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年9月出版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理解史》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本“新书”。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科学批判理论形成及其发展历史的第一次重要的学术概念史考察。可喜的是，这恰恰由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完成。

　　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也算是一个从哲学视角进入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多年以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小组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经典文本史以及一部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思想和文本的历史。哲学思想史其实也是广义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二者存有相通相知的内容和方法。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平台基本上是由孙伯先生奠基的。当然，还有胡福明和李华钰等老师的学术贡献。孙先生的学术基础之一是历史学。他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这既是一种基于文献解读的重视事实考据的方法，也是一种总体理论逻辑上的历史性思考维度。这使我们这些后学受益匪浅，进而走向科学的思想史探索的方法论自觉。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学科特色中最重要的方面。关于思想史的方法论研究，我已经发表过一些看法，但那更多地还是基于对传统教条主义方法的证伪。参见拙文《如何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载《学术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一旦我们真正进入思想史的写作过程，问题就更加复杂和具体化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自省，还必须直面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方法论研究中世界性的重要进展。特别是当我们发表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发生学和考古学的观点时，我们就不得不更深地介入史学方法论的思考和争论。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问题，今天在一个作为历史学外行的中国哲学工作者眼中是如何被看待的？这大概是我们在进入资本主义理解史研究时必须回答的一些问题。必须承认，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历史学研究的专业训练，也不可能阅读和精读一批重要的中外历史学文献，所以，学术余光下的某种直观印象是我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人们在理解马克思哲学话语的客观性原则时，远一些，一定要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近一些，就会反讽性地提到胡适所说的“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的观点，我们被告知，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学观念。后来，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耳边时常听到的则是西方史学家兰克、柯林伍德和汤因比的只言片语，以及新史学、分析史学、年鉴学派和新年鉴学派的动态。给人的一般印象是，客观性的历史主义和基础本质主义一般是受到否定的，历史学研究及其方法自省主要是沿着康德以后的有限主观性逻辑行进的。历史的进步观、线性的时间概念、宏大叙事话语和欧洲中心历史观不断遭到质疑，当代历史研究方法自省中的先锋和前沿似乎总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的直接否定，其反讽性和极端性的理论表现则是今天的后现代史学观。于是，历史和历史学方法在“怎样都行”的话语中自然是被同时解构的。总的说来，我自己的历史观点是相对保守的：不论世界如何改变，科学如何发展，我们总是要作为“有死者”直面特定的历史现实。所以，我反对简单地使用后现代式的反思历史研究的方法。我以为，对于正在走向现代性（工业性）的中国，过早的后现代一定是学术的噩梦。

