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7月，新闻出版总署于18日至19日在兰州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座谈会。会上，署长龙新民在讲话中向全行业发出热切的动员令：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性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闻出版工作为此肩负着重要而艰巨的使命，必须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甘肃省委书记、省长陆浩对这次为农服务会议在甘肃召开表示热烈的欢迎，省委副书记陈学亨到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会议期间，总署领导满怀热情地分头到兰州市榆中县和定西市的“农家书屋”参观，并热气腾腾地举行了向当地农民的赠书仪式……
在气氛热烈的交流、参观、讨论中，代表们的话题更多地集中到一个炙热的词语——“农家书屋”上。因为，新闻出版总署在会议上拿出的《“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目标：力争“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共建设20万家“农村书屋”。
意义重大当是好抓手
会议讨论中，代表们一致认为，龙新民署长关于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讲话，涉及到新闻出版行业如何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何认清差距适应要求、及如何抓好服务“三农”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促进农村出版物市场繁荣、建立完善“三农”出版物激励机制、推动服务“三农”工作向纵身发展等诸多方面问题，内容丰富，要求具体，任务艰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曾绍阳说，作为生活在一个“三农”比重很大省份的出版人，我深深感到，总署以大局观适时提出“农家书屋”工程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意义重大；“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20万个书屋的规划，必将造福于广大农民群众，起到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作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朱仲南动情地说，目前的转型期既是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又是各类矛盾的凸现期，广东有几千万流动人口，由农民工引起的“留守儿童”、孤寂老人及其精神文化的“失血”现象等，会连锁造成一系列问题，而从建设“农家书屋”、给农民送书送精神产品抓起，确是功德无量的实事、好事，善莫大焉！在已成功试点并建设了一批“农家书屋”的甘肃、贵州、四川、江苏、河南等地代表，都众口一词地谈到，从实践看，这一工程不但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由衷称赞，同时也成为新闻出版界发挥自身优势、践行科学发展观，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舆论氛围和文化条件的极好抓手。
“总署提出大规模推进这个工程，上符合中央对新闻出版业的要求，下适应改革发展对行业自身的需求。”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彤这样总结“农家书屋”工程实施的具体意义：一是填补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空间，二是借建设新农村东风可做一件服务“三农”的大事，三是农村出版物有了一个新的载体并延伸了市场，四是北京、甘肃等地的经验证明她有着茁壮成长发展的土壤。
政府主导原则需明确
会议提交的《“农家书屋”工程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确定了这样的总体思路：工程建设以政府为主导，“政府规划建设，鼓励社会捐助，农民自主管理，创新运行机制”。其中的创新运行机制，即“支持具备条件的‘农家书屋’逐步开展出版物代销、租售等经营活动，通过经营创收进一步支持书屋的良性发展。”对此，代表们指出，这一原则总体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又容易在“政府主导和投入为主的公益型”和“市场化经营型”之间难以把握一个准确的结合点而产生困惑。据此，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白京兆、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吴丰宽等一致强调：“农家书屋”的主体定位一定要更加明确，那就是，它必须是政府主导和投入为主的公益型书屋，必须鲜明区别于那些赢利性的个体出租屋等经营体。
“书屋一定要明确是政府行为，这要成为坚定原则和刚性法则。”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杜国清以本省教训为例谈到：1997年开始，河南曾搞过轰轰烈烈的“万村书架”工程，因为没有明确政府主导和投入原则，而随后大力倡导以社会捐助为主，以至后续捐助乏力，难以为继，很快呈自动消亡之势。朱彤局长等人进一步阐述坚持这一原则的理由：改革开放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利益并没有让农民平等共享，农村文化建设确实欠账太多，现在是到了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坚定这一原则没错。但有些代表也指出了另一些值得思考和注意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广大农村曾由政府“埋单”方式，兴起了一波波的乡镇文化站建设高潮，但结果是大多屡建屡成“空壳”——其中就有“娇生惯养”、一味输血的原因。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所以，如何在政府主导原则下，走出一条“农家书屋”的常青之道，还是一个需不断探索的课题。
思谋周全方有生命力
交流中，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孙向东介绍的北京市于2005年开始实施的“益民书屋”工程，引起众多代表的关注和兴趣。这个工程被列入市政府年度折子工程，计划从2005年起连续5年，筹集政府资金2000万元，为全市边远山区农村和来京务工人员聚集地捐建1000所“益民书屋”。2005年，政府共投入286万元，建成书屋221个，其中“农村书屋”121个，每个书屋不但有1000多册图书，还各配备了音像制品及电视机、电脑和DVD播放机。2006年，计划投入更是多达500万元。对北京的这一工程，外省同行在羡慕之余，同时也引发出了诸如“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办书屋”等的深入思考和真挚建言。主要有——
“农家书屋”应和身边的中心学校、村校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最好建在学校旁边。可聘请或委托学校的退休教师代为管理，学生干部放学后也可帮忙助力，双方图书也可商议灵活流动。
书屋最好集中连片建设，在局部乡村形成规模、影响和效应，使其不仅成为文化的传播者，还应成为重要的教育培训点。
配书一定要考虑农民需求，要变送书为让农民自己选书，最好让农民选了后再配送。所送图书一定要与当地产业、种植业及农民致富等需求结合，同时还应既送书又送直观性强的光盘。
实践证明，选好书屋管理者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应由当地村镇推选、文化出版部门考核，选出威信高、素质好、讲信用、愿奉献、会经营的人担任管理员。同时允许人家适当灵活经营，有“利”可图。
“农家书屋”建设与发展要有长远眼光，要考虑整个农村文化建设的大盘子，协调好各方面关系。在坚持主旨原则下，应主动实现和其他农村文化阵地、网点资源的整合，达到效益最大化，从而保证生命力和活力。
建立长效机制是关键
近年来，各地在建设“农家书屋”的过程中，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做法、探索和经验，但在会议交流中，大家谈及的最频繁的一个词却都是“长效机制”。可见，能否建立长效机制，是关乎到“农家书屋” 长期生存、健康发展的关键。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国良讲了他们在农村调研中耳闻目睹的两件事：一件是，前些年省里搞“万村书库”，大量图书送到村里，但几年过去，这些书要么没了，要么被锁在村委会十天半月不开一次门；另一件是，某村有一退休教师在自家搞了个书屋，藏书3000多册，他给村民以10元一个办借书证，办了800多个一年下来就是8000多元。另外他给前来看书借书者泡杯茶，只收三五毛钱，有时还组织办些村民需要的培训班。这样，他不但有钱可赚，还能拿出一部分钱去购点新书充实书屋。由此，他们感触颇深，认为能否探讨和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长效保障机制，对他们目前实施的“农村书社”可说生死攸关。周国良认为，政府的主导和投入、税收的减免、书屋经营上的多方探索、管理上的健全完善，以及每年政府补助资金实行“以奖代补”等灵活方式的运用等，都是建立长效机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唯有如此，“农家书屋”才能不重蹈乡镇文化站屡建屡垮的覆辙而展现出勃勃生机。
“农家书屋”，一个亲切的名字，一个在火热7月让出版人内心更加升腾起热望的字眼。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周德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提起“农家书屋”时就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激情。他说：甘肃虽在全国第一个进行了“农家书屋”的试点建设，但兄弟省市在这次会上给我们传来了更多的“经”，带来了更多的“宝”。新闻出版总署以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眼光统一部署推进“农家书屋”工程，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试想一下，当无数个“农家书屋”星罗棋布于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时，那会是怎样的一副景象？ （王立强 王波 ）
来源：新闻出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