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知识分子，王蒙具有典型意义：理想主义情怀和投身政治的抱负在他身上复杂交织，《青春岁月》里的政治热情和青春激情无疑是解密王蒙的通道。他是怎样成为红色政权的拥护者，又是怎样陷入历史的旋涡？青春的滋养、初恋的甜蜜、人生的辉煌及政治风云带来的命运跌宕，《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为我们细细道来。
从拜财神爷到思想赤化
有一次，在回家的长胡同上疲倦地行走，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皮夹子，皮夹子里有少量的钱。这个巧遇使家人兴奋起来，每次走在那里都希望能捡到钱包。甚至说闲话时也不住地说，什么时候跌个跤，捡上个金镏子就好了。后来在初中读到守株待兔的成语，我以为这个成语并不夸张。在没有保障和匮乏的生活里，真是昼思夜想也能捡到现成的兔子啊。
穷极更要供财神爷，每逢旧历腊月三十，到处都有高喊着“送财神爷喽”的小贩给各家“送财神爷”，一张质量低劣的草纸，画着赵公元帅。有一次家里刚刚买了这幅带来希望的神像，又传出来敲门的声音，我刚要喊“不要了”，立即受到大人的警告，不能说不要，也不能说刚买过，只能说“请过了”！
遇到大人与邻居玩麻将牌，我与姐姐就去给财神爷磕头。不论怎样地磕头，我的印象是，母亲与姨母的玩牌成绩多是负数。
日本投降以后，又时兴起了倒卖银元，我们家的胡同西口是北沟沿（后名赵登禹路）小市，许多穿着破长衫的人嘴里叫着“买两卖两”兜售并收购银元。穷得发疯的我们家也试过几次，我也学会了辨认“袁大头”什么的。说来也怪，我的印象是，只要我们家进了银元，银元一定落价，只要出手了银元，银元一定猛涨。
所有的这些卑微，所有的这些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在接触到革命以后是怎样地一扫而光了啊。再不会想走路的时候拾到钱包了，再不会祈祷母亲打牌赢钱了，再不会梦想通过倒腾银元发财了。所有的关于不再苦熬地卑贱地生活下去的愿望，关于有朝一日闹翻身的愿望，都因了革命的存在革命的主张而有了寄托了。
同学何平热情、理想、坦率、充满活力。他不遗余力地对我与我的一位好同学、昌平一家农民的子弟秦学儒进行赤化教育，我曾说，何平的家对于我们两人来说，是一所家庭党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令我豁然贯通，无往而不利。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令我参尽天机天条，五种生产方式，历史必然规律，谁能违反？谁能改变？一读此书立即觉得是正义在胸，真理在手。杜民等的新知书店社会科学小丛书，使我遍览天下大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使我认识到革命道理的明快简洁，胸有成竹。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使我内心充满希望与对革命的拥戴。苏联小说《孤村情劫》（卡达耶夫著，原名《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瓦西列夫斯卡娅著）、《妻》（卡达耶夫著）都使我心向往之。尤其是水夫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青年人革命的圣经：“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立即被我服膺，背诵，令我热血沸腾。朱赫来、保尔?柯察金都是我的偶像，对冬妮亚我也十分喜爱。
在何平给我的“赤化”书籍中有一本画册《苏联儿童之保护》，应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行的宣传品，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强调解放妇女，大规模开创了托儿所幼儿园的建设。在我少年时代，是把托儿所等视为苏联的发明与提倡的。
另一本名为《苏联纪行》，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们写的。他们高度赞扬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各项成就，但也对他们所说的苏联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状况提出了疑问，这使我看了相当困惑。1987年我以官方身份访问英国的时候，我与英国工党内阁的文化大臣费舍尔谈起了我少年时代对于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的文字的阅读。什么事都是这样，没有全无意义的阅读和行事，“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年多后何平中学毕业，就业了，他的地下工作从面向中学改为面向“职业青年”了，他不再与我们联系，而改由职业的革命者，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黎光同志（当时告诉我们的名字是刘枫）“带”我们。“带”是指地下党的单线联系的上级对于下级的指导。
