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24日日本东京大学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 教授和日本神户大学大嶋英一（Eiichii Oshima）教授在中央编译局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学术报告并与有关研究人员进行了交流。
    高原明生首先介绍了其作为一名日本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察与理解。 他说，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两大重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修正如“一言堂”、权力滥用等政治体制弊病，解决权力集中、党政不分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这就存在一个利益冲突如何调整的问题，需要新的制度加以规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其中协商对话制度很有意义，因为矛盾、冲突需要协商、对话，工人、农民、经营者等利益集团应当有自己的组织代表与党和政府协商对话。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原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一条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有效途径。在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遭遇抵抗和阻碍不可避免，90年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了，但基层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农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了，中共十七大以后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也多了。
    高原明生认为，中国目前特别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经济问题的解决、利益冲突的协调更需要协商和调节机制，因为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发挥平衡作用，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
    高原明生表示，中国社会需要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困难重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国外的经验和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进行，并且越早进行越好，这样可以避免深层次矛盾的积累，从而避免更大的风险。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更合适，怎样解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他还提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协商对话制度入手，如80年代与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的对话机制，这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也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另外还应尽量发挥NGO和工会的作用。
     在讨论中，高原明生谈到了日本是如何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他说，在日本，中央与地方自治体的矛盾经常发生，在个人权利、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首先是寻求协商对话解决，然后才考虑采取起诉等法律手段解决，司法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是议会，即通过地方议会的议员反映情况来解决冲突矛盾。此外还可以借助媒体，有时游行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办法。总之，在冲突的解决方面，日本的经验是利用冲突解决机制解决问题更有效。
    大嶋英一以日本的发展为例指出，在日本，冲突普遍存在，如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矛盾、小地方与大城市之间的矛盾等。冲突如何进行调整，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在经济增长率很高的情况下许多问题容易被忽视，如果经济增长一旦停滞，矛盾很可能都涌现出来，这就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
           

来源：《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