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1月21日—22日总署在广州召开2004年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办发29号文件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的指示精神，部署出版管理“关口前移”的具体措施。柳斌杰副署长做了主题讲话，邬书林副署长就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依法管理问题做了重要讲话，国家版权局副局长兼图书司阎晓宏同志主持会议并做总结讲话，图书司副司长李宝中、刘建国同志分别做了工作通报。本期刊载柳斌杰副署长的主题讲话。

　　柳斌杰副署长在2004年全国图书出版管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今年我们在图书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强化措施，比如年初在出版界进行“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云山同志亲自出席培训班给大家讲课。接着各省都进行集中培训、学习，联系实际、解决问题。8月份，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又召开了全国出版专题会议，就当时整个出版工作形势任务以及一些倾向性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这次图书出版管理工作会议的重点是学习贯彻中央29号文件精神，从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图书出版管理的水平着眼，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落实中央领导关于图书出版管理关口前移的指示，针对出版工作的新情况，出版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深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如何打好主动仗的问题。

　　大家多年的工作是很努力的，很辛苦，但管理的方式方法有些是被动的，往往事前缺乏有力的措施，出了问题往往手忙脚乱，要坚决改变这个局面。中央29号文件就是让我们研究关口前移的措施，长春同志、云山同志在研究关口前移的方面又有很多的批示。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问题，做到科学管理、主动管理，为我们出版业导向、质量和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冷静清醒的头脑；第二，贯彻中央的精神，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管理；第三，关口前移、科学管理，始终把出版导向和图书质量管理工作放在首位。

　　一、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冷静清醒的头脑。

　　最近总署领导分别带队到几个大地区去调查，感觉到我们的管理工作者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反映在思想状态上有这么几种表现：一是对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缺乏思想准备，反映比较强烈；二是对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所带来的职能转变认识不清，不知该怎样进行社会管理，有一种失落感；三是对当前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前景认识不明，有的安于现状，碰到一些问题，认为难度很大，甚至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四是新的传播技术的变革、印刷技术的变革、市场格局的变革给出版业带来许多新问题，思想认识不统一，工作难度加大。中央29号文件讲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带来很多难题，计算机技术使得盗版、盗印、非法出版变得相当容易，许多市场调查显示，在零售市场和其他销售渠道中，体制外出版占绝大多数。不光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中存在大量的“三伪”、“三无”产品。所谓“三伪”，指的是伪造出版社、伪造版号书号、伪造作者。所谓“三无”，指的是无版号、无出版社、无定价。这种情况给出版物的市场管理带来很大的难度。

　　碰到难题，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形势？我们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冷静的头脑。最近有一篇文章，说出版业这几年有倒退的趋势。他反映我们的品种在增加，数量在减少；生产增加，销售减少；人均出版物的拥有量同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不成正比。他只是看到了出版业发展的一个方面，事实上整个出版业总体上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市场的供应也是充足的。随着中小学生的大量减少，教科书的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社会消费的大众图书大幅增长。这次在深圳的论坛上，专家提供的数字，出版业这些年的增长幅度实际在20％以上，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对形势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我们说整个出版的形势很好，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际内容的。

　　第一，改革有了新突破，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长春同志到地方视察都讲了新闻出版改革的大好形势，他在辽宁、广东、四川、江苏等很多地方都讲了十六大以来中央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文化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已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中。当前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展顺利，12月份要召开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试点成果。

　　第二，发展有了新思路。从全国来说，我们清楚了发展的五大战略。从地方来说，各省加大了文化产业的投入，这几年连续是出版业的发展高峰期，出版物市场繁荣，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出版业的繁荣适应了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也带动我们出版业的全面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为响应中央建设学习型的社会的号召，各行各业积极提倡终身学习。民政部提出图书进社区活动，全国总工会提出职工读书活动，全国妇联开展妇女读书活动，已经连续十几届了。共青团组织的中国青年文化行动，其中就有读书活动。今后，我们出版界不光出书卖书，我们还要推广读书运动，这是我们管理延伸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围绕中心，唱响主旋律，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从去年图书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们组织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图书出版活动。今年又贯彻中央一号文件，召开服务“三农”出版工作会议，总署和中宣部一起下发加强“三农”出版的文件。中央8号文件出台以后，我们围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出台了出版业如何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细则，从提供出版精品、优化文化环境等几个方面开展了专项活动。8月份组织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图书出版活动，推出了一大批的精品力作，全国出版行业还向邓小平同志家乡的图书馆捐赠了108万册图书。这些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体现了出版行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风。长春同志、云山同志都有专门的批示，对出版业以大局为重的精神风貌给予大力的肯定。

