与印刷厂往来，结算印刷费，掌握用纸，发货；

　　美术科：科长 邹雅，副科长 阿老。美术设计，绘图；　　资料室。

　　厂务处：　　管理科；　　技术研究科；　　印务科；

　　材料科：科长 邢显庭。

　　秘书室：主任 王钊，副主任 程浩飞。

　　人事科：科长 王钊(兼)；

　　文书科：科长 倪子明；

　　总务科：科长 孙清泉。

　　会计室：主任 陈正为。

　　当时人员短缺，机构和人都是逐渐增加的。如印务科是我到北平后增设的，杂志出版科又晚一步，是范用到后增设的。以后又设宣传科，由我兼任，而资料室、厂务处等机构的负责人一直到出委会结束还是空的。

　　出委会的主要骨干由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工农分子出身的干部和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组成，是这两支文化出版队伍在新中国首都的汇合。到10月，出委会本部有职工87人，其中党员36人。从年龄说：20－30岁的占65人(其中有新招收的青年38人)，是一支比较年轻的出版队伍。

三、统一版本，出版政策文件与《干部必读》

　　解放军一进城，面临的一个急迫任务是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以，除报纸这个宣传工具之外，出版书刊亦刻不容缓。出委会一成立，立刻把主要力量投在出版生产方面，向新解放区大批新干部供应学习材料，向中小学生供应课本。除了数量上满足读者需要外，提高质量，统一版本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各解放区出版的书都是自编自印，版本不一，有的还是根据电报记录排印的，错漏比较多。这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情有可原，如今进入大城市，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了，必须重新校订，重排重印，统一版本，提高质量。黄洛峰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工作时说：“我们的任务重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是从这几类东西开始”。又说：“中宣部的党内教育组和编审组，一直就为重新审订各种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而努力着。”

　　以统一版本为目的，出委会把过去出版的政策文件、文艺创作等编成几套丛书。编入“政策丛书，，的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整风文献》(订正本)等等。

　　编入“人民文艺丛书”的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刘巧团圆》等55种。

　　1949年4月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主席批准。出委会对这一项出版任务特别重视，把12种马列主义著作编成8卷，25开本，直排，版面宽阔，行疏字大。每卷印3万册，其中布面圆脊、手工锁线(当时北平还没有锁线机)的精装本1．1万册。这8卷排列如下：

 　　第一卷：《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第二卷：《基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卷：《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四卷：《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第五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册)；第六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下册)；第七卷：《马恩列斯论中国》；第八卷：《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以上各类图书，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其他(包括“人民文艺丛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书与杂志统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

　　为了统一版本，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6副纸型，除自留两副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

　　到1949年10月底，共计出书315种(合371册)，印行576．6613万册。

四、《毛泽东选集》与单篇本的出版工作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的编辑出版是中国革命史和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出委会一成立即把出版《毛选》新版作为头等大事，列入出版计划。

　　所以说“新版”，是因为北平解放以前，几个解放区已出版过几个版本的《毛选》。例如晋察冀，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首次用《毛泽东选集》的书名汇编毛泽东1937年5月到1944年6月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分编为5卷出版。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在此版本上校订增补，出版1—6卷增订本，收入篇目扩充为43篇，约60万字。

　　东北解放后，1948年在哈尔滨，由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编辑的《毛选》，分编为6卷，合成一册，由东北书店出版。全书编入50篇文章，约84万字。　　此外，在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主持下，也分别编辑出版过《毛选》。

　　1949年中央决定出版新版《毛选》，毛主席亲自参与编辑和校订工作，以前各解放区出版的《毛选》一律停止出版。所有单篇本也由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重新校订，各地再印，统一使用出委会的新版本。

