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30日中午，曾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25年之久的彼得·卫浩世现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德国主宾国展厅，为其新书《法兰克福书展600年风华》中译版签售。

　　卫浩世在新书发布会上表示，《法兰克福书展600年风华》从中世纪古滕堡印刷术开始写起，并参考了大量文献，是一本有关“书的一切”的“历史书”。书中详细记叙了法兰克福书展从创办至今600多年来的经历，当中有大量鲜为人知的轶事。包括上世纪90年代，法兰克福书展由莱比锡书展替代的一段历史。此前，卫浩世曾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愤怒书尘》，其中译版于2004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当时卫浩世的名字被译为“彼得·魏德哈斯”。在书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如何从“无父的一代”、“反叛的一代”成长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

　　前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卫浩世在签名售书时，用左手写上买书者的名字，然后换成右手签下自己的名字，再换左手写祝愿。记者好奇之下问起“为什么”。卫浩世说，这是德国纳粹时期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产物：卫浩世天生是左撇子，但他上学时，他一用左手写字，极端分子就会打他左手，认为那是左派的象征。自那时起，卫浩世便慢慢学会用双手轮流写字。

　　现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于根·博思也出席了此次发布会。他告诉本报记者，对于德国出版人而言，中国目前购买的版权数目已是全球第一。博思还称，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不来北京书展，惟一的原因是他“老得走不远了”。随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两任主席回顾了法兰克福书展的发展历程，并为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支了招。

　　中国出版业发展很快

　　新京报：你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筹备时期已有介入，从那时观察到现在，觉得北京的书展现在办得怎样？

　　卫浩世：我一直都在关注北京图书博览会的发展状况。北京图书博览会办到现在，一直是在发展着的。我认为北京应该进一步加大出版市场的开放程度。两年前我来过一次，参与了北京图书博览会组织方开的一个总结会，以便针对组织工作的不足提出建议。就应该这样来操作。

　　新京报：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参加。现在可有具体计划？

　　博思：我是在两年前接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之位的。邀请中国担任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是我做的第一个决策。

　　中国是近年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代表团中，出版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但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我们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三年似乎还有得是时间，但实际上一眨眼就过去了。

　　我们今天来北京，就是想为此后法兰克福书展的举办做好铺垫工作。我们参加北京国际书展的出版论坛，不仅准备要把中国的出版业发展状况介绍到德国，还要同时将中国文化的现状介绍过去。我们不仅想吸引大家到书展上去签合同、买卖版权，在经济背景之下还需有政治、文化的纵深，正是这一点令法兰克福书展显得与众不同。

　　书展应介入社会文化发展

　　新京报：法兰克福书展一直都将积极介入社会文化视作重点吗？

　　卫浩世：法兰克福书展崇尚介入政治、文化，也只是过去30年才有的事。在此之前，书展也只是纯粹做买卖之地，当时要引入新元素难度也很大。

　　因为当时书展的负责人只要生意兴隆便满足了，文学图书只放畅销书上架，请来的都是拳王阿里、贝肯鲍尔，希望他们的到来能提高交易额。可是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一帮青年学生冲进了书展。从那时起，书展的革命就开始了。自此以后的法兰克福书展才渐渐有血有肉起来，每一类别的图书都请来代表作家，而选人的原则再也不是市场为先。

　　新京报：法兰克福书展曾邀请17个阿拉伯国家集体参展。这种沟通东西方的工作操作过程顺利吗？效果怎么样？

　　博思：操作起来确实碰到一些困难。一旦那么多个国家碰到一块，总有意见上的摩擦。但他们在法兰克福书展的亮相很受欢迎。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很少有机会翻译成别国语言出版。事实上，我们也一直在帮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办一个书展。

　　阿布扎比方面希望因此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文学重地。这个书展虽然规模很小，却承载着重要的社会职能。阿联酋书店很少，本地人或者游客想买书，也就只有到书展上去了。

　　卫浩世：我在1975年也组织过拉美文学代表团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我们还做过一个展览，选择900种德国儿童读物，让科学家去分析这些童书中有多少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分析结果，问题真不少。比如有本书里出现9个黑人儿童，不过，最后他们的命运都像《鲁滨孙漂流记》里的“星期五”那样。出版社对这样的分析结果很恼火，因为他们还是希望书展主要说他们好话的。不过自此以后，这些出版社在儿童读物的倾向性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所以，书展是真的可以介入社会文化发展的。

　　让自由思考进入图书产业

　　新京报：在博思接手法兰克福书展以来，法兰克福书展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卫浩世：博思是个很认真的人，整天就想着书。而且他现在已经不断从小事着手，去发展法兰克福书展。比如帮助南非、阿联酋等国创办书展。至少他一直是在为书展着想，而不是像其他人，只想顺应“读图时代”，完全抛弃了“书籍”的概念。还有一些人认为，在信息化时代，用电子邮件传输信息就行了，哪里还用得着花钱千里迢迢跑到德国去参加书展呢。可书籍并非单纯信息那么简单，在书的背后，是深厚的文化积累。

　　博思：在卫浩世担任25年主席离任以后，曾先后有两个人接任主席。而我上任后，重新将文化与政治带回到法兰克福书展的生意场上。图书产业永远都跟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图书也跟教育休戚相关。谈教育，我们讲求自由思考。将自由思考放在图书产业中，引导人们自由想象，这正是法兰克福书展存在的意义。

　　新京报：除了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之外，法兰克福书展与其他书展还有什么区别吗？跟别的书展是否存在竞争关系？

　　博思：法兰克福书展由出版组织主办，但并不只想要赚钱，主要还是想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与之相比，伦敦书展是由博览会公司主办的，规模小得多。纽约书展、东京书展都一样。这些书展的组织者办书展主要就是为了赚钱。而以德国为代表，欧洲的出版产业有着“使命感”的传统。德国的出版业当然也商业化，那是生存需要。

　　但出版社不会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商业运作，而是会拿出至少一半力量，来完成出版业所应承载的社会使命。

　　卫浩世：法兰克福是国际书展，而不仅是德国的。代表德国的书展则是莱比锡书展。开一个玩笑：如果要列书展排行榜，法兰克福书展是老大，其他的都不用排了。话说回来，每个地区的书展都是该地区本土文化的呈现，拿伦敦书展为例，我们既有竞争关系，又不会争得焦头烂额。因为一个在春天开，一个在秋季开。更重要的是，伦敦书展并没有大众的参与，只是一个生意场。（张璐诗）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