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以亲历者的身份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重大史实，他的自传让读者充满期待

　　打开书之前，合上书之后，我都在问自己：到底想从王蒙的自传中看出什么？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至少在《半生多事》里王蒙还不算大人物)吗？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吗？如果仅是这些，似乎都已有了……王蒙对革命、对反右、对“文革”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 ——胡唐

　　本期主题：

　　《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王蒙著 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版 39.80元

　　评审标准

　　★★★★★很好，令人手不释卷

　　★★★★好，但缺点明显

　　★★★一般，没有惊喜

　　★★失望

　　★很失望

　　如果自省只是公开当时不敢言之语显然是不够的

　　评鉴：石剑峰(特约书评人)

　　评分：★★★☆

　　首先应该“自省”一下，阅读王蒙传记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动机还是因为个人太八卦。媒体闹哄哄地争论着《半生多事》中王蒙之父的“汉奸”嫌疑，让我惊呼这部自称以“自省”个人和社会历史为主线的传记的大胆，陡然在阅读之前对王蒙平添敬意。但在看到传记的最后一句“新的一页即将开始”后，敬意也打了个折扣。

　　自传从八卦开始

　　还是从八卦开始。所谓王蒙之父王锦弟有“汉奸”嫌疑确实只是某些读者神经过敏的臆想，对于父亲在日伪时期的生活片断的回忆分散在第二至四章中。《半生多事》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当时的战局和日伪统治，这是比较可信的回忆，毕竟当时的王蒙只有七八岁。王锦弟除了担着并不称职的父亲、丈夫角色，王蒙之父在这段时期还干了什么？幸好《半生多事》对父亲的这段敏感经历并非语焉不详，“父亲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教育系，三年毕业。回国后他最高做到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之后又在北师大和北大任教，抗战末年“后来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如果我们相信作家回忆的话，确实无法从这些经历中直接找出“汉奸”的证据，而且我相信称王蒙之父是汉奸的读者并没有读这本传记。在第九章中写道，“日本投降后……一天晚上他(父亲)往家里带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是文质彬彬的李新同志。”李新是党内的一位重要干部，更是王蒙革命思想的启蒙导师。可见，王蒙之父虽然在日伪时期担任校长，但与党内人员关系密切，不可能是“汉奸”。而且王蒙在传记中多次感慨父亲对革命的向往。“汉奸”之说更像是一次出版炒作，但发生在德高望重的王蒙身上有点匪夷所思，也许有些事情作家本人也无力掌控。

　　其实王蒙原本可以在《半生多事》中消除读者对父亲真实身份的疑虑，因为王蒙之父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待了日伪时期的所作所为，而且还在反右时期蒙冤遭受冲击。但令我吃惊的是，对父亲在解放后政治问题的回忆是空白。父亲遭受重大政治打击，儿子竟然无动于衷？令我颇感疑惑。这样小心翼翼在对“反右”和“文革”的回忆和自省中更为明显。在自传出版之前，我一度怀疑作家会对这两段历史的自省作冷处理，我只猜对了一半，《半生多事》一半的篇幅正面“反右”和“文革”。在“反右”中，因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而引起各方争议的王蒙难逃政治漩涡。自传中王蒙“我怕。我会出事吗？我问自己，我不明白”，“不妙，实在不妙”。作家极真切地刻画出了“反右”时期的恐惧和迷茫，并在其他段落中坦承自己扮演过伤害别人的角色。作家勇敢地正视自己在“反右”中的不光彩行为令我感动，因为我们看够了太多冤屈受侮辱的哭诉和历史受害者的托词。但为何恐惧迷茫？为何也参与到伤害他人的政治洪流中去？作家下放到农村后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试图极力冲淡读者的质问和疑惑。

　　同样的轻描淡写也发生在“文革”上。“社会的乱象是我们揪心的。百业俱废，破而不立，工人不工，农民不农，学生不学，教授不教，党员不党，干部不干。”在王蒙那里，所谓“自省”似乎只是公开当时不敢言之语，这显然是不够的。“自省”是如鲁迅所言“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更是当下对过往的反思，当然这并不代表否定历史的含义。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蒙的这部传记《半生多事》做得并不够。是不想说还是不能说，对此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实事求是地讲，作家对自己在历史角色中的描写和自省并不成功，更多带有一种少年得志的优越感，再加上各方面的疑虑和束缚使对青春年代的自省缺乏足够的真诚。