　　第四，队伍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今年总署组织全国新闻出版业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全面推进出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实施人才工程，对大批的出版专业人才进行培训考核，促进出版业的队伍建设。出版业是一个知识密集型产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知识创造，如何把这些知识创作者的思想素质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上，这就从根本上解决出版物质量问题。

　　第五，管理工作得到加强。今年管理的措施有：

　　1．年度选题的把关，各个省局在选题的把关方面走上了轨道，有一些省市把关的水平非常好，这就是真正的回到了本职岗位上去，通过选题解决了一大批问题，长春同志云山同志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评价；

　　2．对出版单位进行了年检，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相关资料。长春同志多次指示，年检要成为出版管理重要的环节。各地认真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署已经做了汇总，对出版业的现状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

　　3．根据云山同志的指示，重申出版管理的有关规定，中宣部和总署专门发了文件重申，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4．进行了质量专项治理，主要是教材教辅和文艺类图书。光教材教辅我们就检查了561种，这次会议我们表彰了六家单位；

　　5．对一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进行了整治。除了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以外，对“高定价、低折扣”等不良风气进行了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6．各地集中整治出版格调问题，特别是文艺类出版物的格调问题，局势有所扭转。在格调这个问题上，大家过去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电影电视上表现得更加露骨，出版社出书无所谓，这样就形成了从“官场小说”发展到“一夜情”到木子美，到下半截诗人，格调越来越低下，大家应该引起重视，提高认识。

　　7．书号管理办法的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书号管理是我们管理工作实现“关口前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图书司、条码中心、信息中心以及我们相关的网站，从技术手段管理程序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8．出版社的评估体系，目前正在完善和试点。本来今年就要实施，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先拿出一部分出版社作为试点，根据试点的结果我们再调整它的评估水平。

　　9．根据举报发现的问题，有41家出版社进入了调查处理范围。与往年相比，最后做出处理决定的不多，只有几家。

　　10．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为我们加强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创造一个有效的环境。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条码中心的工作。条码中心加大了为出版管理服务的力度，贯彻了国际组织对于统一书号条码管理的要求，出版了出版物的标示技术标准，建立了网站，现在开始试运行，下一步要为书号实名申配提供技术服务，工作做的很有成效。
今年的工作还有教材出版发行的招投标工作，正在抓紧制定新的方案。还出台了出版业的融资规范，中央领导同志要求我们尽早制定针对不同类型出版社的不同的出版融资要求。所以这些管理规范的出台，为我们下一步做好管理工作提供了准备。

　　大家非常努力做了很多的工作，出版战线上的形势很好，这两年是出问题最少的一个时期，没有出现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大家工作的成绩，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好的方面，对形势主流要有一个把握。但是看到主流也不能忽视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过去一直在讲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句话是很有辩证法的，你在形势好的时候也要看到问题的一面，在问题多的时候也要看到光明的一面，这就得头脑清醒。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从我们图书出版管理方面来讲，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

　　1．少数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缺乏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不懂得出版物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出版物出现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消费者受损失的问题，而是会对社会公众利益带来影响的大问题。你买的洗衣机坏了只能影响你一个人，而出版物有质量问题，影响的是人民的素质和文化的传承，所以必须讲究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2．个别出版单位不能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惟利是图。我们讲出版物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出版社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要把内容质量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追求两个效益的统一。但是少数单位“讲金不讲心”，光讲钱不讲良心，出版了格调低下，甚至淫秽色情的出版物，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3．一些出版物戏说历史，宣扬腐朽的文化观，散布颓废的人生观，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4．一些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一些出版单位“三审”制度流于形式，把关不严。今年的“有问题图书”就是省局已经审过的选题，今后我们要追究管理部门的行政责任。对上报给你而你又审查同意结果却出了问题，这就是我们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5．买卖书号，社外操作，屡禁不止。堂堂的正规出版单位，能力比不上工作室，卖书号让别人出版，出版社的无能才使得工作室有那么大的影响。大家在管理买卖书号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只盯着工作室赚钱，而是要多查出版社，书号哪来的？出版社卖出来的。所以，应彻底解决书号的问题，必须做到出版社无号可卖，彻底绝了买卖书号这个路。