　　我在6月到印务科工作时，《毛选》已在排校中。当时对《毛选》的出版除了要求不准有一个错字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到公开的时候，对于编入多少文章，什么时候出版等等，任何人都不得泄露。直到1949年10月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才披露。他说：“《毛选》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我们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样，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500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两年我在报纸上不止一次看到某些人的回忆文章，说出版《毛选》是在毛主席1950年访问苏联时，由斯大林建议，才决定出版的。今年二月又在《文摘报》上见到在《毛泽东与书》的题目下，有《毛泽东选集的诞生》一段，说到：“1950年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写过的文章编辑成集，公开发行，……1950年5月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田家英为主要成员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先行整理稿件，最后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经委员会紧张而细致的工作，转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问世……”。从这段文字看，似乎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后才决定出版《毛选》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能否定斯大林有此建议，但是，在1950年斯大林的建议之前，在1949年的夏季，《毛选》的出版工作已在进行之中是铁定无疑的。虽然当时由于保密，出委会外边的人不知道，在出委会内部也只有处科级以上的干部知道，在编校科中非党于部不担任《毛选》的校对工作。《毛选》的校对由少数几个在出版校对工作方面有经验的同志担任。最近我问过当时文书科科长倪子明和出版科科长朱希，他们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1年10月12日，在全国出版发行《毛选》第一卷的这一天，出版总署召开一个小型的仪式简单的，却是很隆重的庆祝会。参加会议的有出版总署领导人，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的13位同志(黄洛峰、沈静芷、祝志澄、糜文溶、徐仲文、唐泽霖、王益、史育才、仲秋元、华应申、梁涛然、赵晓恩、王仿子)，还有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的有关同志，以及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田家英。署长胡愈之在讲话中说：“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毛选》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这篇讲话又一次证明，《毛选》的出版工作从1949年夏季就开始了，不是在毛主席访苏之后。其所以要经过将近两年半的时间才出第一卷。因为“各篇取舍，经毛主席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见叶圣陶1951年10月12日的日记)。　　胡愈之和黄洛峰都肯定1949年5月6日为《毛选》第一批稿子发排的日子。把《毛选》列入出版计划的时间显然还要早一点。现在查到的4月27日出委会第9次会议上，出版处负责人华应申已提出要编制《毛选》精装本的成本预算。4月24日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委会领导人黄洛峰在讲话中曾号召全厂职工为印好《毛选》而努力。到6月下旬，《毛选》全部稿子发齐，排成1200面校样。据材料科科长邢显庭回忆，当时为出版《毛选》而采购的好纸(上海华丰造纸厂的圣经纸)，因不准别的书刊使用，一直压在仓库里直到1951年。

　　毛主席的著作，除《毛选》以外，还出版许多单篇本，一篇文章一本，计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等。每种一次一般印1万册。出委会规定，政策文件、毛著单篇本要充分供应，不得短缺。

　　为单篇本设计一个简练而庄重的封面并不容易，曾经使美术科煞费苦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最后选定只有一行直排的书名，黑色，压在一条长方形的红色的底版上，另加一行出版者名称，也印黑色。这样一个封面一直沿用到人民出版社时期。

五、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建立联合出版社

　　出版教科书，也是出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有统一版本的问题。1948年黄洛峰还在香港的时候，为今后教科书出版问题请示中央，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决定统一编印”。1949年3月，叶圣陶到达解放区烟台，被电邀到北平，5月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1949年7月10日，中宣部发出《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批示》，指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地区差别之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惟因成立不久，人力不够，尚未能提供整套的新教科书。(列举书名，略)均在排印中，可由出版委员会以纸型(只送西北局、华中局、上海三地)或样书供给你们，以便翻印。”

　　过去，各解放区被战争分割，各地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教材不一样，课程标准不一致。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就在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使用过的课本中选拔一部分，又从国统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出版的课本中选拔一部分，有的经过修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才重新编撰。

　　教科书的出版、发行，量大而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光是出委会和新华书店的力量远远不够。况且资金短缺，筹措纸张十分艰难。黄洛峰运用私营出版业的力量，7月初在北京建立华北联合出版社；7月底又建立上海联合出版社，吸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北新、开明、儿童、广益等数十家私营出版社联合经营。华北由史育才、薛迪畅分任董事长和经理；上海由王益、万国钧分任董事长和经理。这南北两处的联合出版社成为出版与发行教科书的强有力的机构，既利用私营出版社的资金(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公股约占1／4)，又利用他们的工作经验，使在这样一个大变革中课本供应工作得到平稳的过渡。这是解放初期运用私营出版力量为新中国出版任务服务的一个典范的例子。