　　对父子关系的自省字字真切

　　《半生多事》对社会历史遭际的自省是不成功的，但对父子关系的自省字字真切。王蒙在自传的前几章几近忤逆的“抱着沉痛、同情却也是轻视与怜悯的态度回顾父亲的一生。我认定他一事无成”。作家也毫不避讳描写了父亲的自私、崇洋媚外、热衷风花雪月等，批评父亲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并坦言儿时下定决心“一辈子不做父亲那样的人”。如此抖露家丑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作家在传记中借着文字对当年的偏见作了自省。在父亲过世后很多年，作家才意识到，“父亲一生最大贡献就是走出了龙堂村”，如果父亲没有固执地与闭塞愚昧的家乡一刀两断，就不会有现在的王蒙。“谢谢了，亲爱的爸爸，你的追求虽然不果，但是你毕竟为我们创造了最起码的条件。廉价的取消与抹杀前人的努力，就是有罪，就是理应得到生活和历史的惩罚。”真诚的忏悔令我动容。

　　《半生多事》是王蒙自传三部曲第一部，内容至“文革”结束而止。“文革”后伴随国家二十余年的社会转型，王蒙在文学和政途上均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老人们都说，年代越久远的事情记得更真切，新近的往事反而模模糊糊。不知道作家如何放开手脚回忆和自省过去的三十年，但愿不再闪烁其词。

　　半生多事，毕竟如烟

　　评鉴：胡唐(特约书评人)

　　评分：★★★★

　　说来有些难以置信，曾经高歌青春万岁的王蒙先生如今已然年逾七旬。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李泽厚解释说，七十岁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却不违反礼制规矩(《论语今读》)。想必王蒙先生也已修到这重境界，近年出书越出越勇，晚来风急，拼到现在又甩出三部曲的自传来，端的是壮心不已，佩服佩服。我们现在有幸拜读的这部《半生多事》还只是第一部。这个颇显雅致的题目源自他的七律《感怀》：此生多事亦堪哀，九命七羊叹妙哉。所谓半生是指从降临人世(1934)到“文革”结束(1976)这四十年的时光；所谓多事似指家事国事自己事事事不断。这四个字看似信手拈来，却又哀而不伤，正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王蒙生在旧中国，长在红旗下，坐在春风里，活在潮流中，一生由政而文，亦政亦文，以中央委员、文化部长之位而一抒领袖文人之志，以少年成名、获奖无数而尽展冠盖群芳之才。这样一个人物的自传自该让人期待，引人遐思。然而通读这部《半生多事》，我实在很难看出所谓“一个国家的‘个人机密’”，也很难将其视为所谓“一个人的‘国家日记’”。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世故老人的感叹唏嘘，只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混沌晚景。一句话：半生多事，毕竟如烟。

　　由于没有自序或者后记，我无从知道王蒙先生写作自传的缘起，但从书里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的回忆面对祖宗，面对父母师友，面对时代的、各方的恩德，也面对着历史，面对未来，面对天地日月沧海江河山岳，面对十万百万今天和明天的读者；就算我说出了最真实最深入的东西了，仍然是不够真实，不够深刻的，我永远做不到百分之百，我仍然感到对不起读者和历史。我怎么能只说对自己有利的那一点呢？我怎么能有意隐瞒，有意歪曲呢？……我必须说出来，我必须告诉你们。”(本书“如同梦魇”一章)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番话视作他对这部自传的期许，但是他到底说出了什么呢？略显惊人的可能是揭出父亲“宿于日本暗娼家”的隐私，揭出父母琴瑟失和终致离异的尴尬，但说出这些就已让王蒙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了，所谓“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本书“母亲”一章)，我们怎能再有非分之想？

　　打开书之前，合上书之后，我都在问自己：到底想从王蒙的自传中看出什么？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至少在《半生多事》里王蒙还不算大人物)吗？是大历史中的小细节吗？如果仅是这些，似乎都已有了。书中既有“我与五十年代”这样的章节，也有“伊犁的烹大虾”(正当“文革”)这样的章节，一目了然，根本无须费力搜寻。然而“纵使是举案齐眉，毕竟意难平”，我总感觉整部书的语调迹近“西皮流水”，而没有王蒙所激赏之河北梆子的暴烈苍凉。想来想去，乃有所悟。王蒙对革命、对反右、对“文革”都有自己的看法，但革命时王蒙是个“当代诗人”，能够感到“运动过后的纯净”；反右时王蒙有“童子功”护身，下放劳动反倒锻炼了身体；“文革”时王蒙远在新疆旁观，不无小乐，甚至为边城“文革”的窝囊样子而不禁为毛主席叫屈。哦，这就是生命中可以承受之轻。其轻如此，夫复何待！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