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文革”史及各种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到过38年前“康平路事件”中曾经出现一张“紧急辟谣”传单，但说法并不一致。我是这张传单刻印和散发的历史当事人。以下是我所了解的当时的情况和我所经历的这一张传单出现的经过。
张春桥阴谋策划“康平路事件”
1966年底，上海西区的康平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12月28日，号称有80万人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了约2－3万人涌进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本来“工总司”、“机联站”等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对“赤卫队”进入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一事都认为是“‘赤卫队’要找曹老头算账”，是上海市委和“赤卫队”之间的矛盾，因此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没有当作什么大事。
但是28日夜里，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和在北京的张春桥通了电话后，29日早上李文静打电话给徐景贤，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个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的果实夺走了。
张春桥通过李文静向徐景贤传达他的指示后，仍不放心，又从北京“调兵遣将”。28日夜，张要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工总司”最大的“实力派”头目耿金章，说张春桥要你马上回上海，上海发生了紧急情况。耿问有什么急事？秘书说：你不要问了，回上海你就知道了。于是，次日耿急忙乘飞机回来，一到上海就充当了镇压“赤卫队”的急先锋。
28日深夜，张春桥还打电话给王洪文，命令王洪文等立即调动人马，和“赤卫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声称市委有抛出曹荻秋、达到既保市委又支持“赤卫队”、缓和整个局势的阴谋，要警惕陈丕显和“赤卫队”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而得来的胜利果实。
29日清晨，“工总司”、“机联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开会，成立了对付“赤卫队”的“联合指挥部”。到下午时，已调来十几万人，他们在“爱棠”大院周围装了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嚷“‘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为了煽动暴力冲砸情绪，他们调来一些宣传车，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谎言，制造紧张气氛。到晚上10时，在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已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情况。
30日凌晨2时左右，一群又一群的造反队员手持木棍、皮带等打人凶器，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木棍和皮带齐下，还把拆下来的桌椅脚也作为打人的凶器。一直到早晨6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指挥下，“赤卫队”被抓300多人，重伤当场送医院的达91人，2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到四条马路上集中，缴下的袖章有六大堆。
这是自“文革”以来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以后仅仅1个星期，1967年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1月16日，毛主席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时，《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这也是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的开始。
为揭真相刻印《紧急辟谣》传单
1966年，我只有15岁，被班里的同学推选到北京去大串联。在北京，我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在北京时，我看了许许多多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这个部长是“黑帮”、“走资派”，那个党委书记是“叛徒”、“特务”。传单上到处是“中央文革”的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在点名，我只觉得自己被卷进了社会的急流，并不清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串联结束回到上海，已是11月底，我感到上海的气氛有点儿不对了。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成了“老保”组织，有点抬不起头来，于是我和另几个学生一起成立了另一个红卫兵组织。
但我们对于上海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十分的迷惘。12月底的一天，我们几个人从南模中学回家，路过康平路、余庆路口的“爱棠”大院时，只见到处挤满了戴袖章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停下来听了很长时间，总算听清“赤卫队”有许多人被包围在“爱棠”大院内，并有传言说：“‘赤卫队’抄了柯老和张春桥的家。”我们知道“赤卫队”中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党团员多，是比较守规矩的，我的观点它是倾向于保上海市委的工人群众组织。柯庆施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很长，前一年刚刚去世，我还曾去文化广场参加过悼念活动，他一直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张春桥当时红得发紫，又刚刚担任中央“文革”的副组长，“赤卫队”怎么会去抄他们的家呢？
我们家几年前也曾经在“爱棠”大院内住过，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包括张春桥的孩子都曾经是小学或中学的同学。前不久，一些同学还围在“爱棠”大院西边的公寓门口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张蓉蓉都在场。于是，我们几人马上去找了张维维，她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柯老和他们的家，“赤卫队”确实来敲过门，当发现是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以后就退了出去……
我们了解所谓抄家的真相后，马上就赶回去拟了稿子，由我哥哥刻蜡纸，我来印刷。因蜡纸质量不是很好，只印了四五百份，标题是“紧急辟谣”，字写得很大，用铁笔将标题描得很粗，后面加了三个惊叹号。我们还将张维维的讲话照原话的意思写在传单上，在“爱棠”大院康平路大门附近散发。
王洪文一伙为掩盖罪责发表《联合声明》
张维维辟谣的内容传开后，王洪文一伙慌了手脚，为了继续蒙蔽欺骗群众，掩盖罪责，他们伙同“上海炮司”、“首都三司”等组织在1967年1月3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说，“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的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在这份《联合声明》中，他们不敢再提“赤卫队”抄过张春桥的家了。12月29日，曾参与“康平路事件”的“红革会”常委劳元一等人到张春桥家问了张的老婆李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们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同一天，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曾去张春桥家看望李文静，李文静也亲口对他说：“开始‘赤卫队’有几个人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坐，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有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于文兰（柯庆施的夫人）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了出来，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张春桥的老婆和女儿都否定了“抄家”的谎言，随着“紧急辟谣”传单内容的扩散，人们议论纷纷。张春桥听说上海发生的事情后，马上打电话给李文静说：“抄家不是孤立的，这是政治斗争，是形势的需要，没有抄家的说法，不利于造反派，是右倾。”
在“辟谣传单”出现的第二天，当我再次路过“爱棠”大院门口时，看到康平路大门的东侧贴出一张用毛笔写的、只有半张白报纸大的大字报。我走到大字报的前面，只见上面的内容是：“声明：近日来，很多革命群众到我家来访，很关心我们，我们表示感谢，在这几天中，我们和很多群众见了面，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不戴袖章的‘赤卫队’员曾长时间在我们家门口纠缠，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署名是李文静。在张春桥的指使下，李文静的大字报没有用“抄家”的字眼，但它的险恶用心却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
“康平路事件”以张春桥等人利用“抄家”的谣言指挥“工总司”等组织打垮了“赤卫队”告终。一个月以后，张春桥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以后更是青云直上，但是，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停止。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赤卫队”一案进行复查，决定撤销“四人帮”控制的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对原“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的判决，给予彻底平反。中共上海市委宣布推翻强加在“赤卫队”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历史终于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
摘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