　　6．管理方式、管理办法不适应新形势，好多时候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这不是我们新闻出版一家的问题，互联网、广播电视等所有传媒领域，都碰到了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落后，跟不上发展需要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促进了整个出版业的繁荣，做了大量的工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但也不能忽视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坚决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纠正，使它不至于形成气候。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贯彻中央精神，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依法监管。

　　中办最近下发的29号文件，要求党的高级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掌握这个精神。由于我们图书出版管理直接涉及这个问题，所以我把文件的精神跟大家传达一下。29号文件是中办转发的由中宣部起草的“关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情况和需要采取的工作措施”。实际上，中宣部从8月份就开始准备，连续开了好几个分析会议。这个文件对当前思想理论领域的情况有一个总的分析：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意识形态的整个情况是很好的，党在管理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党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高，总体上是很好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由于面对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主要是在今后这样对外开放的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的，全党在这个方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要的问题是，敌对势力，西方媒体利用网站传播的一些消极的信息。有些是造谣诬蔑，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是恶意的炒作，对我国的一些事件妄加评论，误导公众。特别是近两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敌对势力和一些国外的传媒网络集中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和中国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表现为对一些案件进行司法方面的歪曲，鼓吹“民间修宪”，鼓吹西方的那一套新闻自由。前段时间我们专门还向出版界打了招呼，不要安排这方面的选题。这些污蔑和攻击本质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所以领导同志多次提醒我们，要集中关注司法制度和新闻出版制度。

　　二是攻击我国的宪法，要求取消宪法的序言，对我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案件从法律体制的角度进行诬蔑，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三是利用互联网鼓吹新闻自由，要求改变新闻管理制度要把它变成第四种权力，不受党的领导。四是对党的历史、党的重大事件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和描述，对我们共产党80年的历史持否定的态度，影响公众思想，制造思想混乱。

　　这些问题，什么时候都有，但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这段时期的特点主要是用互联网来散播这些东西。我们出版界需要高度警惕。这些东西似是而非，有严重的后果。针对这些问题，主要是以加强互联网的管理为工作重点。

　　今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非常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李长春同志、云山同志都做过非常重要的批示，他们的批示贯穿的核心精神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要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图书出版管理，多出优秀作品，推进出版产业的繁荣和出版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讲，在图书出版方面主要有这些批示。

　　长春同志今年年初有批示，强调图书出版在管理的关口上要好好的研究，要适应市场变化的情况，改进我们的管理，在新形势下对图书市场的管理和引导，除加强依法管理外，书号的分配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控手段，对导向不好的出版社要惩戒，对导向好的要奖励。除了依法查处，我们行政的调节手段还是需要的。长春同志还批示要加强图书出版的管理，要从上到下进一步加强审读工作。在我们图书选题分析的报告上，长春同志也有批示，必须要落实关口前移的具体措施。今年7月份，长春同志也有批示，要在当前有利的形势下，趁势而上彻底解决某些出版社格调低下的问题，并且要建立长效机制，包括年检年审、吊销执照的这样一些措施。10月份，针对有些报纸上争论的辞书质量的问题，长春同志作出批示，要求总结经验教训，确保辞书质量，辞书要实行资格准入制度。还进一步强调，辞书是国际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人们工作学习工作重要的工具书，辞书的编辑出版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事情，否则后患无穷，请新闻出版总署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完整的规范辞书市场的管理意见。

　　云山同志针对李鸿章、张之洞这样一些有争议的人物的出版问题和汉奸文人的图书出版问题，作出批示，要注意从总体上把握出版导向，要注意出版界的不良倾向，一旦发现就要采取措施，不要等形成了气候再去纠正。

