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书城》请11位作者撰写“我的2002书单”，广受欢迎。今年，我们再次推出“年度图书”，只不过这次换了一种形式。原因有二：一是有的媒体已经推出了他们的“我的2003书单”，二是为了突出杂志立场，本次年度图书的遴选，由编辑部完成。但在确定10本好书之前，我们征询了很多人的意见，他们是：鲍昆、杜丽、韩博、洪子诚、雷颐、刘东、刘立杆、罗岗、毛尖、孟晖、倪文尖、王晓明、叶辉、张桃洲、周立民、朱其、楚尘、舒炜……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过于喧嚣的孤独》 /[捷]博·赫拉巴尔 著/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比起米兰·昆德拉，人们对同为捷克著名作家的赫拉巴尔的认识有待发掘。在获得法学博士后，他离开了我们想象中的生活轨道，住进大杂院，当过钢铁厂工人、废品回收站打包工、舞台布景工……直到49岁才正式出版第一部书，但他创造了捷克式的“Pabitel”形象。1997年2月3日，84岁的赫拉巴尔从即将出院的医院五楼窗口坠下。他说：“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一切……那么，我还呆在这里干吗呢……”他用生命承受了一切。
辽阔是他对现实世界的内心感受，虽然在喧嚣的尘世中他扮演的是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打包工。35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在压力机旁消耗人生，把尼采、高更压成碎片，换取当天的面包。但“读着《天国论》，每次只读一句，含咳嗽糖似的含在嘴里，这样我工作的时候心里就注满了一种辽阔感”。他没有哀叹命运的不济、社会的不公。《过于喧嚣的孤独》是赫拉巴尔的代表作之一。如他大多数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汉嘉们的处境往往很凄惨，可是透过“灵感的钻石孔眼”看到的美景却使他们沉迷得如痴似醉，旁若无人。
《我们仨》/杨绛 著/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月
杨绛先生行文的淡泊在《我们仨》中益发突出，92岁高龄的她，用心记述了钱锺书、她和女儿钱瑗这个特殊家庭63年风风雨雨、点点滴滴。说起“我们仨”，杨先生像在拉家常，但又是自足的况味。漫漫人生，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曾经单纯温馨的三口之家，如今只有她一人存留世上了。短短两年间，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锺书先后病逝。往事不胜唏嘘，难以想象年近九旬的写作者的内心起伏，只有追随笔墨，沉潜自问了。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日]炳谷行人/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
柄谷行人在某方面令我觉得他是另一位川端康成，日本评论界的川端康成，这个意思是指他深刻地学习、领悟和甄别了西方的认知，而在他的笔下完成的东西，使得西方人感到有自愧不如之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为这本书所作的英文版序言里显得诚实、但不至于完全放下架子地说道：“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精到地运用了“颠倒”这个概念，深切而微妙地揭示出日本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每每令人惊讶于他能够将我们偶尔起过的疑虑和闪念抓住、组织起来，以坚实的抽屉放置，层层相加，形成一座微型档案馆，足以令那些汗毛充栋的研究所、纪念馆、学术中心摇摇欲坠，对于我们的学者们、对于我们被误读得近于无以复加的现代文学而言，但愿是一个启示。
《政治的概念》/[德]卡尔·施米特著/刘小枫编/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
施米特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地位如何，固然言人人殊，但关键在于，对施米特的强调，隐含的是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宪政问题的一种主张。
刘小枫先生《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一文，在中国的革命与宪政建设的语境中详尽地阐述了施米特，这一指向明确的阐释尚未引起足够的讨论。当年施米特与凯尔特之间的辩难，在当下中国知识界的中有耐人寻味的衍变。宪政建设并不止自由主义的方案；在施米特和他的中国阐释者看来，尽管自由主义并非施米特的“敌人”，但它的内在缺陷（比如，看不到民主宪政在政治上的国家敌人，等等）却必须诊治。
或许未来时局的发展将使这种思考在中国知识界产生更强烈的冲击力。例如，台海问题的凸现，将推动人们在切身痛感之前重新思考主权与人权的自由主义论述，主权问题相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要性将被强调，政治哲学的思考因此可能变化。在此类背景下，施米特提供的思想资源将更多地被运用，因此值得重视。
《自然权利与历史》/[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1月
一个时代的重要政治思考或多或少地塑造着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同时，这些政治思考也为此时的历史与经验所塑造。对那些推动当地思想变迁的“旅行”中的思想，也可如是观。
为什么要说施特劳斯？这个问题可以部分地从施特劳斯说了什么中寻找。他认为，“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都是“封闭的社会”。这无疑世对终止“战争”、走向“永久和平”，最后达到“普世国家”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反动。
这种“转向成熟地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关心人事和人”的“成熟的哲学”，在尚未从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兴奋中走出的中国知识人而言，是一个挑战，也容易被否弃。不过，不理施特劳斯易，忽略全球语境下中国问题的重要方面，却既不可能，也有危险。况且，如果说布什政府的政略与施氏学派颇有契合，也不妨转益多师。说施特劳斯的落脚点更在于对自身问题的把握。保守主义在中国有多深厚的土壤？能掀起多大的浪潮？
