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对中国期刊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它开启了中国期刊发展的一个新纪元。从这一年开始，一批批杂志复刊、创刊；从这一年开始，一批批杂志汇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在全国读者当中盛极一时。1978年对中国期刊来说是个重要的起点。在此后的30年里，经过不断的磨炼和学习，中国期刊在不断提升中实现着自己的蜕变。

　　成绩：期刊事业全面提升

　　谈到改革开放30年来期刊业的发展，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颇为感慨地说，变化很大，也很深刻。“首先，从数量上看，1978年全国只有930种期刊，总印数7.62亿册，到2007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468种，总印数30.41亿册。”  

　　“这个统计数字还不包括军队发行的几百种期刊和2008年总署新批的20多种科技期刊。”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张泽青副司长介绍说，目前中国期刊的总量已经接近1万种，30年间增长了10余倍。

　　除了数量的迅速增长，期刊的品种在过去的30年里也得到了极大丰富。“现在有什么样的学科就有什么样的刊物，大众需要什么样的刊物，就有人办什么样的刊物。”张泽青感慨道。   

　　“深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量和品种上，还体现在结构的调整、质量的提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石峰介绍说，如今，期刊业已经从以行政为主导逐步向以市场为主导转变，用于指导工作的行业类期刊比例大幅减少，结构的变化趋向于更加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这对期刊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   

　　中国期刊协会顾问张伯海评价说，总的来看，中国期刊在30年中有了长足进步，其成绩不仅表现在社会效益上，还表现在经济效益上。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刊基本没有广告，后来期刊广告经营逐渐活跃，现在已经有了年近30亿元的广告收入。对此，石峰也介绍说，到2007年，中国期刊的总定价达到170亿元，广告额为30亿，再加上其他衍生产品，中国期刊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200亿元。   

　　张泽青认为，期刊事业的发展繁荣可以归纳为五个标志。一是2007年世界期刊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中国期刊已经真正进入国际视野；二是期刊集团发展壮大，虽然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组建的期刊集团并不多，但很多刊社的规模已经相当强大；三是优秀办刊人才不断涌现，成为期刊事业发展繁荣的最根本因素；四是逐渐与国际接轨，目前已经有50多种刊物跟国外进行版权合作，有200多种学术期刊以英文形式出版；五是改革意识增强，不管是期刊制作、营销方面的改革，还是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的改革，大家都意识到不改不行，不发展就要被淘汰。

　　不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尽管期刊业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张伯海仍然认为，成绩并不理想。“从1978年到1985年，期刊的总发行量已从7.62亿册发展到了25.6亿册，但在此后的20年里，却始终在25亿册上下徘徊，直到2007年才突破30亿册。期刊出版很有潜力，但我们没能将它充分调动起来。”

　　“增长缓慢，还起起伏伏，2008年能不能在突破30亿册的基础上再有所增长还不好说。”石峰介绍说，世界发达国家人均期刊拥有量约在10册左右，而中国只有2册多。对此，张泽青也坦言，尽管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期刊数量在迅速增长，但回过头来看，期刊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而且走得很艰难。

　　“中国期刊长时间处于长不大的‘丑小鸭’状态，真希望我们长志气，变成‘白天鹅’。可是很遗憾，直到现在蜕变仍然没有完成。”究其原因，张伯海分析说，首先，期刊在出版大环境里处于边缘状态，这种情况非常堪忧。其次，期刊自身的市场情况也令人着急，管理还较粗放，信息较为凌乱。邮局是最重要的发行渠道，但作为国企在改革力度和速度方面都还令人期望，而集体和个体经营的发行渠道往往缺乏高度的经营理念与远大的经营抱负，刊社自办发行的能力也还有限。此外，期刊的广告市场还处于发育阶段，在向广告商提供发行量的诚信方面，在与广告商建立密切的人脉关系方面，在提供好的广告创意方面都还不够。再次，直到党的十七大以前，期刊的改革进程比较缓慢，没有见到真正的大动作，十七大后，大家在改革上满怀期待。 

　　石峰分析说，中国期刊业存在的最关键问题在于体制机制。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期刊资源按部门、按地区进行分配，这种局面直到现在仍没有根本改变。从调整结构的手段来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此外，主管主办的模式也已经不适应期刊业的发展。   

　　对此，张泽青表示，大家都急于发展，但毕竟跟发达国家的期刊事业相比，我们起步晚、人才储备不足，此外，现行政策形成的机制问题也确实让期刊在面对市场时有很多困惑。比如，受目前主管主办这个管理模式的限制，9000多种刊物分布在5000多个出版单位里分散经营，绝大多数没有形成产业规模，缺乏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比如，对期刊总量进行控制后，一些刊物虽然办不下去了，但刊号绝对不肯拿出来，而一些有能力的刊社要发展却没有刊号，不仅导致一号多刊大量出现，也使得产业无法做大做强。

　　改革：市场手段解决问题

　　张泽青认为，在30年的发展中，中国的期刊事业由于种种原因，已经错过了一些改革发展的机遇。如今，当数字化给平面媒体带来严峻挑战和冲击的时候，中国期刊只能向前看，考虑如何面对形势加快发展，如何用市场手段不是行政手段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任何事物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通过这30年的发展，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必须向尊重期刊事业内在规律的方向发展。”对此，张泽青解释说，就是要由分散向集团化方向发展，做到定位的小众化和对象化，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转型的快速化和市场化，广告的个性化和全球化。   

　　石峰认为，期刊产业要做大做强，首先是要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主管主办的问题。原来的一些做法已经不太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加强主管主办必须和改革联系起来。我认为，让媒体管媒体可能是今后的一个路子。比如，以市场为主导组建若干大的期刊集团。这样既能管住，又比较符合媒体发展的客观规律。”

　　“转制在当前很重要，但它只是改革的一个环节。并不是完成转制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转制本身并没有完成改革的所有任务。”石峰表示，还要解决好融资、人才和渠道三个问题。在人才问题上，要注重职业期刊人的培养，尽快实现从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在发行渠道问题上，由于目前邮局改革滞后、自办发行能力有限、二渠道垄断零售且进入门槛较高，尽快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期刊物流配送网络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无生亦无死，一池死水，难有大鱼出现。”张泽青坦言，必须尽快推进退出机制的建设，让期刊有生有灭，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发展，水才能活起来，才能养出“大鱼”。（晋雅芬）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