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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记者于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采访时了解到，集团旗下的湖北人民出版社正计划随集团改革的总体部署，与其他出版社一同转制为企业。之前，已有广东人民出版社注册为有限公司。
伴随着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地人民社的改革已经由原来的茫然、观望，转变为从不同路径积极探索，取得了新的突破与进展。
一样“事业”多样境况
目前，我国共有中央级人民出版社１家，地方级人民出版社２８家。各地人民社大多成立于上世纪５０年代，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民社肩负着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责任，选题方向多以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领域为主，在学术著作与理论著作方面，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久以来，大多数出版社都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下从事经营活动。今年５月１１日，中央的人民出版社被正式确定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从已经转为企业体制的中国出版集团剥离，重归新闻出版总署领导，成为目前我国唯一一家新闻出版总署直属的人民出版社。此举让各地人民社更加迫切地关注自己未来的方向和命运。
对于地方人民社，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曾公开表示，各省可以保留一家人民出版社或一家政策性的出版社，专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政治宣传品、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图书的出版，为公共事业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些出版社不能进行招商引资，也不能进行股份制改革，是纯粹的服务性事业单位。在今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考虑到各地方人民社情况差异很大，中央没有对地方人民社的改革作统一的规定，而由当地政府来决定。这意味着地方人民社可以按照保留公益性单位的模式改革，也可以和集团其他出版社一起转制。
各个地方人民社情况十分复杂。有的定位于政治理论和社会科学出版，有的定位于综合性出版；有的主管省内所有专业社，有的主管几家专业社；有的不叫人民社但却有人民社的职能……各地人民社在体制、机制、经营范围、经营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改革过程中，各地人民社的步伐不一，在体制选择上不尽相同。
据悉，广东出版集团下属广东人民社，已经注册为有限公司，彻底转制为企业，社内员工也转为企业编制；湖北人民社也计划随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一起转制为企业，朝着现代企业的方向迈进；之前有媒体报道上海人民社单位转制为企业而员工保留事业编制身份，事实上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作为发起人以７０％股份控股成立上海世纪出版股份公司，上海人民社属于世纪出版集团但不属于世纪出版股份公司，并未转制为企业；辽宁出版集团下属的人民社保留了事业性质，所有员工解除了事业身份，转为自然人；浙江出版集团的人民社目前还保留着事业单位性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部分纳入各省出版集团的人民社，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经济效益也不错，有的甚至是集团中的核心单位，每年得到集团很大的支持，并在出书品种、出版结构方面与集团其他社形成互补格局。这些人民社一般比较愿意转制为企业，转企之后希望以国家和省府项目基金支持的方式承担起公益性的出版任务。另外一部分纳入各地出版集团的人民社市场化程度也很高，但目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坚持企业化管理。受访的各社负责人表示，这种模式多是出于减少改革阻力的考虑，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也有一些省份的人民社负责人表示，希望能转为事业单位，成为政治性、公益性的出版机构。但无论是保留事业还是转制企业，人民社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会改变。
“公益性”“经营性”能否统一
部分地方人民社转制为企业，按照企业模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少人开始担心，转制之后，由谁来承担国家公益性出版机构的任务？谁来承担文化责任、社会责任？
有受访的人民社负责人认为，目前人民社的出版结构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公益与经营的矛盾问题，一些政府要求的“公益性”出版物并不赔钱，而自主选题策划的“经营性”出版物未必盈利。而实际上，所谓的矛盾，就体现在出版社自主选题的一般经营性出版物上。因为长久以来，人民社在坚持导向传承文化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长江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湖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刘道清不无担心地谈到，人民社在转企过程中如何尽责任，如何保持文化品位，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转企之后，出版社按照企业来经营，重视直面市场，但在市场化的同时，要保持“文化自觉性”。一些图书投入成本很高，市场相对有限，但具有很高的史料、学术价值，出版社在面对这种选题时往往左右为难——做，可能入不敷出；不做，宝贵的文化遗产可能就此流失。目前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对一些重大选题“以项目支持为手段”进行资助，但只有很少的书能获得资助，而且还有部分出版社用一些一般图书改头换面上报申请资助，使得一些有意义的选题获得项目资助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使命不能只有人民社承担，整个中国出版界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刘道清呼吁道。
采访中记者发现，无论是已经转为企业还是保留事业体制，各地人民社都认识到了经营的重要性。受访者纷纷表示，人民社也需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自强自立，需要通过产品定位、品牌战略做大做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丁荣生谈到，作为人民出版社，一家党的出版社，应该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作用，这是人民社的责任所在。同时，丁荣生也认为，人民社要想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做好，就必须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了解公众的阅读需求，有效地为公众服务。党政建设读物等，同样需要读者的认可，倘若读者不欢迎，不愿意购买，或者公费购买之后读者不看，这些读物也不会发挥作用。对于人民出版社来说，其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政治文件经由政府采购、系统发行等方式销售，而通俗政治读物及其他公益性图书产品则要靠建立有效的市场发行渠道销售。
市场的理念对于公益性的出版单位也是必不可少。通过面向市场和读者，人民社可以更好地把出版理念传递给公众，提高出版社的灵活性和管理效率，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人民社不应该是“国家让出什么书就出什么书”，而是要根据其使命，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围绕党和政府的重大举措，主动地开发一些适应时代和读者需要的图书。
部分人民社在转企之后，较好地解决了公益性出版与经营性出版的矛盾问题。然而，尚有专家提醒，人民社转制不单纯是为解决这组矛盾，而是要通过转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府出版机构。
人民社也需企业化管理
事业也好，企业也罢，人民社要想改变机制不活、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在管理体制上下一番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