冬天里的春天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地下组织的活动也就大胆起来。由于我校的一位锅炉工是党员，我们的活动乃以锅炉房为大本营，虽未正式沟通，冀高二、三年级的另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平行支部的成员已经与我们并肩战斗上了。我们准备了大量标语口号宣传品，并且不约而同地以“晨钟社”（向暮鼓社叫板）学生社团的名义在一个晚上铺天盖地地张贴满学校。而学校的原当局留守班子已经瘫痪，不起任何作用。
1949年1月中旬，在解放军正式入城式前数日，有部分先遣部队入城，路经地安门一带。解放军穿着灰色棉袄，朴素整齐，精神奕奕。我校师生挤在校门口观看。“我们的，我们的！”我心里想。这时看到一位省教育厅的留守人员，我便凑过去问道：“请问您作何感想？”他怪笑了一声，只是重复说：“我作何感想？我作何感想？”他的声音尖厉凄惨，哭笑不得。我想他的潜台词是“我算什么人？我又能作何感想呢”？我为什么要问他这样一个绝非善意的问题呢？我也想不出动机来，可能有好奇心，更可能有胜利者的快意。
接着以学联名义进行了大量校园内与街道上的宣传庆祝活动。各种标语随便写。不但有“打到南京去活捉某某某”，而且有“打到香港去”，“打到美国去”，“打到英国去”……也有针对性有限的说法：“现在是晨钟的时代，让暮鼓见鬼去吧”。
而街头宣传热闹非凡，锣鼓喧天，我化了装，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猫皮大衣，反穿在身上。大家先是无师自通地扭秧歌，然后是大锣鼓，然后我们给围观的市民讲演。一次我讲什么叫解放，我说，原来人民被捆绑着，现在，共产党把人民身上的绳索解开了，原来人民被反动派监禁着，现在我们放出来了，这就是解放！听众为我的话鼓掌欢呼叫好起来。我体会到了在广场直接向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宣传鼓动的风险与乐趣。一次讲话热烈成功，同样内容的另一次讲话可能毫无效果，再另一次讲话也可能被轰下台。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革命的魅力之一种吧。
解放军的入城式如火如荼。我们看到了站在检阅车上的毛主席。我们看到了人民自己的坦克、重炮、装甲车、骑兵……我体会到那种真理终于物质化为强力，正义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行进，受压迫者终于翻身成了统治者的快乐。
在顺城街宣武门附近的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北平市地下党员的大会，会场上震响着《国际歌》的歌声，主席台上悬挂着我们还相当陌生、所以更加令人激动的镰刀斧头红旗。彭真、林彪、聂荣臻、叶剑英、赵振声（即李葆华，李大钊同志的儿子，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的副职）等一个接一个地讲话，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到午夜，中间由会议组织者出去采购烧饼、火烧、大饼、酱肉、窝头、面包……采购者给各小餐馆“包了圆”。满场飞着熟食快餐，一幅共产共享的图景。小子何能？与闻其盛，恭逢其盛，世上没有比革命成功更惬意更提气的事了。
在王府井帅府园的国立艺专（后中央美院，后拆除）礼堂，由周恩来作了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万里长征只走了第一步呀，防止糖衣炮弹呀等等著名论断使我等如醉如痴。周总理的声音与风度也同样迷人。
还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生（或学校）工作委员会召开过一次学生中的地下党员大会。我看到被介绍给大家认识的大学委的委员、中学委的委员这些具有原先绝对秘密身份的同志的公开亮相，我对他们佩服羡慕到了极点。
我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大大革起命来。三月，我参加了工作，戴上了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胸标与袖标，值夜班的时候我配备了左轮手枪……无限光荣，无限自信。
“下岗”的小干部
1949年3月我被调入团市委时候，被认定的优点有思想清楚、看问题尖锐、动脑筋等等。此外，我从刘枫同志身上已经学到了一个本领，不论群众如何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都要从大处高处总结几条：革命在前进，群众的觉悟在提高，我们的工作成绩显著，新的积极分子正在涌现之类。听了这样的分析，人们会立刻得到一种登高望远、心旷神怡的感受。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有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但很快我就暴露了自己的少年天真幼稚与心态上生理上的不符合工作需要的一面。例如，晚间开会时我会坐在椅子上呼呼入睡。从高中失眠起，我一辈子嗜睡，认定睡眠是健康与事业的首要保证。而那时的团市委干部的一班人的积极性首要表现是熬夜加班，越到子夜越到假日，尤其是大年初一啦，新年节日啦更是绝对地不休息不睡觉，加班夺取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我对此深为反感，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怎么可能只知道忙碌却忘记了从事业的辉煌与生活的壮阔中汲取真、善、美的灵感。我当时已经知道了一个词儿———事务主义，怎么这么多的事务主义者啊。我也相信列宁的名言：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我要玩，要有时间旁观欣赏。当会议没完没了、车轱辘话越说越多的时候，我会突然魂不守舍去欣赏窗外的麻雀与云霞、灯光与有轨电车。
