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达敏的《余华论》

   
    如何去衡量一个人的灵魂？这可能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个作家能否在其文本中抵达人类灵魂深处，叩问心灵，也早已成为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水平的关键，王达敏的《余华论》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进去，拨开语境的迷雾，完成了一次对于余华作品的全新解读，清楚地还原了余华作品中的人性光彩，更探讨了整个社会的人文价值走向。

    余华近几年来炙手可热，这也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作家:作为先锋作家的他，文本中充斥着血腥和暴力，一度被封为“屠夫作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发表宣言告别先锋小说:“我现在是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

    究竟是前期的余华震慑人心，还是后期的余华更能抵入人性深处？王达敏的《余华论》敏锐地抓住了余华的这一转变，其论著的第一部分“余华十论”，就以余华转变的代表作《活着》为切入点。

    《活着》无疑是余华最受瞩目的作品:1994年，由张艺谋拍摄的取材于这部小说的同名电影获得了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1998年，《活着》的文本获得了意大利最高文学奖项——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小说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狂嫖滥赌把家产败光后，仿佛是刹那间，一切人世间的不幸都汇聚到了他的身上。福贵的亲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与他的生命紧密相连的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断地被毁灭，而他依然“活着”。最后他看穿一切，与一头病牛为伴，愉快地活着。

    以夏中义、张梦阳、谢有顺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否定性的批评，认为福贵们是“温情地受难”，“无奈地活着”，“怜其不幸，怒其不争”。王达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超越原意阐释与意蕴的不确定性》一文中，他认为在文学研究中要尊重作家写作时的逻辑思路和文本构设的语境，不能做“超语境批评”。在《福贵为何不死》中，他进一步指出，语境的错误会直接导致对于文本的误读，《活着》是余华在民间语境中写的，要在这个语境中评价它的文本价值，必须要冲破文学研究中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启蒙话语的限制。

    在这种问题意识的不断追问下，在《民间中国的苦难叙事》和《民间中国的命运叙事》中，作者提出了自己对于余华整个作品的看法，特别是指出了福贵与许三观生存境况的不同，许三观面对的是让人同情的、现实存在的困难，而福贵面临的则是无形的命运。苦难本身是可以反抗的，但命运则常常是无从反抗也无处反抗的，正如希腊神话中的俄底浦斯，无论他如何努力，也难逃命运的安排。当一切无可反抗、反抗也无意义无价值的时候，像福贵那样尊重生命，好好地活着就是对死亡最好的抗争。

    长期以来，不单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在整个中国启蒙化的人文语境中，一个人活下去是需要理由的，否则灵魂将无处依傍，就连鲁迅也不惜用曲笔，为黯淡的人生添上一点希望。可惜，生活并不是随时随地可以高呼口号的，它是琐碎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假如生活没有判你死刑，假如“活下去”并不一定就有希望，甚至迎接你的仍然是无边无际不可逃避的苦难，你该如何选择？王达敏认为，余华的《活着》恰恰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是久违了的人道主义立场。福贵“隐忍的抵抗”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面对命运的真实写照，福贵的“活着”本身就足以使他的灵魂熠熠生辉。余华通过福贵，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于整个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这种超越阶级、超越国界的人性关怀，正是余华的这部作品在海外能获得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王达敏对于余华作品价值的这一重新发现，不仅是开拓了一部作品一个作家的研究领域，更是把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评价体系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余华论》的第二部分，作者选择了余华中短篇小说中难读难解或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文章大多短小精悍，用随笔的形式写成，作者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在文本的具体解读中。与前面的论述不同，这一单元的论述是很好读的，写作的意义在于与人交流，评论文章亦是如此，通过第二单元的阅读，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作者的余华观，逐步清晰地把握余华在作品中如何重新定位人类灵魂的价值，而且可以了解作者做学问的方式方法，授人鱼更授人以渔，再加上论著最后收录关于余华研究资料的索引，整部《余华论》实际上已经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既以余华研究为整本书成文的依托，又超越余华研究本身，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出新的模式。（作者：汪杨）

    《余华论》  王达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