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小说《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为我们掀开了外交部这个神秘世界的一角，讲述了新中国外交部从组建到近年来的一些故事，刻画了一批活生生的外交官形象。作者青峰石，在外交部工作42年，曾任外交部中层领导和驻外使节。本文节选自该书。
将军大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有些地方的战火还没有停息。王延良所在的部队正在准备消灭逃到大西南的蒋军残余，他们的最大愿望是活捉那个进攻延安的胡宗南。王延良参加革命多年，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有着传奇般的经历。他想，眼看就要夺取全国胜利，这最后几仗得好好打打。
这一天王延良正在作战室召开会议，机要科长突然进来向他递交了一份紧急电报，命令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其他什么都没有说。
命令如山倒，紧急命令更是如同山崩地裂，王延良像部队紧急集合那样，立即要警卫员把爱人朱清华(他一向只称妻子为爱人而不叫老婆)找来，马上打点行装，日夜兼程往北京赶。一路上战争的痕迹仍然到处可见，铁路时通时断，民工正在抢修被破坏的公路，有些地方土匪尚未肃清，王延良不顾这些，乘火车、坐汽车、骑快马交替而行。
王延良到北京才知道是调他到外交部，出国当大使，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他满心的不愿意，但他很快到外交部报了到，接着就参加了学习班。他像小学生那样开始学习外交知识，听专家讲外交礼仪、特权与豁免，还学习如何穿西装、如何打领带、如何用刀叉吃西餐等等。特别是听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方针政策的报告，使他对我国外交有了比较深的理解。让他感到荣幸和有趣的是安排他们躲在幕后见习外国驻华大使如何向毛主席递交国书。什么叫国书，过去不知道，看了国书样本才明白，原来就是国家之间的介绍信，称国书无非是表明其庄严和郑重。王延良想，看来外交知识并不难懂，我这个当兵的搞外交能行。
只是脱下军装穿上西装浑身不自在，特别是打领带烦死人，回到家里还不得不反复练习如何打得好看。“穿上这玩意儿好看是好看，精神是精神，就是这个狗链子难弄得很。穿这一身，要是夜里紧急集合怎么行，打仗时怎么往泥里水里趴？”站在一旁帮他练习打领带的朱清华噗地一声笑起来，说:“没听说大使馆里搞紧急集合，当大使也用不着往泥里水里趴。”王延良止不住自己也笑起来。
军人担任使节，古今中外皆有之，但调一批军人、将军到外交部任职，担任大使和其他高级外交官，甚至调一位元帅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下子哪来那么多外交官呢？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认为解放军里可以抽出一批这样的人，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到国外不会跑掉，也就是说信得过。
当学习班结束时王延良感到收获太大了，等于上了一个大学。他明白了事情绝非如同脱军装换西装那样简单，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他必须完成从打武仗到打文仗的根本转变。
王大使就任的那个国家有些麻烦。按说最初同我国建交的那些国家都是对我们友好和比较友好的，但也有几个国家同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矛盾。当大使的不能不根据国家外交政策好好思量思量。既要友好，又不能过分退让处处迁就，该说的话还得说，该表明的态度就要表明，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说到什么程度，这里面有个场合、时机、分寸和火候的问题，如何掌握全看当大使的水平了。王延良很快掌握了外交工作中的规律和奥秘，很快进入大使角色，把国家的外交政策贯穿于工作，成效日见明显。对国内的指示电，他经常逐字逐句长时间琢磨，不长的一个电报他能坐在那里反复看上半天，机要员连跑几趟都无法把电报收走。在使馆内部就更不要说了，他不耻下问，不会的就向下面的同志请教，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大家带领大家，没有谁不敬佩这样的老革命的。
不光是王延良如此工作，与他同时调到外交部的其他将军大使也都是这样发挥了他们的优势，扬长避短，很好地或较好地完成了外交任务。过去的敌人和某些中间人士曾经看不起“土八路”，但在战场上使他们领略了或看到了“土八路”的厉害，现在人们又可以看到，这些“土八路”竟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成为外交舞台上的能手。美中不足是他们大多不会外语，凡事都必须借助于翻译。这就是我们建国初期的将军大使们。
建国后我国第一批15位大使中就有2/3来自军队。事实证明建国初期毛泽东、周恩来从军队挑选将军当大使是一个成功之举。
这里我想以伍修权将军为例。他长征中为李德作翻译，几乎每天都同那时担任中共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接触，双方是多么相互了解自不待言。建国后被周恩来选拔为我国外交部第一任苏联东欧司司长，后来又提拔为副部长。伍修权同他率领的代表团出色完成了任务，新中国在联合国讲台上伸张了正义，控诉了美国的侵略罪行，在全世界产生了影响。
另一位将军大使王幼平是首任驻柬埔寨大使，1963年5月他又被周恩来紧急派往柬埔寨，协同柬方一举破获企图暗杀前往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台湾派遣特务组织。那次行动共抓获特务42人，缴获TNT烈性炸药两箱、C4炸药4磅、雷管1卷、手榴弹8颗、纵火器2个、钟表定时炸弹2枚、06毒药1支。从这些缴获的破坏物人们可以想像，万一台湾特务的阴谋得逞，后果将会如何？在中方的得力合作下，敌人的阴谋破产了，刘主席的访问按时进行，取得了圆满成功。
