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联系中外文化的使者和桥梁，译者的地位向来受到人们的尊敬。但在今天，这种尊敬正受到挑战——一种“发包”翻译的形式，使得一些人低门槛进入译者行列，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作品甚至已被认定为抄袭。对此，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发出“翻译出版不要再搞‘发包’”的呼吁。我们认为，这样的呐喊是积极的，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规则还是必须遵守的。

　　去年《文汇读书周报》头版文章披露时代文艺版《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涉嫌“中译中”，质疑该书“译者”李斯一人竟能翻译十几种文字。后来该书责编说，“李斯”是一家翻译公司，这套文集是多人“翻译”合起来的。此事曾有多家媒体报道，无独有偶，近日又见报道，有位“史上最牛的译者”龙婧，从2004年以来，竟翻译出版了二十多种书，涉及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平均一年出版6本译作，外加出版《林徽因画传》这样的专著。伴随着惊讶与怀疑，终于弄明白，原来是有些人在翻译出版领域也搞起了“发包”。就是出版社把丛书选题包给某个公司、工作室或中介人，再由后者分头找人翻译，最后用统一的译者署名。以前只听过搞建筑可以层层“发包”，没想到像翻译出版这样涉外的精神产品生产，竟也有人搞起了“发包”。越想越担心，因为翻译出版搞“发包”，除了能帮助出版社加快出书抢占市场外，实在弊端多多。从净化和规范翻译出版秩序来讲，必须对翻译出版搞“发包”说不。这是因为：

　　第一，对原作者不负责任。作者有权署笔名，但笔名也是作品成果的一个符号和标识，同样体现了对作品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翻译作品涉及原作者的权益，因此译者的署名不能没有任何制约。翻译需要原作者授权，如果原作者信不过“李斯”、“龙婧”，你署他们的名，显然对原作者不负责任。不同原作者与不同译者之间，需要不同的授权关系。对于一些作品，如果未获得原作者逐一授权，擅用“发包人”来署名，将构成署名人对原作者的侵权。这种“发包”搞翻译，可能造成版权关系的混乱，甚至招致涉外版权纠纷。

　　第二，剥夺了读者选择译者的知情权。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不同译者有不同的翻译风格，像傅雷、朱生豪等名家，已经成为翻译的一种品牌。许多读者购买翻译书，自然要了解译者的情况，首选自己喜爱的译者。可是“发包”式的翻译书，只有“李斯”或“龙婧”的名字，既损害了真实译者的署名权，又剥夺了读者选择译者的知情权。

　　第三，成为掩护抄袭者的防空洞。把真实译者名字全部隐去，某种程度上对曝光劣质翻译起了掩护的作用，使得抄袭剽窃者可能仗着有遮羞布而更加有恃无恐。像李斯“译”的《诺贝尔文学奖文集》，经南京大学图书馆版本专业人员初步查验，就发现有《布登勃洛克一家》、《福尔赛世家》、《克丽丝汀的一生》三种书是抄自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和译林版的。而龙婧“创作”的《林徽因画传》，更被揭露抄袭了陈学勇、林杉、田时雨等人的作品。这些至今均未见受到追究，看来“发包”式翻译出版，真起到了掩护抄袭者防空洞的作用。

　　第四，使翻译质量处于失控状态。出版社承担着对翻译选题和质量的审核和把关任务，而落实这种任务，自然要体现在出版社与每本书译作者的沟通与监管之中。可是“发包”式翻译，只认充当“二传手”的这个“发包人”，出版社连每本书的具体译者是谁都搞不清，还遑论什么审核与监督？这种方式搞出版，出版社无异放弃了对翻译选题和翻译质量的监管义务，实际上是出版权的变相流失。

　　人们常在抱怨，翻译质量呈现下滑和抄袭侵权屡禁不止。那就别在翻译出版领域搞什么“发包”，以免加深读者这种抱怨吧。(李景端)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