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命运

　　当历时数年的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翻译工作划上句号时，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有幸或者说不幸地同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也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历史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曾见证了“同志加兄弟”的中苏友好蜜月期、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访华、苏共二十大、两国关系出现裂痕、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九评”之类唇枪舌剑的“口水战”、赫鲁晓夫下台、文革中的“打倒新沙皇！”直至两国剑拔弩张的兵刃相见，然后是赫鲁晓夫去世……

　　记得1971年9月《 人民日报 》在报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时，所加的标题是：赫鲁晓夫死了。毛泽东则在一首词中含沙射影地呵斥赫鲁晓夫：“不须放屁”。曾几何时，“同志加兄弟”成了“赫秃”、“修正主义头子”、“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简直就是百无一用的狗屎堆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苏联那边，自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之日起，赫鲁晓夫的名字即从书刊上彻底消失，甚至教科书中也不再出现这个名字。换言之，有几茬苏联中学生都误以为斯大林之后，上台执政的就是勃列日涅夫了，全然不知中间还有长达十年之久的赫鲁晓夫时代。

　　话说1970年10月，美国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即将出版《 赫鲁晓夫回忆录 》的消息见诸报端，一时舆论大哗。

　　这本《 赫鲁晓夫回忆录 》，究竟是否出自赫鲁晓夫本人的手笔呢？其实，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从写作到出版，可谓一波三折，历尽艰辛。

　　事情还得从20世纪60年代说起。赫鲁晓夫自从被其昔日的“战友”搞下台后，心中郁闷，无法排遣，也曾试过摄影、垂钓之类休闲活动，均半途而废。终于有一天，他在家人和朋友的怂恿和劝说下，开始了回忆录的口授，经过反复尝试，渐渐地找到感觉，进入角色。赫鲁晓夫当众讲话总是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可是让他一连好几个小时面对着录音机，语言就不那么生动，也显得不流畅了。一有听众，事情就干得又快又好，通常是老熟人、退休者到他那里住上一星期或者更长的时间，充当听众。当然，听众并非随时都有。对于每个题目，赫鲁晓夫都长时间地认真准备，反复考虑讲什么、怎么讲。通常是每天口授三五个小时，完全凭记忆口授，不动用任何文献资料，由打字员根据录音打印成文字，再由儿子谢尔盖加工整理。在口授了几千公尺录音带的材料后，赫鲁晓夫愈来愈感到苦恼：不知回忆录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关于赫鲁晓夫正在口授回忆录的密报，早已使羽翼渐丰的勃列日涅夫寝食难安。他派人找赫鲁晓夫谈话，称中央政治局要求停止回忆录的写作并将已经口授的部分立即上交中央。赫鲁晓夫不肯就范，他严词拒绝，说他身为苏联公民，有权写回忆录，这个权利无法剥夺，他的口授记录是供中央、党和全体苏联人民使用的，希望他所写的东西能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领导人和国家有所裨益。这次谈话使赫鲁晓夫深受刺激，回忆录的写作一度陷于停顿。尤其令他揪心的是，劳动可能白费，最高当局不会就此罢休，等他一闭眼，回忆录就会被统统没收和销毁。急需找到一个能够把材料稳妥地保管到可以得见天日那一天的办法，各种各样在国内保存磁带和打印材料的方案均非绝对可靠，赫鲁晓夫深知克格勃那些职业暗探的神通有多么广大。他一直有在国外为手稿找一个可靠隐蔽处的想法，这时他又想到，一旦遇到非常情况或者材料被没收时，作为对策必须出版回忆录。只要一出版，就可彻底解决材料的完整性问题，而且没收销毁等已毫无意义，因为谁也不可能把书全部买光。

　　怎样将材料副本送到国外去呢?这可是个大难题。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忽然天赐良机，儿子谢尔盖偶然结识了一个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路易的人。路易时任一家英国报纸驻莫斯科的记者，拥有普通苏联公民望尘莫及的出国自由和交往自由。国家安全机关要求路易提供某种服务，以作为准许他替英国人工作的交换条件。双方很快谈妥，路易又成为国家权威人士与国外有关方面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他所执行的微妙使命的级别愈来愈高，甚至开始与各国领导人打交道。谢尔盖真正感兴趣的，是路易正参与策划在西方出版苏联国内遭禁的手稿。其时路易正在联系斯大林女儿斯韦特兰娜那本《 致友人的二十封信 》的出版事宜，该书于1967年夏天出版，路易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并且他在当局心目中威信大增。谢尔盖也在此时首次萌生一个想法：路易正是可以帮助在国外保存回忆录的最佳人选。他的岳母在伦敦，材料可以放在岳母家或存到银行，况且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应得的报酬绝非斯韦特兰娜那本书所能相比。

　　赫鲁晓夫认为，中央第一书记的回忆录，是一个毕生致力于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的人的自白，其中有生活的真理，有警告，有事实，回忆录应当让人们读到。就算最先在那边问世吧，总有一天这边也能看到。当然顺序颠倒过来更好，可怎么能活到那一天呢？其实当时已别无选择：要么找路易，要么毫无希望地等待克格勃和当局认真对待回忆录的那一天。

来源：《梦醒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