当人们冷静下来以后，便承认了一个常识：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干部，是太早了一些。1949年夏机构合并调整的时候，我被劝告继续回到学校上学。我却不想接受这个安排，我已经心浮气躁，心比天高，难以回到课桌后了。我实际已经“下岗”，便临时到暑期学习团去管伙食，这个时期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
我当时“左”得惊人
八月底我被分配去中央团校二期学习。开始中央团校还没有进城，我们的校址在京南的良乡县。当时，我们听了许多高质量高规格的大课：李立三讲工人运动，陈绍禹（王明，时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讲婚姻法，邓颖超讲妇女工作，冯文彬（时任团中央书记）讲青年运动，艾思奇讲哲学，孙定国讲党史。邓颖超的北京口音清脆生动。艾思奇发音像是四川口音。王明的讲话无任何特色。最难忘的则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他从下午讲到晚上，晚饭后续讲，讲到深夜。我至今记得，田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讲到毛泽东思想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的时候，田说，知识分子需要政治化与组织化。他说主席说过知识分子是“鸡毛蒜皮乱轰轰，争来争去一场空”，这些是我从其他材料中学不到的。
但是我也略有保留：他讲得如此滔滔不绝，大雨倾盆，全面灌输，耳不暇闻，一口气居然讲了六七个小时，除了中间吃晚饭外，连课间休息也没有，更没有什么互动、问答、讨论、质疑。这种讲授至少使我感到了疲劳，替自己也替老师。我在晚九时后递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田老师拿起了并宣读了这个条子，他很民主，但是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身旁的教务处领导表示“放开讲放开讲”，他也丝毫不加收敛地继续洋洋洒洒地讲了下去。也有些同学听了老师念的条子显出了惊异的表情。
我相信我在团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各种小组大组联组讨论是竞相表现觉悟表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平台，上团校的任务就是要以掌握分析问题的方式而达到革命者的标准。我这方面决不落后，常常受到组内同志的夸奖乃至羡慕。但是班主任指出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我想是指我太容易小有心得便大大发挥，我相信我当时“左”得惊人。
我们组有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同学，大家纷纷帮助他清算地主阶级的罪恶，他全部接受。他在学习中收到家信，得知祖父去世，一位比我大一岁但是显得比我孩子气的同学说：“少了一个老浑蛋。”死者的孙子表现出不快的情绪，我表示不赞成谩骂死者，同时，骂了一个老地主也决无对之反感之理，我们煽情地设想了老地主的祖祖辈辈的剥削和压迫，养尊处优和掠夺民脂民膏，我们说得那位当事人五体投地。
在团校学习期间我们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我是作为腰鼓队的成员来到天安门广场的。咚叭咚叭咚咚叭咚叭，一想起这一切这样的节奏就会在耳边响起。我至今记得人民群众是怎样热烈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怎么样用湖南方言高呼“人民万岁”的。
团校毕业时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是不是就在后圆恩寺礼堂呢？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在中南海。同时被接见的还有一个海军会议的参加者与另一些开财经方面的会议的与会人员，是联合接见。毛主席从台侧走了出来，各个聚光灯打开，照耀着主席的面孔，说好了，毛主席不准备讲话，他只是在照耀下站了站，略略做一点手势，有时背起手，有时摇一下手，有时往远处看，有时微笑一下。毛主席的形象相当雄伟，沉着，庄重，每个姿势与动作都有风度，有雕塑感。我想，做一个领袖人物真难呀，置身于聚光灯下，展现自己，定格造型，这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个考验，而主席好像已经惯了，他举止自信而且有“派”。
《王蒙自传》 花城出版社 出版 作者：王蒙 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