　　长春同志指出，要认真研究少年儿童出版物的问题，要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采取切实的改进措施，还指出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把问题很好的认识一下，原因是什么，然后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把握正确的出版导向，一点都不能含糊，要果断坚决。

　　最近云山同志讲，要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出版的重要方针原则，越是深入改革加强发展，越要加强管理。

　　陈至立同志也对出版工作做过多次的批示。今年引进版的教材屡出问题，对引进的外文教材我们的审读把关不够，致使这些引进教材里面出现了如我们的政治体制、国家利益、民族感情不一致的东西，有些成了学生作业的问答题，所以陈至立同志指示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要采取措施对引进版的教材加强把关和管理，对目前市场上流通和学校现在使用的引进教材，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读和清理，不能任其泛滥。

　　我选读了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图书出版工作的重要批示，目的是让大家理解中央的精神，更好的履行我们出版管理工作的职责。我们是管理者，管理者要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去管理，那么就要很好地领会中央的精神和要求。我们应该树立什么思想，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出版工作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之后，逐步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的情况下，加快文化建设必须加快文化产业，增强出版单位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通过学习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可以领会到中央对改革和发展这个议题没有变，这是我们时代的主题，离开改革发展就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旗帜，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改革和发展。同时也要看到出版战线是党的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承担宣传政策理论、正确引导舆论、弘扬民族精神、树立社会正气的光荣使命，出版战线必须坚持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管理，这是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重要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加强管理，要健康有序的推进改革和健康发展。当前国内局势，各种思想相互影响，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也在增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群众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呈现了多样化的健康状态，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传播方式、信息载体、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不断的丰富和变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出版界也更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快改革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我们需要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出版工作、出版管理者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的推进改革，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增强活力实力和竞争力，多出优秀作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要毫不放松的加强管理，促进出版业改革健康反展，确保先进文化的方向在出版中得到体现，我们国有出版单位，现在还没有让民营出版单位进入，我们不能坚持先进文化的传播方向谁来坚持？道理非常简单，改革是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动力，管理是出版业繁荣发展的保证，管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推进改革和促进发展，管理跟不上繁荣也根本不能实现，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加快改革加快发展也是不能放松管理的，不能把改革发展和管理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这是我们应该认识的。加强管理也不是管死，要通过科学的管理规范秩序激发活力，这是我们在复杂情况下对驾驭出版管理的检验和考验，根据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这是我们主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不要顾此失彼，这对于我们加强管理非常不利。希望大家很好的学习中央的精神。

　　三、关口前移科学管理，始终把出版导向和图书质量管理作为出版管理的首要任务。

　　出版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大局的问题，事关社会政治稳定，事关社会公众利益和文化前进方向的大事，担负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社会职责。要履行这个职责就要坚持关口前移的科学管理，确保出版的正确导向，这不仅是一个管理问题，而且对改革发展也有重要意义。关口前移和科学管理、主动管理是直接相关的。科学管理就是我们要用科学的发展观对出版进行全面管理，使之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研究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依法行政，加强监管，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规范。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管理出版单位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行政直接干预的手法是行不通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就要讲究管理科学。过去，我们的管理往往是事后的管理，很被动。总署经常是接到群众举报和领导批示才去管理，问题发生了，影响也产生了，行动是马后炮，行为是消防队，经常是忙得不亦乐乎却没有成效，没有实现科学管理的主动权。长春同志、云山同志多次强调要解决关口前移的问题，制定科学管理、主动管理的措施。只有关口前移才能谈得上主动管理，主动管理也有三个层面要强调一下。

　　（一）从宏观上实现主动管理。

　　新闻出版总署要整体把握出版工作的基调和出版产品的格调，也就是从宏观上看主旋律是不是响亮，看政治导向和文化价值观好不好，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反对什么、遏制什么，要旗帜鲜明，清醒坚定。因为从总署到省局，一本书一本书的把关是做不到的，所以要从宏观上把握。我们就要从宏观上把握主流和主旋律，善于发现全局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及时发现、果断阻止。

