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 提出“一主三多一少”
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国家出版局改为文化部出版局。
1982年7月,文化部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的基础上,打破了延续多年又争执多时的出版社只管出版、新华书店包发行的体制,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明确要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简称“一主三多一少”。
这个后来被认为仅仅是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的“一主三多一少”新政策,对于正在进行企业整顿改革、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新华书店而言,简直是一场被动革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难以理解的波动。但是,新华书店还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强承包责任制改革。而更大范围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则由此开始,新华书店也渐渐从独家经营、渠道单一变成了主渠道。
“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出台,打破了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权特别是批发权的垄断,出版社开始享有图书的印数权、总发行权乃至退货的压力。
不待这个政策出台,出版社就开始积极进行自办发行。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83年3月设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开始名正言顺地自办发行。之后,各出版社纷纷设立发行科开始总发行,当家做主地决定印数。这在当时对于改革图书发行的经营体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解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对出版工作作出重要决定,被认为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要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要发展集体和个体的发行网点,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多种经济成分、多流通渠道的改革是可行的,基本得到认可。1999年,全国非国有书店已达35282处,一般书销售额已与新华书店平分秋色,并从此开始上升。推行寄销、试销形式的多种购销形式,则因为加大了总发行单位的经营风险,基本上没有成功。少流转环节的成效似乎也不大。
那个年代,我虽然也身在其中,却因为看见出版社、民营书店在发行上日益受重视和新华书店不断地处于被动,感觉有点不顺了。不过,我对这种改革和成效认知不大,我开始读书、写文章、编书目,努力与读者一起进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购书资讯和途径。
中国书业30年发展轨迹和今天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出台。在由出版社为主导的领导层决策下,既打破常规破了社店上下游的分割,也开始鼓励非国有书店的发展,打破了新华书店行业独占的态势。由此,卖书不仅仅是新华书店一家了。
1984年 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1984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向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提出了改革措施,包括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扩大基层书店资金使用权,门市推行开架售书等。
当时,新华书店总店对于各地新华书店而言,还是家长、领导,等到1987年总店奉命取消对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指导权,成为纯粹的图书批发企业,各地新华书店开始群龙无首、各自奋战了。
仍以上海新华书店为例,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始终小心翼翼,先试点后扩大,分配制度也从利润分配制度的财政统收改为利润留成,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试行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年度实际完成的利润总额为基数,完成承包基数按两个月的标准工资数提取发放职工奖励基金;超过部分上交财政50%,其余留作生产、福利和奖励基金。这使企业与经营者利益直接挂钩,开始朝着自主经营的方向探索。
这种探索在1987年全面推进,方法也有“基数承包”和以上交财政收入为标准的“目标承包”两种。“基数承包”还实行了“工效挂钩”,实行内部承包和分解经济指标,采取柜组联销、联利计奖办法,按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核发奖金。1988年,出现了上缴利润基数包干增长分成、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三种方式,使企业经济效益逐年得到稳定的提高,职工的收益也有所增长。
新华书店从企业整顿到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都在力求与国家对企业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步,积极改变现状,焕发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员工而言,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这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当时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的。
当时,我因为从事的只是图书宣传推广,不是承包经营实体,只需完成工作量就可按月、季、年度领取奖金。当然,只是上海市店内部平均奖。这个时期,新华书店明显加强了图书宣传、推广,开展各种各类书展,出现了“管不了天下”先自己做起来的局面。
1985年,文化部出版局改称国家出版局。1986年,国务院将文化部所属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新闻出版署,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从文化部出版局到成立新闻出版署既是国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重视也说明行业的重要。这种机构的变化,使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更加快速。(汪耀华)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