《文化与帝国主义》 /[美]爱德华·W·萨伊德著/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10月
萨伊德的逝世让知识界更深切地感受到他的工作所有的启发力量，这种力量是《文化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同样引人注目的最主要原因。
萨氏讨论“小说与帝国”的关系，揭示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形态，用“专家之学”的文学批评来发挥一个思想家的厚度。离开政治的“纯文学”，离开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纠缠的“共同价值”，或许都是自我满足的幻觉。在实存的世界中，帝国主义的文化企图“必然失败”，尽管这种企图一直保持（幻觉），尽管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共同的历史经验。
这种思考只是一个开始。萨伊德的反思批判，并不能取代历史，却可能成为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与历史创造的一个重要资源。每个民族都会有或者将有自己的现代故事，这些故事也并不一定是由西方来塑造的。如何建立自己的未来图景，以及与之勾连的历史图景，是每个民族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个方向上，萨伊德提供了一些基石。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人，如何衡量？很难说这位共和国缔造者今天得到了恰当的理解，正如很难说人们已把握了现时代的要害问题。面对毛泽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面对当代。
只以抽象价值的维度来理解毛泽东，已经远远不够。需要从革命与国家建设、从大国战略家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及其重要决断。毛在冷战时代的国家斗争格局中现实地划分敌友，确定国家战略，果断决定战与和，乃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需要到全球政治斗争的情境中去把握。因此，《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值得推荐。沈志华对中苏制定对朝战略的脉络的梳理值得注意，新中国初入全球外交之时在战略上的得失也颇可探究。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 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
作者通过详尽的“交互比较”指出，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力方面不存在内生优势，至少“迟至18世纪中叶，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而且两者进一步发展所受的制约也是同样的。甚至，如果没有以矿物燃料（煤）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这两个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欧洲也可能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
毫无疑问，对于习惯了“中国停滞说”，习惯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等问题的人而言，该书具有重要的“祛魅”作用。
但问题是，中西何曾同流（不同流又何谈分流）？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完成了帝国的统一，而今天的欧洲还在为“欧盟”而不懈努力。差异是自始至终的。谁的历史更具普遍性？历史不可逆转，是因为选择不可逆转。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余英时 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朱熹向以思想家著称于世。而后世学者也一贯重视其“思想世界”。但余英时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试图寻出“遗失的环节”。因为“失去了这一环节”，“朱熹暮年为什么会遭党禁之厄便无从索解，而所谓庆元党禁也就变成一幕无意识的历史闹剧了。”
贯穿该书的主要线索有三条：两宋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士大夫政治理想的演变，有宋一朝“国是”的更迭。这三条线索构成了两宋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总体变迁。他将朱熹及其理学置于整个宋代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后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演进背景中，为道学家朱熹乃至整个的宋代理学家群体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坐标——这确实是余先生的绝大洞见。
余著出版以来，在两岸三地引起广泛讨论。在学术社群越来越缺少共同话题的今天，能成为汉语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已经证明了该书的价值。而各家的迥然不同的评论回应，也颇值得珍视玩味。
《语文教育门外谈》 /钱理群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
本书是钱理群个人思索语文问题的全记录，是那套著名的《新语文读本》迟到的思想企划书，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语文课程与教学的世纪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考虑到母语学习对每个人成长发展的奠基性作用，也考虑到中国语文教育以及研究的水准依然差强人意，我们选择推荐这本“雪中送炭”的书。如果说书中的语文以“立人”为中心、“打精神的底子”等理念越来越成了共识、成了主流，那么，钱理群有关中国教育“改革要早，步子要慢”、“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不要老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能走向儿童中心主义的极端”等先见之明，在今天，就特别有其针对性，值得许多门内门外谈教育谈语文者认真回应。
《书城》2004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