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标准书号作为一种图书的编号，本来只是一种正式出版物的标志，本身并没有价值。但在我国对出版业实行审批制的政策背景下，拥有专有出版权的出版单位，才能获得书号的使用和经营权，书号成了国家赋予国有出版单位特许经营权的标志。近年来，图书出版界有增无减的买卖书号现象，阻碍了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了出版业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予以制止，并对买卖书号的出版社给予了严厉处罚，但买卖书号现象仍然没有绝迹。如何解决书号买卖问题？新闻出版界的委员们提出了他们的建议。

　　张胜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今年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公关年，绝大多数出版社将会进行转企改制，全面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我们要构建开放、竞争、规范、有序的图书大市场。

　　我国现有的500多家出版社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图书出版还属于国家专有，实施书号控制管理。但发行流通渠道管理的放开，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图书市场，也造成了买卖书号这一现象的屡禁不止。书号成为“有价证券”，使得国家专有的出版权利转让给了书商，实际出现了大量的“地下出版社”，造成图书市场的混乱。

　　石汉基(香港汉荣书局董事总经理)：香港的书号是免费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书号，都属于自费出版。但是书出版后，会有相关部门监察。此外，在图书管理上实行“分级制”：第一等任何人都可以看，第二等需要18岁以上才能看，第三等是非卖品。

　　“书号买卖”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市场。在大陆出书并不容易，比如有一些学术性很强的书，出版社认为卖不出去，会承担一定风险，但是作者又有出版需求。所以，出版社会收取一定费用。

　　控制书号的好处是，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可以出版。相反，如果书号全部放开，谁都可以出书，可能会造成相同内容书籍的泛滥，反而浪费资源。

　　张胜友：我建议，出版社改“审批制”为“登记制”，放开书号管理，进行公平市场竞争，并利用法律及经济手段规范图书出版。在这方面，电视、电影制播分离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也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图书市场管理方式，更好、更快地完成我国出版业的转企改制。当然，应该谨慎地选择一些地区先进行试点改革。

　　卢世琛(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编审)：放开书号，禁止买卖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应该有一个过程。

　　目前，有的出版社管理书号相对较松，比如自然科学类的出版物；而有的出版社管理较严，比如综合、社会类的出版物。

　　对此，我觉得现在应该做好两点：一是要逐步放开，同时培养市场的鉴别能力和出版社选题、策划的能力。二是要规范管理。目前有上万家图书工作室，有的在创意和策划上做得比较好，应予以扶持，使其逐步实现自主经营，同时进行规范管理，并加强引导，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完全放开或者管得太死，都不是好办法。应该防止低劣出版物过多过滥，也要防止一些综合类和社会、文化类的好书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