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花甲，万象更新。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业与共和国同步，走过了60个春秋。60年来，新中国少儿出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厚重发展，成为一个格局合理、体系完备、市场活跃的朝阳出版文化产业；60年来，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从封闭到开放，成为一个年出版1万多种少儿图书、260多种少儿报刊，年销售6亿多册少儿读物，销售额达40多亿元人民币，拥有3.67亿未成年人读者群，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有着友好出版交往的少儿出版大国。童书业六十正年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新中国少儿出版业，是绽放在共和国大地上一朵美丽的出版之花。

共和国初创与童书业起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使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开始了崭新的历史篇章。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共和国成立的第二个月，亦即1949年11月，国家就成立了出版总署，开始新中国出版业的起步、规划、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版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中国少儿出版，也开始了童书业的起步。

　　初创的共和国的家底非常薄弱，出版业在刚刚散去战争硝烟的废墟上起步。以少儿出版物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而且当时全国6岁~15岁的少年儿童约1亿多，平均17个少年儿童读者才有1册少儿读物，呈现一种严重的缺书少刊的“书荒”现象。

　　新中国出版业迎难而上，国家出版总署一手抓统一全国的新华书店，把解放区新华书店成功的发行渠道推广到全国，一手抓出版社的公私合营、国营出版社的新建及把中国的出版中心转移到首都北京。新中国的少儿出版也纳入到了这个进程中。1952年12月，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4年，全国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少儿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全国少儿图书“奇缺”的现象依旧十分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年儿童读物严重缺乏的状况，引起党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重视。1955年8月，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就“少年儿童读物奇缺问题”作出批注、批示。

　　1955年10月5日，国务院机构设置调整后负责管理出版的文化部党组，向党中央呈送报告提出了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4条改进措施。一是“大力增加少儿读物的品种和印数”。计划在以后两年中，品种逐年增加25%，印数逐年增加20%，稿酬从千字5元~15元提高到10元~30元（当时一般最高文字稿酬为25元），并支付印数稿酬。二是“增强少儿读物出版力量”。在成立中央级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时，各地方出版社也要注意组织当地作家写作少儿读物，逐步建立少儿读物编辑室或编辑小组。三是“改进少儿读物的用纸和印刷质量，降低少儿读物定价”。给京沪两地少儿读物的印制尽可能提供较好的进口纸，并且从1956年起降低少儿读物印制中铅印每印张25%和彩印每印张16%~50%的印刷费用，1956年、1957年两年的预计价格亏损250万人民币，由出版事业利润内统一调剂。四是“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少儿读物的发行工作”。

　　1956年6月1日，团中央创办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社名由郭沫若题写。这是共和国的第二家专业少儿出版社，从此形成了“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新格局及“科普读物找上少，思想教育读物找中少”的少儿读物内容新格局。

　　从1949年10月1日到1965年12月，新中国成立17年，共和国有了自己的少儿出版业。17年间，全国共出版少年儿童读物19671种，其中新版10723种，总印数6.71亿册，总印张10.48亿印张。17年间，全国涌现出了一批深受少年儿童读者欢迎的优秀儿童读物和作家。

　　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新中国的童书业，伴随着共和国初创的豪迈步伐，脚踏实地地起步了。

“文革”期间童书业停步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也都不是平平坦坦的。和共和国的发展经受磨难一样，新中国的童书业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的磨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国的少儿出版，并不因为其读物的表现形态是充满童心、童趣的童话、儿歌等，其读者对象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而免于受冲击。

　　据统计，1966年全国的少儿读物从1965年的775种、8400万册直线下降到207种、2900万册；1967年~1969年的3年中，全国几乎无少儿读物出版和发行；1970年，出版了104种，其中有10个省市出版了“红小兵”之类的读物，其他多为“活学活用”和“样板戏”内容的连环画册，计86种。从1966年到1976年，“文革”10年，全国共计出版少儿读物4591种，其中新版3878种，总印数17.42亿册，这些打上鲜明“文革”烙印的少儿读物，多是“红小兵”读物。

　　“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童书业遭受极大的损失，童书业停步了，出现了新的严重的“书荒”。

　　“文革”后期，全国各地要求恢复童书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也择机给少儿出版予以了极大关注。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出版口负责人开会，对出版工作提出了意见，并针对小学生复课开学后连一本小字典也买不到的严重“书荒”现实，指示科教组组织力量，修订《新华字典》，争取早日恢复出版发行。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又一次召集出版口负责人开会，并指示召开一次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根据“旧书也可选一点好的出版”的指示，被停业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部分工作人员，奉命从“五七”干校回京，成立图书清理小组，着手清理“文革”前图书，准备重印。1972年3月，中青社、中少社图书清理小组就青少年读物出版问题专访了胡耀邦同志。胡耀邦同志指出，不按青少年的需要和特点出书，只能出“样板戏”，将来回想这一段，“不只是犯错误，而是犯罪！”1975年10月，经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业务，全国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渐恢复少儿读物的出版业务。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10年“文革”停步的新中国童书业，又开始了新的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迎来童书业飞跃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春雷，给我国童书业飞跃发展带来了春天，经历过新中国初创时期起步和“文革”时期停步的少儿出版，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变化一：中国少儿出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厚爱，成为逐渐繁荣、厚重发展的出版文化产业。

