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一本书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名气，《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让慕容雪村的名字从网络火到现实生活，现在他的新作《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再次以更加残酷悲凉的笔调表达着人生的悲观和虚无，这种基调和情绪正在感染着各种各样的都市男女，特别是70年代生人。当一口气把他12万字的新作读完，除了有种被剥离的痛楚感，更有一种好奇心，想了解这个永远生活在幕后的写作高手是个怎样的人，联系上慕容雪村并不难，只是想让他摘掉神秘面纱，露一下脸可太难了。
记者：两部小说中，都有城市的名字，可是成都却让人容易遗忘，而深圳却写出了这个城市的特色，你是怎么看待城市和故事的关系？
慕容雪村：好的小说家应该更多关注人，关注人的行为和情感，而不是坚硬而冷的建筑。“如果没有人，雅典便是一片废墟。”我的创作从来没有关注过地域特色，我只关心城市的主体：人。而城市只不过是一个容器，一只含珠之椟。
我在小说的引言中，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就是深圳，八点钟的深圳，危险而华美的城市，一只倒覆之碗，一朵毒蛇缠身的花。”也许这就是深圳独有的特征。
记者：成都和深圳的故事在你的生活中，有多大的真实性？
慕容雪村：成都近于佛，深圳近于儒。两座城市，象征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我更喜欢生活在一座陌生的城市。
“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我在这座物欲之城耳闻目睹了很多事情，感觉钱确实是一个拷问灵魂的东西。故事是虚构的故事，但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发生着。
记者：《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同《成都》都充满了现实和悲惨，看完后让人觉得你很残酷，总爱把最伤心最凄凉的一幕和最美好的一幕相对比，感觉凄凉的更凄凉，美好的太脆弱。最终还是一无所有和落寞。
慕容雪村：我喜欢有力量的叙述，喜欢能把人推倒的文字。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条条大路通罗马，但罗马并不是路之尽头，尽头只有死亡。积木再高，最后也只是轰然一响，唏嘘一声。
《成都》是一篇关于青春和成长的小说，讲述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之间的挣扎和困扰。而《天堂》则试图触及一些更深刻的命题：生命的意义、文明的实质，以及紧紧跟随的死亡。我笔下的两个人物，肖然和陈重，除了生、死遭遇相同，其他的，几乎再没有相同之处。
记者：比战争更残酷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爱与仇恨，信任与猜疑，忠诚与被判，死亡可能就是一种解脱了。你在表达这样的情绪，但又非常具有市场意识，要不为什么用当下很时髦的“向左”“向右”呢？
慕容雪村：事实上我想表达的是一种“人生在歧路”的意境，巷陌纵横，余生不待，一条路通往天堂，一条路通往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而负罪的你，将永远站在中间。
记者：你的作品中描写了情色，总是让人觉得你在现实中也是这样的声色犬马，还是你对这种生活的一种意淫？
慕容雪村：小说并不一定要摹状现实，它可以脱离生活而独立存在。好的小说家应该善于双眼和双耳，而不是非要去身体力行，相反，我认为小说家应该始终站在潮流的后排。
我反对文学领域内的一切价值判断，就像王尔德说的：“一切与艺术无关的东西都属于艺术。”情色是这世界的重点，我从不回避写性，当然，也不是刻意的非要去写性不可，我写的和所有的文学大师同样多。而且阅读是一件仁者见仁，淫者见淫的事。
记者：那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慕容雪村：我辞了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我现在可以不听任何人的话，只听命于内心，我很开心。业余生活很简单，看看书，上上网，下下棋，玩玩电脑游戏，我是一个无害的动物，当然，也永远当不了益鸟。
记者：小说中对生活的怀疑会不会影响你现实中的态度，你有过真爱吗？
慕容雪村：我是一个坚定的怀疑主义者，小说中的态度不足以完全代表我的世界观。在我生活的这个“爱而无能”时代，真爱已经被空前地压缩，我不相信它是什么归宿。
记者：你像一名孤傲的侠客，给读者心灵留下难以忘却的刀痕，那么多人都想你能走上前，让大家见识一下你，你为什么始终不愿露脸？
慕容雪村：我们习惯于将无谓之事当成天经地义，比如发表作品就要刊登照片，我反对这种传统。对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写得如何，而不是我长成什么鬼样子。另外，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家伙，我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生活，它只属于我自己，这是一种隐秘的幸福。
记者：网络对你有多大意义？
慕容雪村：它是我的精神故乡，我重视它超过一切文学大奖，以后我的作品首发还会是网络。
记者：你现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天堂》会不会改编成影视作品？
慕容雪村：我现在构思了几个作品，但都不是很成熟。也许会写一个荒诞现实主义的小说，名字暂定为《丢人》或《中国丢人》，写一个丢失身份的人的一系列遭遇，有一点黑色幽默，荒诞、可笑，微微带点辛酸。
《天堂》这小说已经有人来联系影视剧的改编问题，也与上海话剧中心的几位导演和编剧谈过几次，但都没有最终落实。 (侯艳宁)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