　　（二）从纵观层面实现依法行政。

　　地方省局要把行政职能转变到依法行政上来，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出版活动和市场监管上来，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具体来说就是在对本地区的出版选题和审读工作的导向分析等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及时发现和查处发生在本地区的违规出版行为和非法出版活动。这个很重要。过去我们政企不分，我们有些领导养成了地方保护的习惯，发现问题不查处、不处理，甚至找人说情。为什么强调这个问题，就是管理不到位。管理工作出现问题是难免的，关键是在问题出现后要发现它处理它。现在我们查处的问题主要是中央领导批示和群众举报反映的问题，主动发现和处理的问题太少，造成我们工作局面的被动。有人建议由中宣部和总署建立一个快速反应部队，但是地方反应不行，快速部队也肯定不行。这两年地方通过转变职能，有了一些新变化，加强属地管理，我们要给予了肯定。宗源同志表扬了一些地方主动发现问题主动管理，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

　　（三）从微观管理管好出版社。

　　出版社要把握价值取向，什么样的书能出，什么样的书不能出，什么样的书要多出，什么样的书要少出，这些问题必须清楚。有些出版社出了问题，出版社的领导迷迷糊糊，这种价值判断谈不上把关。对外合作、买卖书号，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就是社领导的价值判断有问题，是出一个好的作品还是赚点钱，这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出版社出现问题就是必然的，所以出版社还要按照我们过去的要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实现主动管理。我们管理部门要帮助出版单位实现科学管理。放任自流，制度流于形式这些都会给出版带来很大的风险。我讲几个主要的管理措施：

　　第一，深化出版体制的改革，把利益机制引进到出版社、出版物的导向上来。就是说，出版社如果出坏书，传播不良信息，出版社的实际利益上要受到重创，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国外，如果出版社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规章，出版社就要倾家荡产，这个惩罚机制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现在就缺乏这个。现在我们处理出版社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出版社的性质，罚款吧，罚的都是公家的钱。所以，要通过体制改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用政治的手段、行政的手段解决，今后我们要多用市场的手段、经济的手段去管理。

　　第二，完善和强化出版企业的准入、产品的准入、资格准入的制度。我们已经开始通过修改法律条例，完善行政管理措施来强调这几项制度。这是长春同志在总署第一次视察的时候就提出来的，建立完备的有效的准入制度。准入上要把关，这是真正的关口前移。这是从源头上解决企业的水平、产品的质量和人员的资格的问题。企业准入，我们通过《出版管理条例》要进一步的明确，还有《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现在上升到《条例》的过程，中间也加入企业准入。产品的准入，过去我们都有，在进入市场之前有审读、评审的机制，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都不执行，产品随随便便进入市场流通。资格准入，主要是抓一些关键环节的资格。新闻记者现在实行严格的准入，编辑要实行编辑的资格准入，图书出版的责任编辑，也要拿出一整套制度要求。谁能当责任编辑是很严格的。锅炉工和电漆工人都有资格，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出版环节不要资格呢？

　　第三，严格已有的各项管理制度。多年来形成的出版管理制度很多，特别要注意选题的管理、书号的管理和涉外合作的管理这三点。选题管理的制度主要有选题规划、选题评审分析、重点选题的备案报告制度等等。书号管理环节是我们经常出毛病的环节，通过改革我们也要彻底解决。涉外合作管理方面，现在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怎么样使出版社和外界进行有秩序和良好的合作，要建立规范。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关口也很难解决。

