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硕良 湖南人，1932年出生，1946年进入长沙清华中学，1949年考入新闻干部培训班，后到《广西日报》工作。1980年进入广西人民出版社，并参与漓江出版社的组建，成为漓江出版社主要创始人之一。1993年调广西新闻出版局创办《出版广角》杂志，2001年应聘到云南教育出版社创办《人与自然》杂志。2004年在北京开办硕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现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顾问及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

长沙清华，物超所值的中学生涯

　　刘硕良上的长沙清华中学是清华大学校友在外地创办的三所清华中学中的一所。教师几乎是清一色的清华人，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就算是年轻的了。学校的理念和风气也承袭了清华的传统，注意培养学生自由、民主的观念。这里，刘硕良在多方面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我出生在湖南宁乡、湘乡两县交界的一个不算富裕但有文化传统的丘陵村落，父亲教初小，我读书早，四岁入学，九岁高小毕业。这时我哥哥考上质量很好而学费昂贵的明德中学，家里四处筹钱把他供上去，我就只能靠哥哥放寒暑假回来教我初中课程，他去上学了我就在家自习，囫囵吞枣地读古书，背地图，上私塾，还放过半年牛，有时也帮爸爸顶课、批作业。待到1945年春天，哥哥高中快毕业了，家庭喘了一口气，我才考进中学读初中。

　　初中毕业后我生了一场病，没能考高中。1946年秋，哥哥上湖南大学矿冶系，我跟着他混进大杂院式的湖大新生宿舍，跟大学生们学习高一课程，第二年春天以第一名成绩考进长沙清华高级中学，插班读第二个学期。

　　那时的清华中学不是清华大学的附中，但是由清华大学的校友办的，同清华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清华中学办有三所，重庆清华、贵阳清华都历史悠久，很有名气，长沙清华利用的是抗战初清华大学拟迁长沙时在岳麓山盖的校舍，1946年秋季开始招生的。校长傅任敢兼任重庆清华校长，教导主任旷璧城也从重庆清华调来，他们都是清华大学出身的知名教育家，老师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清华学人，偶尔个别从西南联大、武大毕业来的老师往往要下很大工夫才能取得同学的信任。

　　学校收费很贵，但物有所值，不但老师好，伙食也好，每餐四菜一汤，早上有牛油稀饭，有肉类罐头，有花生米。学校管理很严，学生要穿统一的咔叽布服装，要把入学必备的白床单、白被套铺得一刷整齐，棱角分明。老师每天要检查，达不到标准的记上缺点，累计三个缺点记一小过，三小过合一大过，三次大过就要除名。

　　学校不招女生，终身未嫁的女管家———教导主任把学生们当自己的孩子管，个个要剃光头，每天作息准时，散步不得超出划定的范围，每隔四个星期才允许请假进长沙城一次，连家在城里的同学也不例外。

　　长沙清华一方面有着严厉得似乎有点不近情理的管教，另一方面却又异乎寻常地倡导着自由、民主，课本由学校自选，老师中有鲁迅专家，有古典文学学者，有音乐家、生物学家，有长沙市学联地下党领导人和地下党长沙市青委书记。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参加了游行，办墙报，办民众夜校，当过学生会学术部长，1948年冬参加秘密的新民主主义研究会，后来党组织还准备吸收我，因为当时我才十六岁多，所以没有接收。

　　清华中学进步色彩很浓，但也强调学生要学好功课。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课每周要上十节，理化、生物、史地都有足够的课时分量。地下党也考虑到组织公开后在学生中的影响，把学业成绩作为考核和吸收成员的重要标准。所以我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不仅活动积极，而且在学习上带头。1949年7月毕业时我的成绩名列第四。

超前时代，打造“漓江”品牌

　　一阵紧过一阵的政治运动把人们抛入深渊。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他就开始经历长达14年之久的农场磨难，直到1980年4月才恢复工作，分配到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4月我到出版社时已经快满47岁了，人生的半辈子已经过去，但我并不气馁，前半生坎坷荒废的人多得很，雨过天晴，大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争取发展空间。

　　那时广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没人搞外国文学，我一到就凭着自己过去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和了解，把开拓外国文学出版的任务接了过来。正好广西人民出版社申请的副牌———漓江出版社在1980年11月底批了下来，它以出版文艺、旅游读物为主，社名是茅盾题写的。我想“漓江”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秀美灵动的感觉，还可能引起某种来自民间的联想，不像人民出版社那样严肃。用“漓江”名义来出版广西几乎没有出版过的外国文学作品，只要运作得好，容易引起读者关注，较快地打开局面，打造品牌。

