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些花样百出的票证

1955年开始印制发行了统一的“全国通用粮票”，这一版全国粮票曾在1956年和1957年两次加印，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肆市两”(四分之一市斤，旧秤16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用到1980年6月才作废；在1965—1966年又印制了新版的全国通用粮票，面值有“壹市斤”“半市斤”“贰市两”(五分之一市斤，新秤10两为1斤)“叁市斤”“伍市斤”等五种，一直延用到1993年。

此外，各省(市)、军队也印发了配给的正规粮票。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我国城镇一直实行“配给制”，基本生活用品如每人每月20—30斤粮食(粗粮和少量细粮)、半斤或几两油、半斤或一斤肉，每年几尺布等，都凭“户口供应本”分栏记录、发给票证，配给到每户人家。

形形色色的票和证，乃是50—80年代我国城镇户口(排除农民)享受物质供给权利的凭证。没有购粮证，粮店就不卖给粮食；没有购物证，几乎就丧失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格。

票证的配给数量和种类，各有差别。大、中、小城市不同，各种职业、工种的级别不同，最末一等是农民，不办户口本、不发粮油票、国家除了偶尔对于种棉、养猪给予有限的奖励以外，几乎什么配给也没份！

户口和票证乃是城镇专有的特权。职工从本单位或企业领取工资、奖金以外，还能凭票证以“平价”购买国家规定的配给品。当然前提是基本供应得到保障、物价相对稳定；一旦供应极度匮乏或物价上涨，那么职工的实际收入就低于名义工资。

“配给制”只对市民生活中的部分必需物实行配给，方法是定量、限额、凭证、凭票。一年四季，每季度将三个月的票证，通过各“单位”和街道里弄居民委员会，依照户籍分发到各家市民。在“供应本”上加以记录查核。有的按户计算，有的按人头计算；单身者如学生等，由学校按“集体户口”领发。政府设置专门机构(商业厅局、粮食厅局等)来管理这一复杂烦琐的事务。

20世纪60年代，我国职工家庭每人每月购买的商品中，有70—80 % 是凭票证定量供应的。另外有20—30 % (主要为食物和日用品)来自农贸市场和高价商店、高价餐厅。至于收入低的多数职工，几乎全部购买国家定量供应的日用必需品(平价商品)，而根本买不起自由市场上的“议价”商品，也进不起高价餐厅。

上海市最早发给票证的回忆

作家何满子回忆说：建国的头几年，倒没有这票那票的，市场上也没有排长龙的现象。当时有个前苏联的艺术团体，芭蕾大师乌拉诺娃那一批吧，1952年到上海，年轻的男女演员们在上海淮海中路闹市一看，商店里货品琳琅满架，使他们大吃一惊，纷纷争购香水、发油等化妆品，可见在他们国内是难得弄到的。

大概在1955年，上海开始发粮票和布票了(引者注：1955年11月开始使用全国粮票和油票，1954年9月各地发放布票，1957年开始发放肉食票)。开头觉得很麻烦，上个馆子、买包点心，钞票之外还要加粮票，很不习惯。谁知麻烦的事情还在后头，一到“莺歌燕舞”、“我们一天天地好起来”的“大跃进”时期，什么票证都出来了，粮、油、布票之外，陆续添上了香烟票、糖票、火柴票、日用品票、副食品票、绒线票和现已忘了名目的花样百出的票证。

许多票证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革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

每月发下来一大叠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给；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供应“甲级”香烟。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等等。

家庭主妇为了掌管这些票证大伤脑筋，搞得晨昏颠倒；而这些玩意又是命根子，稍一不慎，丢了或弄错了都是性命交关的。

其中粮票更是可以制人死命，是一点也含糊不得的。正当《人民日报》《红旗》狂吹亩产麦子、稻谷几万、十几万斤，据说怕粮多了没仓库堆放，听任大家放开肚皮吃，公社里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时候，忽然“人祸天灾”席卷大地。饿得眼珠发绿、浑身浮肿的人们，为了几斤粮票打死人的案子，何满子就听见过多起；还跟一个因抢十几斤粮票和少数钞票而在铁路边打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宁夏中卫县公安局拘留所里呆过。那可怜虫看上去很善良，只因没日没夜的大炼钢铁，实在饿得发慌了，这才铤而走险的。如此票证悲剧当时不知有多少！

就何满子自己家里说，大女儿不小心，姐妹俩一个月的粮票被人扒窃了。老伴只得用家里的衣物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换成粮票替补。各地都有粮票和各种票证的黑市，难以指责这种黑市的法律和道德问题。谁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是哪些指点江山穷折腾的始作俑者。

由异想天开的瞎胡闹带来的物资极度匮乏，逼迫人们为了活命而卑微萎琐。举一小例：1961年何满子回上海医病，住在一个老朋友家里。朋友们的孩子只要一放学，就到街上去看商店里有没有不要票证的什么商品在排队出售。何满子寄居在朋友家里，心想也该为他们尽点力。一天经过一家大商场，从里到外，人们排着一条长龙，问是卖什么？排队的人也都不知道。何满子就跟着盲目排队，好容易排了两个来钟头，轮到何满子了，原来是卖一包发酵粉！真是啼笑皆非。

以上说的还只是保障最低生活条件的票证。至于高一档的，如牛奶要票、自行车要票、缝纫机要票、新婚夫妇新房里置办家具要票；此后到80年代电视机要票、电冰箱要票……票可以换钱，可以送人情，可以拿好处费，可以搞贪污！这里头花样百出，司空见惯。

文章摘自《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