六、出版《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等杂志

　　出委会出版的杂志中，最重要最受人瞩目的要算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中文版(半月刊)。为了简易好记，后来我们管它叫《和平民主报》。7月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销共产党情报局刊物的指示》，要求积极推销英文、俄文版之外，又决定出版中文版，并要求通过报纸、杂志、广告、广播、电影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为了加强国际主义教育，要求每期销售10万份。

　　《和平民主报》从第36期开始出版中文版，分北平(印3万)、东北(2万)、上海(5万)三地印刷出版。为把这10万份推销出去，在宣传推广工作上下过不少功夫，除每期发出版消息、发广告外，还做成幻灯片，在电影正片开始前打出幻灯广告，还印海报发给书店张贴。可是，直到最后销售情况还是不够理想，积压很多。

　　此外，还有下列各种杂志：《新华月报》(月刊)、《文艺报》(半月刊)、《人民文学》(月刊)、《中苏友好》(月刊)、《中国妇女》(月刊)、《新音乐》(月刊)。

　　在黄洛峰的《工作报告》中列举“已经确定要出版”的杂志有9种，除上面7种外，还有《新闻》(半月刊)、《人民》(半月刊)两种。我印象里这两种没有出版。接着出版的第8种是《时事手册》(半月刊)，由新华社编辑，也可能它就是计划中的《新闻》的改名。　　此外，在出委会成立初期，曾经代印过《华北文艺》和《中国青年》杂志。

　　由于杂志时间性强，发行量大，工作十分紧张，所以单独成立杂志出版科，由范用负责。杂志科从各个杂志的编辑部接到稿子后，要负责版式设计、校对，一直到把杂志发到新华书店(注：当时还没有邮发合一，杂志都由书店销售)。

　　以上各种杂志，除了在北平印造外，还要多打两副纸型，分送沈阳和上海印造。北平印造的供应华北、西北地区；上海供应陇海路以南的华东地区和华南、华中、西南；沈阳印造的供应东北地区。一些政策文件等大量印行的书籍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划区供应，这就是以后发展为分区租型造货的开创阶段。

七、接管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

　　出委会的另一项任务是接管敌伪出版印刷机构。中宣部出版组的祝志澄、华应申、徐律等同志进城早，接管工作于出委会成立之前已经开始。

 　　2月中，华应申接管和平门内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办事处；2月22日由周永生去阜成门外接管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该厂原是敌伪时期由日本出版家下中弥三郎在北平建立的新民印书馆，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没收，改名为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原来的规模不小，设备比较齐全，可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一把火烧毁了大部分厂房和设备。进城后，又被人民印刷厂先走了一步，拉走5台密勒机，4台胶印机，只乘下40多台破残的机器。存纸中有1800多令被盗卖(大部分追回)。

　　周永生接管后积极整顿，经与人民印刷厂协商，用8台被烧坏的胶印机换回两台修复后的胶印机，又把接管的独立出版社印刷厂、军调时期创办《解放三日刊》时办的工合印刷厂的机器拉来，再从华北新华书店印刷厂拉来一部分设备，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斗，恢复生产。到6月，计有全张印刷机10台(其中已修复开动的5台)，对开印刷机27台(已开动10台，有几台是日产菊制印刷机，因没有相应幅面的纸张，长期不用)。

　　出委会任命周永生为厂长，李力行为秘书，工务科长徐仲文。厂名为北平新华印刷厂。

　　当年七月间我去厂里接洽印件时，厂房还是破烂不堪，被火烧过的痕迹到处都有。后面有一大片空地，几间平房，是出委会的纸库，由孟汉卿负责保管。当时的厂址在礼士路东现在新华厂宿舍区的地方。　　在接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油墨厂的基础上成立了新华油墨厂，任命许崇智为厂长，生产骆驼牌油墨。