　　第四，建立三级审读队伍，增加审读的经费。特别强调书稿的审读和出版物上市前的审读，及时发现带一些倾向性的问题。重点书稿要通过直接审读来把关，对于有争议的书稿，我们首先拿下来审读。出版物上市前要审读，现在我们的书里都夹着合格证，印刷厂印的，实际上内容没有审读。很多出版社很奇怪，印出来的书和他们要出版的书不一样，关键就在于缺乏对产品出厂前的审读。不好的书稿不能让它出书，已经印制成的书，如果不好，不能让它在市场上流通，这两个环节做好了，出问题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第五，加快推进书号实名配发制度。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加强出版信息和选题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有实效的措施。通过书号实名配发，我们就可以知道书的作者是谁，写的是什么，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一些敏感的作者、一些不好的题材、一些不好的选题、一些低俗的书名，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把它们过滤出来。这是一个真正可以把住关口前移的技术措施。这两年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和试点工作。一旦成熟我们就将推行下去。这次会上要做演示。我们组织好这项工作，百分之八九十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第六，完善和实施出版单位的评估体系，支持优势单位扩大发展，制定不良单位退出的机制，实行优胜劣汰。我们的出版单位平均分配资源，长生不老，这是一个特有的现象。我们要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套符合我们中国出版行业特色的评估体系，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包括发展潜力、实力这样一些内容的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于那些优势出版单位、优势集团，在出版资源给予倾斜，支持它们的扩张发展。对于那些不良的出版单位，或者没有前途难以维持生计的出版社，要确立退出的机制。一个要发展，一个要退出，形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我们关口前移的一个重要保证。

　　第七，深化出版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用新机制新办法培养和选拔出版单位的领导人才和骨干力量，提高出版单位的整体管理水平。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出版社的领导基本上决定了出版社的水平，可见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在出版业的作用，各地都有这样的体会，还要选拔培养一批人才队伍，骨干队伍。编辑结构不合理、知识老化，这是许多出版社多年形成的结构，一辈子就在那个圈子，认识的作者有限又不到市场去调查研究，有些老编辑就认识几个作者，就出过几本书，因为他的知识结构社会活动面太窄。另一方面，这几年新上岗的年轻编辑知识面宽、信息灵通，离市场很近，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他们对出版业的规律缺乏认识，把一些其他行业的毛病带到出版里来。所以对骨干力量结构调整、知识更新、观念转变，这是一个大事，既要继承我们出版业的优良传统、职业精神，又要解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问题。有些南方省份准备打破地域界限，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出版重地去录用、招聘优秀的管理人才，已经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

　　第八，完善和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经过多年的管理经验，我们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措施，我们再重申一遍。一是选题审批备案制度。重大选题要审批，重大的选题、敏感的选题要备案，这项制度必须落实，所以地方省局，不管这些出版社是集团的高校的，还是城市的，都要把选题管理管起来，这是出版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二是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在出版方面往往涉及一些重大的、敏感的事件，必须及时报告。有些地方，有些出版单位擅自处理一些涉及党和国家重大的内容，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在以前的工作会议上，已经批评了一些单位。三是重要岗位持证上岗制度，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以后，国务院法制办、人事部都已经做过研究，出版单位的持证上岗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将来做到所有的出版环节都要有资格才能上岗。四是加强出版的通气会制度，加强沟通，及时给大家传达信息，沟通情况。五是出版物市场分析制度，定期对出版物进行分析，图书司定期对文艺图书出版、涉外图书出版、辞书出版都做了很好的分析，各地也要加强图书市场分析，指导出版工作。六是责任追究制度，过去只是追究责任编辑或者是分管领导的责任，这个层次不够，今后我们要追究到更高领导的行政管理责任，增加责任追究的力度，目的是让大家都负起责任来，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还有是重申三审责任制，谁签字谁负责。最后是强化责编制度。责任编辑是一本书的加工制造者，出版社有些新的探索，把责编的职责、责任、权限进一步落实。七是样书的质检制度。出厂前的样书一定要有质检，我这里说的质检，不是印刷厂贴合格的标签那样的质检，而是出版社要对样书内容进行质检，看是不是三审确定的内容。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印制上来的书和出版社编辑的书是不一样的，不检查就以合格品发出，所以一定要进行出厂前的质检。最后就是出版社内部的审读制度，对出版社的成品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审读，及时发现解决问题。
我们这次会议讲关口前移，不是喊几句口号，而是要确确实实提出一些措施，切实把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口前移的要求落到实处。图书司还要进一步部署，希望我们在思想上统一认识，把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使我们的工作从计划经济的模式逐步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管理模式上来。

　　这次会议很重要，晓宏同志，书林同志还要分别做重要的讲话和会议的总结，大家把这些精神融会到一起，回去把它贯彻好，落实好，切实履行我们的管理职责，开创我们图书出版管理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