　　当然，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并未直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但是出于对学术史的尊重和一般讨论方便起见，在本文中我将保留“历史唯物主义”一语。正如接下来的讨论所揭示的那样，这里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上异质于斯大林话语体系中作为辩证唯物主义逻辑一般附属的部门哲学——“唯物主义历史观”。立场，“意识”没有它自身独立的历史，任何观念的历史都依存于一定的现实社会存在的历史发展。历史的观念同样如此。人的历史观念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过去社会生活的主观重构，而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结构则生成着人们再现历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构方式。这是其一。其二，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与人以特定观念形式呈现的“历史”，永远是非同一的。这除去历史本身的变化，还由于人们观察历史现实的观念形式的异质性。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最早由康德发现，又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隐匿起来的秘密。康德的发现聚焦于认识论论域中理性主体的历史有限性，当他说自然总是以一定的形式呈象于我们时，他泄露了天机。在先天综合判断与个体认知的关系上，康德最先提出了复杂的现象学建构认识论。观念是被历史建构的，观念也在建构着历史的显象，这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本质。在康德那里，建构一切可知感性现象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理性构架，被黑格尔武断地神化为创造一切的绝对理念（上帝），在这一点上，黑格尔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大写的“一”。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逻辑透视结果在于，被人们假性认定为实存的物相实际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一切面向人类主体的（历史）现象都是由（先验的）理念通过自我意识统摄和建构的，因此，概念系统结构的大写逻辑学是这个世界的前提。于是，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架是自然现象的本质，社会历史的概念体系是历史现象的本质，绝对概念是全部精神现象的本质。这里的合理性在于，一定时期中的自然知识解蔽（同时遮蔽）了一定的自然现象，自然总是以图景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一定的历史认识构架通过历史学家之口讲述（同时删除）他们所能看到的历史，历史总是以一定的叙事形式编织起来；而一定时代的哲学则决定了全部知识结构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个哲学就是绝对精神，就是上帝。这一切，在黑格尔那里是直接以客观唯心主义的逻辑表现出来的。对于康德以来的为我们的现象世界，黑格尔的哲学是一种深刻的理论自觉。相对于黑格尔，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则是不自觉的唯心主义。他们正好是黑格尔逻辑自觉的反面。因为，所有旧唯物主义都将一定历史条件下通过人的主观方式呈现出来的自然与客观存在现象直指为客观存在本身，并且将其非历史地凝固起来。在他们看来，一定的历史认知情境中呈现出来的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就等于客观的自然与历史。由此，读懂了黑格尔的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要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第一次发现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种同构型。而这一点，却被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哲学解释构架很深地遮蔽起来了。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是把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人类总体认识构架复归于它的现实大地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被绝对观念建构出来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秘密所在。恰恰是借助于最初的历史研究１８４３年５—１０月，青年马克思开始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阅读线索的历史研究摘录，留下了五册《克罗茨纳赫笔记》。（参见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MEGA２第四部分，第２卷。），青年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将黑格尔颠倒过来，从感性的人出发，因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７页。。１８４５年，在解构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后，马克思开始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活动出发，并在与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将分析的支点确定为现代性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由此，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辉格式的线性进步时间，而是人的社会存在及其方式的历史转换本身。社会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实体实存，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关系（生产）以及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历史性的我们周围的有序性社会生活世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本身就是历史的，历史已经内在地编织进当下的社会存在之中。因此，对于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能离开对当下社会生活的把握，任何历史都是一种为“我们”所把捉的历史情境。从这种历史观出发，马克思提供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说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及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２页。这种科学的历史观念，基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正在生成且不断变动的工业现代性的体悟，当然这也是一种特定的观念范式。但它同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差别在于：这种历史理论植根于现实的大地，从社会存在展开了的社会现象中科学地抽象出历史的本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同上书，第７１页。。就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建构性的生产（人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历史得以展开的基础，并为理解历史的真实发展提供了一个科学平台。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现代哲学的开端，那么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开端则可以概括为“我们生产故历史在”。然而需要进行界划的是，马克思提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意即高级的社会存在方式结构可以作为了解其前期社会发展结构的参照，可是，生产和历史在理论上的同构性，只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般的科学性保证，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分析当下社会的概念工具直接套用在其他社会形态上。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正是从这一误认出发的。在即将出版的《反鲍德里亚》一书中，我会展开对鲍德里亚的全面而具体的反批判。此书不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生产出发也就是从历史本身出发，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所需要的不是外在的理论阉割，而是基于社会存在本身的历史建构和对其的主观重构，这恰恰是一种真正“历史的唯物主义”：承认原初历史事实彻底复原的不可能性，从当下的社会生活出发来建构对历史的理解，同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历史构境自身的历史性和现实指向。从根本上说，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所在。

