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30年中，作者从一个营业员开始，亲历了中国书业的成长，并试图以“我”的基层视角、不间断的观察，从七个时间段梳理了中国书业30年的成长卷宗，找出中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本版自今日起将陆续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记忆之中，我第一次独立买书应该在1977年，是中学期间与其他同学一起去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文文言解释之类的书。因为之后买的书太多，我曾经试图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这本书，但一直没有如愿。

　　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几天，我开始排队买书，从南京西路排到吴江路甚至还在吴江路人堆中换书调书，也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排队，并顺着队伍排到了山东路……

　　我的幸运是年幼时能躲在家里看杂书，从《青年近卫军》到《艳阳天》，从《鲁迅作品选讲》到《摘译》，从《红旗飘飘》到《渔岛怒潮》等等。等到年轻求知时遇到了改革开放，而且此后又进入新华书店工作——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文艺柜营业员，由此上调上海新华书店（市店）并一路走来。

　　在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从一个营业员开始，亲历了中国书业的成长，以下就以我的基层视角、不间断的观察，梳理中国书业30年的成长卷宗，找出中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

　　这一年5月1日，全国29个省会、首府新华书店门市部前，排队等候购买中外文学名著的读者人山人海，从此后，新华书店过上了好日子，发书像发牌——

　　1978年，中国式“文艺复兴”

　　1978年3月，国家出版局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开会，要求对“文革”前出版的图书进行重新审读、修订，以迅速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并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

　　这批重印的图书包括《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子夜》、《一千零一夜》、《悲惨世界》、《神曲》等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禁锢的书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后，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供不应求。

　　当时，国家出版局拨出7000吨纸，计划每种启印四五十万册，“主要发给省会以上城市，重点照顾北京、上海、广州3市，酌情分配开放地区和地、市新华书店，有些品种可酌发部分县级新华书店”。

　　据新华书店总店提供的数据披露，北京的王府井书店、西四门市部，上海的南京东路门市部、淮海路门市部等中心门市，从4月30日晚起就有读者排队等候，人数最多的超过1万人。

　　5月1日清晨，全国29个省会、首府新华书店门市部前就已人山人海。书店甫一开门，读者们就满怀欣喜的心情，涌向久违的中外文学著作。

　　那时，我是读者。我亲见了上海南京东路门市部和南京西路门市部的玻璃门、玻璃柜被人流挤破的场景。那个时候，也是警察、纠察一起出动。可惜，没有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新华书店有多少家门市部玻璃被挤坏，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的读书人那种渴望、急迫的心情。

　　上海在5月1日这一天，50多个门市部就销售了15.5万册中外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古文观止》、《宋词选》、《子夜》等书一天销售都达1万册（套）。5天内已发行的29种中外文学著作销售了40多万册（部），金额近50万元。

　　由此开始，新华书店过上了好日子，卖书像发牌。稍后出版的《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等杂志也是市场的紧俏品种。我在南京西路新华书店工作时，每天都有读者在店堂等候，尤其是知道当天中午进的货是新品种时，就会急迫地主动排队。一旦听闻书店开始张贴海报、组织搬书、民警纠察到位，那就热闹了。我曾屡次在书刊到货后由领导指定在店门口放一张一人坐的书桌开始卖书。我至今还很自豪，在很多人的配合下，一两个小时卖出3000、5000册《青年一代》等等，我会当场知道收的钱多了几角几分或少了几分。

　　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新华书店体现的“文艺复兴”、排队买书的景象，不是亲历者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于冲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禁锢政策，对于整个社会迈向改革开放的新纪元，肯定是一种促进、一种扬弃。我甚至以为这与年底党和国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是有关联的，而且还是一种铺垫。因此，我将1978年35种中外文学名著集中发行乃至《数理化自学丛书》等一系列图书的空前热销视为中国书业30年成长的第一个卷宗。

　　这一年，全国新华书店开始自发地进行企业整顿，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为到有作为，使新华书店开始有了建成现代化企业的可能性和基础性——

　　1979年，书店开始企业整顿

　　随着35种中外文学名作的大量出版发行、向科学进军等一系列的读书热潮欣起，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华书店开始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继续搞好整顿，大力提高发行质量；掌握图书供需规律，缓和供应紧张状况；利用经济规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培养发行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整顿工作。

　　各地新华书店针对领导班子老化、软弱、涣散、贯彻方针政策不够坚决、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吃大锅饭、责任不清、奖惩不明等现象进行了一场自觉的改革。这种自觉，完全是基于在看清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并自愿设法予以解决的前提下进行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2年作出了企业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3年起用3年时间把现有企业整顿好。以上海新华书店为例：1983年6月印发《关于1985年前分期分批地开展企业全面整顿的意见》，1983年11月印发《对企业全面整顿单位的验收标准》，1984年2月发出《上海新华书店企业全面整顿进度表》等。

　　通过由上而下的思想发动、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狠抓薄弱环节；通过调整班子、验收等步骤，使书店整体面貌发生了改变：领导班子精神面貌振奋，规章制度完善、企业效益提高，开始向六好企业（发行质量和服务质量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好）的目标继续努力。上海郊区新华书店人事、财务、业务收归上海新华书店领导，党、团、工会关系由县委（县政府）领导。这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人、财、物三权统一是步伐一致的，也使新华书店开始有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可能性和基础性。

　　与此同时，自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始解决的“书荒”的问题也在1983年得到缓解。各地新华书店的图书品种日益增多，买书难的问题进入了新的层面。

　　这时，我也曾随市店领导到过多个区、县店参加验收工作，开始了上海郊区的考察。

　　新华书店进行企业整顿虽然只是全国开展企业整顿大环境下的一个支流、一个环节，但是，这个时期的企业整顿是新华书店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为到有作为的一种自我努力向上的表现，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行为。      （作者汪耀华　《中外书摘》主编）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