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编地方志工作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全面开展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规模之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空前的壮举。

　　地方志，又称方志，是指由政府主持编修的，全面系统地记录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地方志的编修从先秦时期就已开始，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唐、宋、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都曾颁发过诏书或条例，倡导修志，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也多达8000余种、10多万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这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受到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视，被誉为中国的“地方百科全书”。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编修和利用地方志。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就明确规定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把搜集和研究地方志作为了解中国国情和地情的重要途径之一提出来了。1957年，国务院制订12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时，将编修地方志列为12个重点项目之一。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曾专门调阅《四川省志》、《华阳国志》等志书，并选辑其中部分内容，印发给与会领导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领导水平，并倡议全国编修地方志。

　　新编地方志与历史上旧方志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新方志的时间跨度和内容、观点和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内容重点、功能和应用等方面超过历史上的旧志书。

　　新编地方志工作大体分为4个层次，即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省级、市级、县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目前，全国绝大部分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已纳入各级政府工作序列，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级机构，这是新编地方志事业顺利发展的有力保证；个别地方隶属省委或省社科院，实践证明，这种格局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首轮社会主义时期新编地方志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50多年来，新编地方志为我国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科研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就开始着手将历代地方志中记载的不少关于气象、自然灾害、矿藏、物产、水利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汇编成《中国古铜矿录》、《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等资料集。在1998年我国长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时，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等省修志机构很快将当地气象变化和水涝灾害的历史资料集中起来，并且将新编的《水利志》、《地理志》、《卫生志》等向抗洪指挥部及时提供，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徐振韬、蒋窈窕夫妇，利用地方志中有关天象的记载，查找到二三十条关于17世纪太阳黑子活动的资料，对太阳黑子活动衰落期“蒙德极小期”的论证，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引起了国际天文学界的注目。同时，地方志在创作历史小说、剧本等方面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李自成》、《阿诗玛》、《望夫云》等作品的创作，都查阅和参考了大量地方志资料。地方志还在改革开放和促进海内外交往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利用地方志编写的《上海大观》和《浦东大观》在上海建设和浦东开发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绝大多数市、县，都建立了地方志工作机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自上而下修志机构的普遍建立，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为全面、持续开展地方志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各地修志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新编地方志工作被纳入国家“七五”发展规划。全国首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编纂6319部，截至2002年底，已出版5千余部，完成了80％的规划任务。此外，还编辑出版了4万多种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名山大川志，编纂出版了全国80％以上的地方综合年鉴，整理了大批古旧志书。

　　培养了一批熟悉地情的专兼职修志队伍。新修方志涉及面广，记述年限长，内容多，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众手修志才能成功。据统计，首轮社会主义时期新编地方志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全国形成了一支总数达10余万人的专兼职编修队伍。不少人已成为熟悉本地情况、富有修志经验的专家和有造诣的方志理论工作者，已经在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参谋、咨询作用。专家呼吁在物质保障方面对地方志工作给予适度的倾斜，加强方志馆、数据库的建设，同时呼吁加强地方志版权保护的立法。

　　地方志涉及面广，内容涵盖一个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早在古代便被称为“一方之全史”，具有“资政、教育、存史”等多重功能，自古即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思想，尽管地方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然而，由于大多数人对新编地方志工作不甚了解，地方志收藏和查询仍局限在有限的几家国家公共图书馆、科研单位，整个社会对地方志的资料利用仍然不够充分。

　　地方志是一项历史久远的传统文化传承介质，旧有的编纂观念、方法早已落伍，新的编修方式又远未成熟和优化，特别是在对待资料的态度和采集方法上，固守陈旧的编修之道，过于依赖现成的典籍、统计报表等二手资料，而严重忽视鲜活的采访资料、口述资料等一手资料和旁证资料。

　　目前志书的编纂还存在着“因义剪裁，因义生文”的情况。具体表现在以记工作、存史为目的的编纂宗旨，政府各部门的篇目设置和记述是从记述部门工作出发、未能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设篇立目和记述。大量篇幅记述的是各个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多寡、各项工作、各种代表大会、单位任职人员和时间等，未能从部门设置的职能发挥、发展变化上提供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未能围绕“志义”组织材料和设立篇目展开记述，地情信息缺乏深度。很多事物的记述只是从表面上轻描淡写，缺乏具体深入的记述，如建置篇，只是从面上记载其境域、行政区设置，没有深入记述各政区的特点。人物入选也只是从标榜地方人杰地灵的角度和需要衡量，未能从志书的教化宗旨需要出发，从社会主义的道德需要来衡量。（记者 李舫）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