　　历史唯心主义把抽象的观念本质看做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从社会生活中提升出历史构境，而是将一套概念框架外在地强加于历史存在之上。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因而其理论上的不足和弊端也容易为人所觉察并拒斥。但对于旧唯物主义者来说，它在历史观上却具有较大的迷惑性。将旧唯物主义历史观比喻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是容易引起歧义的，因为旧唯物主义并非自然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当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对我们周围的世界作感性直观的描述时，不仅仅是指称他的自然观，而是指称费尔巴哈的全部世界观。由于对自然物质存在的显象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说到底也是唯心主义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历史存在作感性直观的实体性理解，同样是要不得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包括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内的许多理论家都将一般唯物主义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而一不小心（或矫枉过正）成为隐性唯心史观。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批判展开的，其哲学思辨往往深刻地蕴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分析之中。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化的过程中，第二国际理论家往往用某种哲学来“填充”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看做“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的观点便是在此情况下产生的，并且随着１９世纪晚期机械唯物主义的兴起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其失误在于：在对社会存在的分析中，要么从地理环境出发，要么就是从曲解了的生产力中凝固化了的物性要素出发，而没有注意到社会生活当下建构的内在历史本质。社会存在不是地理环境和作为肉身存在的人口，它是人们当下活动和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生活过程。当我们用人的对象化活动（生产）所构建起来的物性附属物取代了社会生活本身时，我们已经错过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的确，在今天，日常生活的基底中实存着各种不同的可以离开人而独立运转的物性系统，如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水电力系统、电话系统、煤气系统等（当人们进入梦境时，它们仍然存在和运转着），可是，这些系统是人们构成自己社会生活的物性有序组织依托，它们的物性存在并不等于人的社会生活本身，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与相互作用建构出来的生活场境（实践场之上的生活情境），如果没有支配和建构这种行为场域的功能有序性（实践构序），这一切物性条件在生活世界的意义上都是非存在。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存在的当下建构性，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在夜晚是不存在的。记得黑格尔曾经说过：人，那个黑夜。对此，青年阿尔都塞说，黑格尔喜欢罗曼蒂克式的小夜曲的主题，夜，并非仅指黑暗之宁静。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当我们在眼睛里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夜晚：那个使我们害怕的夜晚，在我们的面前升起的世界的黑暗……”人的诞生就是自然存在的死亡；在自然实存的意义上，人是一个空无，是一个夜晚。这里的喻意是极为深刻的。所以，从直观的物性存在出发注定无法打开真正的历史视域，而往往陷入“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尴尬。我以为，一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构境和过程才是历史研究的真正对象。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任何一种历史研究对社会存在及其历史过程的绝对复现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是以一种当下社会生活生成的认识构架重构已经不在场的过去，重构不等于在场。同时，社会生活与个人存在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无法打破的隔膜，社会生活情境不等于个体生活的总和，个人生存总有逃离社会的一面，其中，个人生存的处境、积极或消极行动的建构、情境、心境与思境都不是完全透明可见的，虽然人的生活构境有其特定的物性基础，但构境达及的生存体验却是各异和隐秘的。正是个人生存中的这种可见和不可见的多样性生活努力，建构出一个内含着隐性灰色面的总体生活情境。在每一个历史断面上，总有来自个体生存情境的隐秘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遮蔽。这些非物性的生存构境因素和力量，从一开始就是注定不入史的。这样，能够历经沧海桑田保存下来的那些作为历史印记的文字记载和物性文物，只是一个时代人们愿意呈现和允许记载的部分，而不可能等于逝去的社会生活本身。与文本研究中的思想构境一样，这些记载与历史物都不过是我们在当代生活中重新建构历史之境的有限启动点。

　　在这部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科集体研究和写作的论著中，较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新的史学观念。与绝大多数前苏东学界和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研究的逻辑不同，我们不是以简单的专题性观点罗列和报告为研究线索，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概念的他性借用、创造性生成和发展线索为思考中轴，这是一种思想史场景的重新建构，或者说叫马克思恩格斯的概念谱系的考古学研究。我们并不能直接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现场，只是根据文献中的细微变化和众多复杂的历史支援背景，拟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科学认识形成的可能性历史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结果并不直接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只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２１世纪获得的特定的历史性主观认识。这一点，恰恰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词语，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桑巴特。参见［法］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５页。这使得当时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为之震动，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惯常地将马克思看做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始作俑者，如果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语，那他毕生研究和批判的对象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将所有马克思经典文献认真检索一遍时，我们发现，马克思果然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名词。这个检索结果自然是令我们吃惊的，因为我们会突然处于一种十分困窘的情境之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某一天，当我在一份文献中看到布罗代尔的这个说法时，同样万分惊诧。记得我在一个时间段内集中查阅了大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著作，当我发现一直到《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只是使用“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者社会”一类词句时，那种吃惊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通常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共产党宣言》时，会不假思索地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然而，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还根本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事实上，显然是我们超文本地替马克思事先建构了这一概念。我从德文原文中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前期常用的三个词，在原文中只是同一个“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中文语境中的不同翻译而已。而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再仔细复归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程中时，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重新理解和构境的东西越来越多，前苏东“老大哥”的许多现成的结论都越发变得可疑起来，我们原来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批判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陌生。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理论现象。那时我已经发觉，这很可能将是一个工程浩大的研究课题。大约是在１９９８年，我先是在自己的专业博士课程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结合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进程的线索，谈了我的一些基本看法。这就有了我与王浩斌１９９９年合作发表的那篇文章张一兵、王浩斌：《马克思真的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吗？》，载《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由于当时我的主要精力已经投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研究中去了，所以，这个问题就被暂时搁置起来。这一拖竟然就是十年。