　　外国文学植根于全世界，空间广阔得很，盲点、误点、空白点不少，“漓江”在众多高手角逐的缝隙中，要剑走偏锋，自辟蹊径。我认为，在古典、现代之间，以现代为主。古典之中，以被忽略、被错贬的作品为主；现代之中以艺术创新突出的作品为主。按照这个思路，首先推出了36开本名著系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首印32万册；《保尔和薇吉妮》首印19万册；《人鼠之间》、《巴黎的忧郁》、《麦田里的守望者》、《意象派诗选》、《西方爱情诗选》……一本本风靡书市。相继推出的“漓江译丛”、“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外国通俗文库”、“艺苑人物”系列等，都在某一领域某一焦点上开了风气之先。

　　也许得益于我的新闻工作经历，我很重视媒体和发行，酝酿选题时就考虑到销路和影响。“漓江”的第一批书是我编的，“漓江”给新华书店的第一封信是我写的，我以“漓江”名义在《人民日报》祝贺新华书店成立四十周年，是全国出版社独家发布这类致意广告的第一例。我代表“漓江”邀请全国新华书店代表来桂林商讨漓版书发行，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也起到了带头作用。

　　当书店订货还处于“隔山买牛”阶段，我就经常跑书店，同许多发行人士交了朋友。《西方爱情诗选》编好后，我给广西新华书店的业务主管送去校样，向他介绍这个本子有哪些突破，他觉得不错，本来汇报的数字是6.7万册，他一下加到了10万。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印到60多万册。四川省新华书店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拿到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饭堂去卖，同学们把卖书的桌子都挤烂了。当时类似的诗选也有不少，为什么这本书特别好卖呢？就因为我们打破框框，把选目拓宽了，收入了阿赫玛托娃、蒲宁、丁尼生、华兹华斯等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渴望看到新天地的读者是最识货的。

　　“漓江”的书很快就渗透到各地，得到各界认同。1990年首届全国外国文学图书评奖，“漓江”获得包括三个一等奖在内的十个奖项，数量之多居全国第一。“漓江”终于走出了自己的路子，树起了自己的品牌。

出版诺奖丛书，海内外刮起旋风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漓江出版社的重头产品。这套丛书从1982年开始出版，一直延续到90年代末。它不仅对一批作家的创作和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界、思想界也有不小的推动。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我们脱离世界，对外国现当代文学知之甚少而又歧见特多、误解特多，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让中国的读者了解世界除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外，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家，诺奖作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我们闭目塞听，用一顶帽子，主观武断地对它一概否定。

　　我没有组建形式上的编委会，但实实在在地依靠各方面研究有素的专家。首先编目要选好，译者要选好，要有比较得当的译本前言，还要有翔实的附录资料，包括颁奖词、受奖演说、作家生平、作品要目、作家访谈。译事邀约最熟悉该作家的学者来主持，如福克纳卷请李文俊、海明威卷请董衡巽、皮兰德娄卷请吕同六、加缪卷请郭宏安、托马斯·曼卷请杨武能、阿斯图里亚斯卷请刘习良、川端康成卷请高慧勤、泰戈尔卷请倪培耕，都是当之无愧的上佳人选，把八九十卷诺丛译者名单排下来，几乎是当今中国译界精英的一幅缩影。

　　为了确保这套书能够顺利诞生，我把一些争议不大的作品如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饥饿石头》、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杜伽尔的《蒂博一家》、保尔·海泽的《特雷庇姑娘》等首批推出，然后扩展到其他异质色彩较浓的作品。社会对新事物的接受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我们不要无所作为，也不宜莽撞行事。

　　“诺丛”问世，各方注目，欢迎者多，反对的也有———无非说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回答说，“资产阶级的也要给人看看嘛，一个泱泱社会主义大国，有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为什么不能用开放的自信的心态来看看人家的东西呢？”实际上许多文学圈外的读者反而更能理解和宽容诺贝尔奖，我记得有一个省的武警总队就一次订购了21套，说出多少本都要。当然，文学界的反响也是很大的。刘白羽、王蒙、贾平凹、张洁、张抗抗、莫言等知名作家都到漓江出版社仓库去找过这套书或多次在各种场合肯定这套书产生的影响。

　　诺丛也引起了海外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注意。马悦然听说中国出版了这套书之后，通过一位诗人约我在上海见面。1987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偕夫人来中国访问了漓江出版社，尽管有关方面只许我们把他们作为旅游者接待，毕竟还是借此建立了友好的联系。不久，埃斯普马克博士授权给“漓江”出版了他的专著《诺贝尔文学奖内幕》，还特地为中文版写了前言。在中国文学、中国读者与诺贝尔文学之间，丛书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来源: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