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编辑作为出版社选题策划的主要负责人，在出版社的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工作能力、思维方式和开拓精神，直接影响出版社出书的方向、质量和效益，乃至全社出版的总体水平和发展前景。
总编辑在构建动态的良性的选题结构时，会考虑长版与短版之间、此学科与彼学科之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处理。而我在工作中的一个体会是，总编辑更重要的是增强现代意识，努力实现出版工作的现代性转移。
为了在激烈的图书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各出版社纷纷实施“精品战略”。“精品”书固然有形式上的要求，但最重要的特征应是内容的现代性。江泽民同志说：“优秀作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里的“时代精神”即是指现代性。总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必须注意增强图书的现代性。途径是：立足新高度，拓展新视野，创立新成果，推出新知识。这里就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书现状，谈一谈增强总编辑选题策划的现代性问题。
立足新高度，实现阵地意识与产业意识的统一
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从精神上讲，是大众主体精神的高场；从经济上讲，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从文化上讲，其实就是大众性、新颖性、消费性的统一。我社的图书定位“大众精品，通俗名牌”便是现代性的体现。要争创名牌，关键在于质量。但是，再高质量的书，如果没有人买，没有人读，也只能是“仓库效应”。因此，总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时，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立足大众，在树立阵地意识的同时，增强产业意识，把图书生产和大众消费联系起来，完成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换，实现阵地意识与产业意识的统一(如《科学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生产力论——邓小平经济理论重心》)，思想性与普及性的统一(如《大众文化研究丛书》)，传统价值与现代意识的统一(如《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建构》)，顺应时代的要求，提供反映人类思想、智慧、科学文化知识精华的精神产品，使大众的阅读具有较高的文化含量，以此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开拓新视野，引进西方有价值的人文通俗学术著作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思想方面有价值的图书，一直是几代中国出版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不懈的追求。五四运动之后思想观念的大规模变革，改革开放最初几年对外界事物加以了解的渴望，都刺激了西方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这些作品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启迪了国人的思想。尽管我们不时可以听见反西方文化霸权、反西方中心论等等精彩的言论，但并不因此就有充分理由使改革开放、正走向世界的中国去拒绝接触、吸收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内在的多元性、持续的否定性、无休止的自我拓展和创新，都是任何固步自封的抗议或民族主义的激情无法掩盖的。拒绝只意味着愚昧。本着这种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第三次可能更为持久的翻译高潮到来之际，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对译介能有助于国人思想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西方图书，同样也责无旁贷，应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近几年来，我社引进版权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这不仅实现了出版资源的再拓展，形成自己较为鲜明的出版特色，而且拓展了新的视野，具有较强的现代性。
我社的引进版权工作由《拉贝日记》、《大众心理译丛》拉开帷幕，打开了引进西方新视野、新实证、有价值的人文通俗学术著作的窗口，然后大陆续引进了包括威尔士《文明的溪流》、房龙《人类征服的故事》在内的《野骆驼译丛》、《剑桥文丛》等书，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社把引进版权比重最大的一块放在了“大众精品，通俗名牌”类图书上。我们将“大众”与“精品”、“通俗”与“名牌融合起来；尽可能 将有学术品位和文化大量的图书从少数人圈圈中解放出来，在通谷类出版物中尽可能避免“庸俗”和“媚俗”，真正做到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含量。“大众汉译精品文库”正是根据这指导思想来努力体现出版理念的现代化，它的特点是名家写，品位高，视角独特，融思想性、学术性、趣味性于一体。文库分历史、人物、经济、文化四大类，出50余种。历史类收入记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读物(例：《极端的时代》、《十九世纪三部曲》)；文化类牢牢把握当代人们关心的诸多文化热点问题例：《伟大的书》、《不合时宜的思想》、《知识分子》》；人物类聚焦于当代政界、商业、新闻界的显要(例如：《格林斯潘》、《冬天的尼克松》)；经济类则突出工商管理、类经济实务和经济理论的普及(例：《现代资本主义》、《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继《拉贝日记》、《极端年代》之后，连续第三年被席书屋邀请的60多位一流专家学者评为全国十大非文艺优秀图书；霍布斯拉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获《新周刊》1999年度十大优秀图书奖《汉译大众精品文库》的成功之处，在于寻到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即立足大众精品，译介通俗名牌。今后仍要坚持这个特色，同时要有所创新，完成从大众精品到学术经典的发展。