　　1977年，有着两亿少年儿童读者的偌大中国，只出版了752种少儿读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儿出版，高度关注“文革”后童书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成了中国少儿出版改革开放、繁荣发展的“第一推动”。

　　1978年5月初，“文革”后恢复设置的国家出版局邀请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出版社座谈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对全国少儿出版中的问题进行疏理。1978年5月28日，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京召开少儿作家座谈会。会议呼吁作家们打破精神枷锁，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把孩子们从“书荒”中救出来。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和厚爱少儿出版。邓小平同志通过《中国少年报》为全国少年儿童题词：“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1996年6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又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建社40周年题词：出版更多优秀作品，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

　　2001年11月4日，胡锦涛同志致信《中国少年报》，祝贺该报创刊50周年，希望该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扬创新求实的精神，进一步办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努力帮助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打好知识基础，培养优良品德，使《中国少年报》更好地成为党教育引导少年儿童的重要阵地，成为广大少年儿童的良师益友。正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这种充满前瞻性、充满希望和关怀的视野，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少儿出版充满生机和活力。

　　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从1994年起连续5年每年召开一次少儿出版工作会议，从性质地位、出版理念、改革思路、重点工程、整体质量、面向农村等各个层面为少儿出版定性、定位，突显了少儿出版的重要地位。新闻出版署在制定和实施《“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专门把少儿读物出版作为“需要特别重视的内容”的第5条，把少儿读物出版作为4个单列的子系统规划之一来规划。在被称为“1200工程”的国家“九五”规划的1200个项目中，列入少儿读物选题的有85种，占规划总数的7%。正是这种厚爱和关注，使少儿出版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突显厚重、突显活力，这也是我国少儿出版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基础。

　　变化二：中国少儿出版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格局合理、体系完备的出版文化产业。

　　改革开放春风化雨，少儿出版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到2008年，全国有34家专业少儿社、260多家少儿报刊社，6000多名专业从业人员，5000多名儿童文学作者和画家，分别比1977年增加17倍、30倍和25倍。同时，全国570多家出版社中有521家设有少儿读物编辑部门，有的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儿童出版分社，如外研社和东北师大社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少儿出版体制机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全国性的专业少儿出版分工已经被打破。1977年，专业少儿社出版的图书占全国少儿图书市场份额的74.6%，2007年则降到30.3%。二是全国少儿出版的体制机制改变。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00年5月与中国少年报社实现了强强联合，组建了中国首家儿童传媒集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同时，30多家地方少儿社也相继进入地方出版集团，走上集团化发展的轨道。同时，浙少社、接力社、辽少社等10多家专业少儿社实现了转企改制，探索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区域性合作逐步加强，如华东六少崛起童书界

　　少儿出版的蓬勃发展，也催生着少儿出版行业协会的发展。1986年，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加入被誉为少儿出版界小联合国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并成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开启了中国少儿出版对外交流的大门——由改革开放前的闭关锁国，发展到与全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出版单位建立友好往来。1994年，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版协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委员会（简称少读工委）成立。少读工委以“联合、保护、协调、发展”为宗旨，每年召开一次主任会议和全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年会，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出版方针政策，研究讨论全国少儿出版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少儿出版从一棵小树苗，成长为出版格局合理、出版体系完备的强势出版文化产业，“小儿科”成就了令人瞩目的大气候。

　　变化三：中国少儿出版从短缺到繁荣、从简陋到精致，成为市场活跃、名品荟萃的出版文化产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少儿出版是整个出版界数量增长最快、品种增长最快、质量提升最快的出版门类之一。从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全国少儿读物出版情况看，2006年，全国出版少儿读物9376种（初版5630种）、印数19975万册、972961千印张，总定价179501万元；全国出版少儿期刊98种，平均期印数1116万册，每种期印数11.39万册，总印数22108万册，总印张605644千印张；全国少儿录音带1834种，1161.44万盒；全国少儿激光唱盘（CD）799种，464.63万张；全国少儿高密度激光唱盘（DVD—A）2种，5500张；全国少儿录像带6种，1.02万盒；全国少儿数码激光视盘（VCD）2231种，数量2464.82万张；全国高密度激光视盘（DVD—V）279种，631.81万张；全国少儿图书销售3.51亿册，34.1亿元；全国少儿读物出口67750种次，50.74万册，122.51万美元；全国少儿读物进口19646种次，32.52万册，241.43万美元。

　　数字充分显示：我国的少儿读物市场已经呈现品种齐全、应有尽有、质量良好、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平均17个儿童拥有1册书的短缺出版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家庭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儿童藏书。

　　变化四：中国少儿出版从封闭到开放、从只有引进到开始输出，成为影响世界的出版文化产业。

　　经历了1978年~1990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创期，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到20世纪末的1999年的发展期，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方位与世界接轨的繁荣期这3个时期，我国少儿出版界迅速进入世界少儿出版圈。

　　1996年以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的历任主席曾多次向中国分会提出，希望能在人口最多、儿童读者群最大的中国举行一次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经过10年的准备，2006年9月20日~23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第30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澳门举行。这次大会被誉为IBBY历史上“最成功、最美妙”的一次大会，并大大提升了中国少儿出版在全球的大国地位，也大大推动了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化进程。

　　少儿出版，大路朝阳，童书业六十正年轻。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少儿出版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在全世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少儿出版大国。

　　（作者海飞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

来源 ：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