乔老爷在“文革”时
对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初到外交部上班的赵民康以为同过去的运动不会有多大区别。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迷信达到了顶峰，赵民康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毛主席说什么都没有错，跟着毛主席就能取得胜利。所以一开始他自然采取了积极参加“文革”的态度。
那时查个人历史成了一阵风气，以便从中抓出“叛徒”、“假党员”，也就是埋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即中国的赫鲁晓夫。赵民康也接受了一个任务，参与了对研究室一位刘副主任的调查。这位刘副主任当年被定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圈子里的人，1959年受到牵连。刘副主任显然对此内心不服，但在当时他无法申辩，平时很消沉。“文革”中刘副主任又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谁知道调查来调查去，不但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赵民康却从调查中了解到他参加革命很早，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地下党，当年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解放前是敌人抓他杀他，现在却被我们自己的人批来批去，可以想像他内心该会多么痛苦。想想这些，赵民康对刘副主任的看法完全变了，非常同情他。从批刘副主任想起，赵民康开始了反思。
另一件事更加促使赵民康对“文革”产生了怀疑。当时外交部在前门东边的六国饭店即现在的华风宾馆办公，每天赵民康都会定时听到北边共青团中央大院里喊声连天，他感到很奇怪。有一天他来到这个大院的门口，没想到一到门口他就被卷入了涌动半条街的人群之中，人潮推着他进入了团中央的大院。他看看周围的人，多为外地来京人员，经长途旅行浑身汗气，这么多人紧紧挤在一起臭气冲天。他想赶快逃出来，但动弹不得，整个身子已被挤得扁扁的，两只脚似乎只能点着地皮被人堆涌来涌去，喘气都有些费气力了。正当赵民康无计可施的时候人潮中突然爆发阵阵口号声:“打倒三胡！砸烂胡家店！”在人们的狂呼声中，二楼有三个窗户突然打开，每个窗户跳出两条彪形大汉，站在凉台上，然后从窗户里抓出三个被剃光了头的人，他们是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他们各被两条大汉拧着胳膊，摁着头，弯腰向人群示众，同犯人没有任何不同。特别是胡耀邦同志，个子同赵民康差不多，被两条大汉拎起如同小鸡一般。赵民康的心颤抖了，五脏六腑好像被刀子绞割那样疼痛，脊背至头顶冒出一股阴森的寒气。赵民康记不得是如何结束眼前的这场噩梦的，记不起他是如何离开现场回到外交部的。他几天几夜无法平静，想不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文革”是一场噩梦，是一场大灾难，不堪回首，赵民康后来很少同别人再说那个时期的事情。
不过，多年之后有一位女士写了几本书，讲外交部“文革”的事，其中写到赵民康所敬佩的一个人，赵民康禁不住想出来说几句公正的话了，因为这位女士说了一些不真实的话，不知道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很容易被她美丽动人的语言所误导。这位令赵民康敬佩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人称“乔老爷”的外交才子。他修长的身材，仪表堂堂，才华横溢，风度翩翩，是个很难得的外交干才，是继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之后部里写文章的第一把交椅。赵民康简直是对他崇拜不已，直到后来，谁要说他不好，赵民康心里就会感到不舒服。但赵民康不能不看到，他当时的确做了一件不应该的事，“文革”后期跟着“四人帮”对周总理不好，参与批周总理，周总理去世后贯彻“四人帮”的旨意，限制和压制外交部的同志悼念周总理。他曾长期在周总理手下工作，他应该非常了解总理，周总理对他更是多年知人善任，爱护倍加。令赵民康始终想不通的是，像他这么聪明这么有才干的人怎么会做出批总理那么愚蠢的事？是不是“文革”确实把社会搞乱了，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聪明如乔老爷那样的人也搞糊涂了？赵民康很希望他是一时糊涂。然而，对年轻人也许可以这样原谅，对他这样饱经风霜的人似乎不能这样解释。赵民康想来想去大概有个重要原因起了作用，那就是他到底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常常有软弱的一面，不是被有权势的人压倒，就是被心爱的女子所征服，被牵着鼻子走。他晚年的爱情倒挺美满，不少朋友为他能再次获得幸福而高兴。但生活绝不仅仅是爱情，美满爱情所带来的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不美满。其实很多朋友对他后来的婚姻有看法，赵民康就听几位同事说过风言风语的话。赵民康认为婚姻是当事人双方的事，别人无须多嘴。乔老爷还有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于他才高八斗，所以挺骄傲，一般的人他是看不上的，当时被毛主席挑出担任党的领导人的那位同志哪是他能看上的人，因此他误以为这位领导同志不是“四人帮”的对手，将来的天下定是“四人帮”的。结果在此错误判断下，他政治上犯糊涂了，“四人帮”通过他心爱的人一拉他，他就跟着跑，以至于成为“四人帮”拟定的内阁名单中的一员。所以，很多外交部的老同志都认为，如果他的前妻在世，无论如何他不会闹到后来的那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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