近20多年来，西方世界正向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转型，传统乃至现代的一系列观念正受到反思和质疑，处于现代化建设当中的中国。当务之急固然首先要吸取现代的思想文化观念，但如果同时汲取对现代的思考和批判的文化观念，将会使我们少走弯路，现代化建设将变得更加理性，减少付出和成本。出于这种考虑，我们设计了一套《终结者丛书》，精选了7本图书，反映西方当代思想家对现代意识形态、教育、哲学、艺术、全球未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批判性思考。
在《终结者丛书》设计和版权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又专注于知识分子这重大课题，决定引进一批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图书，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西方当代思想家对什么是知识分子及其类别、知识分子的作用和社会功能、知识分子政治权利和社会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现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在编辑难度更大、耗时更长、投入较大的工具书引进上，我们也将进行尝试，决定引进英国畅销工具书《历史》、《地理》、《人文思想》、《科技》四本词典，以此体现我社由简到易、由速见效到见大效的版权引进思路。
创立新成果，注意品牌和标志书的出版
如果说品牌书是反映一个出版社出书特色，并得到社会承认的名牌书，那么标志性图书便是指能记载和反映当代最新学术成果和文化积累的品牌图书。对于出版社来说，能出版这类图书当然是“至高要求”、“终级目标”。可是这又是一样很难很难，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侥幸有了初步的眉目。一是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配合，由叶秀山、全树人主编多卷本《西方哲学史》，涵盖从古希腊罗马哲学，直到后现代、后殖民哲学的众多哲学。每卷可单独成篇。叶秀山是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权威学者，哲学研究所又是国内权威的专业研究单位。这套书将体现中西哲学的融汇，表达中国哲学家视野中的西方哲学史。
另一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撰的《中国近代通史》，时间跨度为1840年到1949年，300万字左右。江总书记早就号召各级干部要加强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据近代史所介绍，中央领导和学术界认为，近代史所成立50余年，只有半部中国近代史，即从鸦片战争写到五四运动，没有完整的近代史。这次近代史所下决心，动员全所力量编撰中国近代史。据最新消息，这套书已报中央政治局批准，是中科院10年规划的重点工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推出新知识，形成知识含量较高的图书新体系
面对奔腾不息的知识经济浪潮，出版业绝不能无动于衷。作为总编辑，应该注重本社出版图书不断向大众推出新知识，逐步形成知识含量较高的图书新体系。为了使知识类图书具有现代性，我觉得出版人需要增强三种意识。
1.信息意识
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一切工作、生活都与信息相关。作为信息产业的出版业，更是与信息密不可分。总编辑的信息意识在现代出版工作中具有重要功能，它贯穿于选题策划、审读加工之中。要树立没有信息就没有选题的观念，注意搜集信息、积累信息，养成处处时时留心搜集信息的职业习惯。在收集掌握了信息的基础上，要对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发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并把它尽快转化为良好的选题意向。
2.积淀意识
这里指的是对传统文化知识积淀的关注和发掘。中国有5000多年文明史，从古到今，所出书籍，浩如烟海，但流传下来却并不多，有的被统治者销毁了，有的被战火吞噬，有的自然淘汰，被人们丢弃、忘却，从而永远消失了。而有一部分书籍却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直到今天还被人们广泛地运用。这是出版业的凝聚功能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在大力传播新知识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传统的知识精华，或用现代观念重新梳理和诠释传统文化，从而把传统文化融入当代实践的新视野，发掘出新的意义和价值。
3.超前意识
超前意识是建立在对未来社会现象、新的实践活动进行科学预测基础上的一种社会意识。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要注意研究时代实践中提出的可能成为大众关心和阅读热点的文化知识话题，力求抢先进入市场、占领市场。
总之，总编辑要在全社建立选题策划的创新体系，要努力提高选题策划的现代性，在编辑工作中倡导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使图书选题总体上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知识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要在选题的内容上、立意上、撰写角度上和文本形式上体现出现代性，不断地发掘新颖的、原创的、高品位的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