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党报的非主流化与都市报的主流化，已成为报纸推进改革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武汉地区的报纸为例，《长江日报》把多年前确立的“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方针，改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其市场定位显然由党政机关干部扩大为社会中端群体。《楚天都市报》在秉持百姓情怀的同时，“高扬主流化旗帜，报道时政大事”，以此“打造责任媒体”，其市场定位显然由市民群体向社会中端或高端群体转变。
                       

两份报纸的转型策略取得明显成效
    以《长江日报》和《楚天都市报》3月份头版的抽样分析为例：
    在《长江日报》2008年3月1日至3月30日的头版新闻中，时政及经济类的硬新闻所占比重为51.36%，非时政及经济类的软新闻主要是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所占比重为48.64%。而2007年3月1日至3月30日该报硬新闻与软新闻的比例分别为76%和24%。
    在《楚天都市报》2008年3月1日至3月30日的头版新闻中，时政及经济类硬新闻占60%，非时政类软新闻（主要是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占40%。而2007年3月1日至3月30日该报硬新闻和软新闻之比正好倒过来，即40%比60%。可见该报在向主流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如果要揆之于报道实例的话，《长江日报》加大图片报道的力度是其实施非主流化转型策略的重要表现。自今年改版以来，几乎每天占据该报头版中心位置的都是一副大的新闻图片，至于在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版上，图片新闻所占位置也很醒目，这正是该报吸引眼球的重要招数。今年以来该报自办发行量逐步攀升，读者似乎在慢慢认可该报的非主流化转型。
    《楚天都市报》向主流化转型的报道实例，则可举出“19年前良心债”系列报道。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诚信”危机已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该报敏锐抓住“‘校正’偿还19年前良心债”这一新闻事实，站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精心策划，深度报道，使之成为了真实感人的道德范本。这一系列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寄信报社，表达感受，有的还表示要仿效“校正”，偿还良心债。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媒体也先后介入，或转载有关稿件或配发评论，从而大大强化了这一新闻事实的舆论引导效果。
    我们认为，这两份报纸实施转型策略，是党报或都市报由内涵式发展向外延式发展转变的明智之举，其积极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长江日报》把读者定位下移，这不仅使报道重点发生变化（已如上所述），而且版面风格也变得活泼、时尚了；其可读性与悦读性的增强，既大大缩短了党报与百姓之间的信息距离，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党报与百姓之间的心理距离。《楚天都市报》把读者定位上移，在增加硬新闻、减少软新闻的同时，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某种党报风范。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把这两份报纸的转型认定是党报或都市报未来发展方向时，是否就意味着它们的转型不必自设底线？或者说它们的转型没有一种“内在尺度”的限制？对此，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们在实施转型策略时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媒介身份”。
    《长江日报》是“党报”，其追求目标主要是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在读者定位上只能止于中端群体，在报道内容上必须以硬新闻为主，在报道技巧上不能煽情、不能炒作。《楚天都市报》是“市民生活报”，如果一味迁就市民阅读兴趣，主打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其格调自然不高；但是，如果不贴近市民生活，把读者定位在中端群体之上，把硬新闻比例提高到不适当的程度，其身份特征就会消失。                    

对两类报纸实施转型策略的深入思考
1、我们赞成这样一种看法：不报道大事的报纸永远是小报，但是只报道小事的报纸永远成不了大报。
    所谓“大事”，主要是指时政和经济新闻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所谓“小报”，指权威性不够、影响力较小的报纸。
     一般而言，作为党报，在权威性和影响力两项指标上都优于都市报，故可称作大报；作为都市报，在上述两项指标上显然同党报相比有所欠缺，故常被称为小报。
    我们认为，《长江日报》要“影响有影响的人”，就得在报道大事上有大手笔。比如，在报道西藏3.14暴徒打砸抢事件及有关西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上，《长江日报》就应当集中版面连续推出一组文章；何况武汉市在西藏有对口援助单位，仅通过援藏人员的介绍就能轻而易举地驳倒达赖集体的污蔑不实之词。紧跟社会热点，牢牢把握话语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这是主流媒体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情。
     《楚天都市报》要做“责任媒体”，要实现主流化转型，就应当在事关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时表现出主流媒体的气度和胆量。                       