　　3月15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发出通知，宣告“本会接管的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独立出版社北平印刷厂、中国文化服务社油墨厂，业经中央批准交由中央出版局管理”(注：中央原计划要成立出版局，黄洛峰在3月中向周恩来请示时携带了一份《出版工作计划书》，其中有建立中央出版局的打算，还附有《中央出版局组织大纲》。在中央出版局成立之前，先建立临时出委会)。

　　当时新华厂的印刷力量(到6月，月排字400余万字，印纸2000令)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又与一些民营印刷厂建立业务关系。如：京华印书馆，承印部分《干部必读》；北京大学出版部，主要印单行本；五十年代印刷厂，主要印单行本；在天津有一个直属厂，由李长彬负责，承印“人民文艺丛书”。每种印数5000册。

　　印务科的工作，就是和印刷厂打交道，应该天天下厂。可是，当时实在太忙，我们(还有李志强、黄培宇、小康)几个人做不到每天下厂，好在新华厂有一位老田师傅，一天两次往返，送来校样，取走付印件，使我得到不少方便。工务科长徐仲文是香港时期的老朋友，交给他的东西可以放心，有时候他会纠正我工作中的疏忽，或者提出更好的办法。例如《干部必读》，他对25开锁线订，每张纸有几个白页的浪费就提过意见。当时纸张十分紧张，这样的浪费确是一个严重问题。可是，我到出委会的时候，已经无法改变。

八、举办业务训练班

　　进城之后，新华书店和新中国书局用公开招考办法吸收了许多新干部。这是一批生活在大城市的朝气蓬勃的年轻知识分子，只是，政治上比较幼稚，业务不熟悉。出委会针对这种情形，从培养提高的目标出发，举办业务训练班。由黄洛峰和华应申分任正副主任；程浩飞任教务主任，负责课程、教材；邹雅任指导员，负责学员的生活辅导、思想教育工作。

　　训练班于5月1日开学，7月10日结业。招收学员53人，其中由新华书店派送35人，新中国书局15人，其他3人。学员中7／10是这两个单位新招收的年轻人。

 　　课程分政治课、业务课、文化课三部分。政治课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人生观》、《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业务课分为出版、发行工作，中国新出版业简史，会计等；文化课有地理常识和应用文。聘请的讲师有艾思奇、何其芳、胡绳、王子野、吴敏、蒋齐生、马适安、华应申等。

　　训练班结业时，邀请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7月10日的晚上讲话。陆部长首先讲到两支革命出版队伍。他说：“出版事业是很早就有了，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出版事业，却并不太久。过去有两支军队，一支在城市，是邹韬奋同志、胡愈之同志他们在那里领导的。……尽管反动派迫害怎样厉害，他们都坚持着岗位，在蒋管区教育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艰苦奋斗到底。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一支是在乡村，和城市不同了，在解放区政权是在人民自己的手中，但条件不够，交通工具缺乏，印刷技术很差。……为了干部的学习，规定一些书来印造，送给干部。因为大家都是供给制没钱买书，所以在过去解放区的出版业不能算是经济事业。”

　　然后又讲到新中国的出版家是革命的出版家。他说：“同志们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对我们的工作，要抱很严肃的态度。封面印的好不好?排的好不好?有没有错字?不要因为这工作不是我做的，不关我事。同志们是一个革命家，就要向人民负责，一点错误都不应该发生，我们不能给老百姓吃毒药，连砂子亦不能有。”

 　　最后，陆部长讲到内部的团结和对私营出版业的态度。他说：新华书店“将来要成为国家书店，”现在还是分散经营，将要集中统一。“现在全国的出版业我们占1／5，私人占4／5。我们公营出版业应该去领导他们，把他们团结到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里来，给他们有适当的利润，要和他们合作。”

　　陆部长的讲话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是极大的鼓舞。我虽然从事出版工作多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经受过迫害和抗争，但是如“第一是革命家，第二才是出版家”这样铿锵有力的话也是第一次听到。

九、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党领导下的出版事业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是1948年中央电召黄洛峰到解放区的时候就有的打算。1949年3月，黄洛峰到石家庄向中央请示出版工作，中央的指示是：“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走向统一集中。”

