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创作活力正处于旺盛时期的作家写传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都反对在有生之年对他们进行评判，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一个老顽固，一听说有批评家对他的生平和作品指手画脚就暴跳如雷。他认为批评家的存在本身就十分荒诞，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并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关于他的传记多如牛毛。从这个角度讲，对于余华这位红得发紫的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写传未免太早了一些。

但是作为余华评传《向死而生》的作者，王世诚在书的前言中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与其将"评传"当作为某人"树碑立传"的工具，还不如视作是批评者用以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方式，并强调说明，本书的重点不在传主的生平佚事、传奇冒险，而是传主的"文本世界以及这一世界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

在这本传记中，王世诚重点考察了余华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几篇代表作品所反映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距离和对垒，以及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幅度的转型，并对此作出了分析。

对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余华，他通过《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等小说，用眼花缭乱的叙事手法，向我们讲述着这个看似理性、秩序的世界背后是如何的荒诞、残忍、暴力、疯狂。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是一种新的叙事，但是主题一直都是那么的尖锐、固执，甚至令读者都不寒而栗。到了２０世纪的９０年代后，余华向我们抛出了两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才真正让批评界和那些津津乐道先锋派的批评家大跌眼镜。他们对此转变大惑不解：余华怎么向世俗生活妥协了？这么温和的作品怎么可能是那个一直叙说着"我永远都是个先锋派"的余华所为？但是与这种失望情绪相对的却是《活着》以及《许三观卖血记》不仅在国内大卖、同名电影在国际上获奖，更重要的是被翻译成了多国文字并畅销，余华同时也被誉为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对于这种怪现象，在《向死而生：余华》中，作者通过余华一系列文本尤其是创作随笔和谈话来寻找着蛛丝马迹。他认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余华和９０年代的余华创作处在两个极端：最初的时候是对世界极端不信任，极力想寻找这个秩序背后的混乱和非理性；而后的余华发现"事实永远比看法更重要"，"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的"，所以那些经历无数风雨沧桑依然能乐观面对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活着才是最值得称颂的，对于他们的书写才能显示我们人类的悲悯和爱。根据作者的断言，如果余华能在两种极端中一直坚持一种就可以成为大师，但是他没有，所以他只能是半个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如果能把这两种极端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陀斯妥耶夫斯基了。

这种分析其实暴露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在本书的开篇，作者已经声明，对２０世纪的中国作家用２０世纪西方作家取得的高度来衡量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对于用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走过西方上百年历程的中国作家，我们要看到他们的独创性以及进步性，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但是走到最后，作者还是走到了用西方作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作家的困境当中，这暴露了作者内心的某种惶惑不安，缺乏本土化文化身份确认的意识。

不是说不能拿余华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比较，但是现在说余华是半个陀斯妥耶夫斯基还未免为时过早。

    《向死而生：余华》 作者：王世诚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