 2、转型都应当在办报理念上引入“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有不少传播学者鼓吹“全球化”时代应当淡薄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但是，此后发生了“9.11事件”，美国人却因此而主动强化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观念。现在，“国家利益至上”已成为西方传媒的基本传播观念，“国家利益”与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一样，被他们尊崇为普世价值。比如在3.14西藏暴徒打砸抢事件上，西方媒体为什么异口同声地抹黑中国？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作祟，但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感到恐惧，并且持敌视态度。因此，他们在“国家利益至上”这种理念支配下，弄虚作假，颠倒黑白，肆意践踏新闻准则，连起码的做人的道德良心都丧失掉了。反观我们的媒体，在反击西方媒体的污蔑时“滞后”了，且力度太小。假若不是广大网民借助网络及时发出正义之声，我们就成了道德审判中的被告者。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事情。                     

3、党报和都市报转型都涉及到文化品位的设定问题。
    《长江日报》在非主流化转型过程中，理应雅中见俗，或者说严肃与活泼兼容。《楚天都市报》在主流化转型过程中，理应俗中见雅，脱离低俗。《长江日报》运用“大图片、小新闻”的方式增强视觉冲击力，已收到明显成效。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图片不能乱用，不能污染视觉，也就是不能完全走小报娱乐化的路子。
    比如《长江日报》在报道恐怖分子试图暗杀普京的新闻时（这则消息来源于网上，俄罗斯官方已辟谣），刊登了普京的大幅正面图片。这幅图片在普京的正额特意画上了靶心，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相反，《楚天都市报》在报道同一则新闻时，虽然也用了大幅图片，但选择的是普京沉思的侧面像，这样处理就很得体。须知，新闻图片是一种符号，它既有直接意义，又有引申意义，在给人提供视觉感受时还能促使人产生联想；或者说读者在“读图”时会把图片的两种意义联系起来思考。因此，新闻图片是一柄“双刃剑”：用得好，既能增强视觉冲击力，又能依靠读者的联想去丰富新闻内容；否则，不仅达不到视觉效果，甚至还会涉嫌煽情，降低文化品位。                

4、应当对传媒娱乐化有清醒认识和适度把握。
     《长江日报》和《楚天都市报》在各自的转型中都隐含着对传播娱乐化的重新认识：作为党报，《长江日报》需要在新闻报道或信息传播中适度增加娱乐元素；而《楚天都市报》则需要适度减少娱乐元素，增加一些刚性元素。
     仅此而言，这两份报纸的转型都有其合理性。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的新闻报道适当融入一些娱乐元素是有必要，但不能把“娱乐化”当作追求的终极目标。自9.11事件以后，西方传媒就开始反思娱乐化，“国家利益至上”正是他们反思的观念性成果，其新闻报道中的硬新闻比例明显上升，则是他们校正娱乐化的实际表现。在我国，传媒娱乐化虽然已走过了巅峰期，但仍有不少媒体紧紧抓住娱乐牌不放，有人甚至还在“娱乐至死”的鼓噪下对一些重大的时政新闻进行错误解读。
    比如，当西方传媒对3.14西藏暴徒打砸抢事件进行歪曲报道并肆意攻击我国没有人权时，在我国媒体人中竟然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娱乐化行为，不必认真对待。西方媒体如此立场鲜明地“讲政治”，甚至CNN的主持人把泼妇骂街的手法都使出来了，这些人居然用“娱乐化”去解读它们的行为，实在是太天真可笑了；如果再把这种看法同我国媒体在与西方媒体的这场交锋中未能把握话语主动权的事实联系起来思考，那么对这些人的错误解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会有更清醒的认识。
     固然，党报的非主流化转型与都市报的主流化转型，的确昭示着我国报纸进行新一轮改革的趋向，因此其中能够引人思考的远不止上面谈到的几点。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两类报纸的各自转型，都表现出向对方接近的意图。如果按照这种意图发展下去，主流和非主流报纸的区分度将逐渐降低。这是否就意味着二者终将融为一体？对此，我们就有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刘九洲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