　　到6月，出委会认为贯彻中央统一集中的时机成熟，决定召开一次党的出版会议，讨论出版方针和统一集中问题。由黄洛峰、华应申、王子野、王钊、陈正为、孙清泉、程浩飞组成筹备班子。8月6日中宣部发出开会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总结出版发行工作经验，了解过去及当前的工作情况，决定今后新华书店出版发行工作的方针和统一办法”。陆定一称这次会议为“决定今后出版工作的共同纲领”。

 　　会议名称定为“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会议内容却超出新华书店范围，是新中国整个出版事业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也不仅仅是新华书店。只因为当时出版总署尚未成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区的新华书店(在华东、华北、华中、西北地区各有一二位宣传部的同志参加)，有出委会、三联书店、解放社、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新华印刷厂、天津知识书店等，共有代表74人，列席者42人。出委会的8名委员全部作为代表出席外，处科级负责人12名作为列席者参加会议。

　　毛主席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并于10月18日晚6时30分(会议闭幕前一天)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全体与会人员，由胡愈之一一介绍，逐个与主席握手。朱总司令为会议题词：“加强领导，力求进步”，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开幕式由胡愈之主持，并致开幕词。陆定一作国际问题报告。在大会上作报告的，还有：胡愈之的《全国出版事业概况》，黄洛峰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徐伯昕的《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报告》；此外，有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各区新华书店的工作报告；还有随军书店和三联书店工作报告。陈伯达作了版本问题的讲话。在19日的闭幕式上，胡乔木讲话，黄洛峰作会议总结报告，陆定一致闭幕词。

　　在毛主席接见这一天晚上，全体人员从中南海回来，以极其兴奋的心情连夜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内分：方针、领导与组织、统一集中的步骤三部分)，及其附件：《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各部门业务的决定》(其中计有：编审出版工作统一办法；印刷工作统一办法；发行工作统一办法；企业化管理的统一办法等四部分)。这两个文件中至今令人回味的有以下几点：

　　一、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出书的分工。规定“各地新华书店出书范围除上级指定的以外，有甲：通俗读物、文艺作品、地方性的书刊；乙：本地区的典型经验及材料；丙：活叶文选与地区性的各种补充材料；丁：经核准可以分区编印的小学教科书及其他出版物”。这个出书方针，显然是考虑到当时各地(上海除外)的出版力量而定下来的。以后发展并被归纳为“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地方出版社的“三化”方针，到1979年长沙会议才确立“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新的出书方针。

　　二、强调尊重著作权。关照各地新华书店：“未得原出版者及作者同意，不得加以翻印”，“征得原出版人同意而重印书刊时，应注明所依据原版本之出版者及出版日期地点。”“凡新华书店出版书刊，统一由收稿地支付稿费，其他地区新华书店重印，……分担稿费，并应将印数通报新华总处，……”当时还谈不到制订著作权法，著作权按照习惯法得到尊重。

　　三、规定新华书店(包括出版、印刷、发行)“实行企业化，必须励行经济核算制度。”“各地区工厂，均应实行成本会计制度，并统一规定当地的定价(注：应为工价)，保持合理的利润率。”“各地区应将供给制及半供给制的待遇办法，逐渐统一为薪金制。”这里为出版社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提供了一个材料。

 　　陆定一的闭幕词肯定这次会议的成功。他说：“会议的成绩，是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都得到了一致的意见，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统一的基础”。

　　《人民日报》于lO月21 日发表社论《出版会议的收获》。社论说：“这次会议的成绩首先是确定了全国新华书店的统一集中、加强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方针和具体办法”。“会议明确规定了今后的出版事业要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此就必须大量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读物。在发行工作上须扩大发行网，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书送到广大人民手里。会议还对书刊的校对工作加以严重注意，把校对工作当作政治任务提出来。”

十、结束语

　　11月，出版总署成立，由胡愈之和叶圣陶、周建人分任署长、副署长。出委会改组为出版总署出版局，由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分别担任局长和副局长。出委会人员和出版生产业务均归属出版局，出委会作为党的临时出版机构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作者：王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