　　２００４年，南京大学启动“９８５工程”二期建设规划，文科必须组建若干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平台，这些综合性的研究平台通常应该是关涉国家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攻关课题。当时，我就想到了多年以前这一没有完成的理论宏愿。很快，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世界史等学科的老师共同组建了一个联合研究群体，名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久，这一平台和重大项目就在财政部、教育部的“９８５工程”项目评审中获得通过并立项。这使我们倍受鼓舞。很快，我们就进入到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去了。在具体的分工中，我们学科首选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方向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因为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理解的整个严肃的思想史研究尚没有真正起步。在前苏东的学术语境中，思想史的僵化方法导致了对原始文献和历史研究关系的畸变，所以人们并没有仔细地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认识和理解过程中的真实变化。其实，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之所以提出“回到马克思”，只是想提倡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前苏东意识形态构架，从而使中国学者用自己的眼睛真切地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原始哲学文献，以形成我们有可能与之对话并在当代将其推向新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在这一领域，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并形成了可观的成果和影响。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从原始文献出发，科学地探究经典作家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形成，以及完整地梳理全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却仍然是一项需要从头去做的事情。所以，经过较长时间的认真讨论和思考，我们基本锁定了这一研究方向中基础性的任务，即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经过第二国际和列宁，一直到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左派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的发生、发展的思想史。这也就是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

　　现在回首这四年多的研究过程，所有的参与者都不免生发出不少感慨。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晓。我们这个团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着较好的研究传统和方法论基础，其中不少专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也有着一定的积累，可是，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研究方面，我们中间相当多的一些人都必然要从最基本的ABC重新开始，这显然要经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转型过程。文献积累和历史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大量的资料空白和思考盲区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和研讨才慢慢地填补起来，一切似乎都是新的、陌生的。在无数次的集中研讨和争论中，我们终于开始进入到这个新的思考领域。新的发现，新的思考情境，几乎每天都在凸显。

　　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在１８４２年之前，这种变革封建专制的民主制度恰恰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解放目标；１８４３年之后，青年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为中心的欧洲历史过程中，第一次遭遇了现实中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并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中理解了“市民社会”中自发经济关系对国家与法的决定作用；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正面批判“布尔乔亚社会”是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那里，他在最初的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这种反人性的私有制的本质是对人的劳动类本质关系的异化和颠倒。１８４５年，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的一个重要分水岭，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第一次形成了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和基本理论原则，也由此，他们才可能发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本质，并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公开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科学理解和认识的最终形成，开始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经济学研究。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结构的真实基础。这些认识大大更新了我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观念的基本知识。在关于第二国际、列宁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观的研究中，大量的新问题和新的思考也同样改写着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资本主义认识逻辑。

　　在初稿完成之后，我们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形成第二稿修改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共识。第二稿之后，全体著述主笔集中在一起统稿。统稿采取分卷报告的方式，然后进行专题讨论，通过反复的提问、答辩和争论，使许多书稿存在的问题充分暴露，这也形成了进一步修改的方向和空间。２００８年７月底，《资本主义理解史》最终定稿并交付出版。

　　应该提及的是，在书稿的研讨和写作过程中，我们先后两次召开“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并先后请到了国外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学专家和左派思想家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讲学和交流，他们中有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教授，英国的雅索普教授、卡弗教授、柯林尼可斯教授、塞伊斯教授，美国的凯尔纳教授、凯文·安德森教授、布隆纳教授、德里克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的西田教授。在会议和讲学期间，就我们关心的大量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课题组全体成员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他们回国之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来了相关的文献和意见。这些宝贵的意见，对我们研究的方法、思路和视域的拓展和深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感谢这些国外的同行。

　　《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工作终于告一段落了。这毕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域中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史论著。我们为这部著作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完成而感到自豪。这也会是我们下一步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张一兵

２００８年７月３０日于南京大学北大楼

系列书目：

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作者：张一兵周嘉昕 定价：49.00

第二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作者：姚顺良等定价：49.00

第三卷《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作者：刘怀玉、刘维春、陈培永 定价：45.00

第四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作者：唐正东、孙乐强 定价：32.00

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作者：胡大平张亮等 定价：40.00

第六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资本主义观》作者：张一兵等定价：40.00

来源：凤凰网读书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