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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关于翻译出版外国
学术著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１９８４年３月３１日

　　现将近几年来全国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的情况和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界和出版界有些同志建议参照“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办法，翻译出版一些现代外国有关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流派的学术著作，以及资产阶级有关的学术著作，供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研究人员参阅。一九八○年四月十九日，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同志在国家出版局开了一个座谈会。经过讨论，与会同志认为迅速地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这方面的著作和资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会后，由人民出版社牵头提出了《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书目》（一百题），送请负责同志和有关同志征求意见。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胡耀邦同志在这个《选目》上批示：“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以及当代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一类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择。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行家再精选一下。”

　　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经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出版局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中旬召开了一次会议，对这项工作作了部署，并决定由国家出版局牵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情报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苏欧司、中联部七局、苏联所、商务印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单位，聘请熟悉业务的同志兼职组成了“选目小组”，负责日常工作。三年来，选目小组先后提出并落实了三批选目共一百五十三种，分别交由二十五家出版社承担出版。截至一九八三年底，已出版六十四种，内容包括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关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和评论等。此外，不少出版社在这个规划之外也先后自行翻译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著作。包括新翻译出版和重印的西方社会科学古典名著，以及当代的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总计约出版了五百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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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出版外国的学术著作和政治著作，供有关领导机关和研究工作者研究或参考，是一项必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它对于我们开阔视野，增加知识，了解世界各国的政治动态和学术动态，促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的开展，提高理论水平和学术水平，将是有益的。为了改进和加强这项工作，既要切实满足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又要严格防止带来消极的社会效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对世界各国的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古典学术名著，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学术名著，要在建国以来翻译出版的基础上，在今后若干年内，全面地系统地翻译出版。要由全国的出版领导部门组织和协同有关科研单位和出版社，经过调查研究，作出长远规划和近期规划，并分配给具有一定的编审译著力量的出版社予以实施。根据学术著作的内容，一般纯学术性的可以公开发行；如不宜公开发行的，也应采取内部发行的办法。

　　（二）对现代的外国学术著作和政治著作，包括有关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流派的著作，以及资产阶级的各类著作，要有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根据著作的内容，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确属有参考或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无反动内容，不致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的，由具有一定编审译著力量的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社，分别作出选题计划，经主管上级领导机关审批，并报文化部核准后，组织翻译出版，分别采取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办法。第二类，确属反共反华的著作，纯属造谣攻击而毫无参考价值的，一律不要翻译出版；其中个别的如有翔实的或重要的资料，确有参考借鉴作用的，可分别不同情况，采取删节或全译的办法出版。这类著作，今后指定由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社不得出版或翻印这类著作。上述五家出版社要经过慎重选择，作出选题计划，并列出书中的主要问题，经上级主管领导机关审批后，报文化部并中央宣传部核准，方可组织翻译出版。一律采取内部控制发行，严格控制印数，供中央领导机关和少数专门研究工作人员参考。其中有的书，应由出版社直接掌握发行对象名单，将书直接发到有关同志手里，以免流传到社会上去。

　　（三）要加强对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包括古典名著在内）的评论工作。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切实改变我们对外国著作只出版、不评论的状况。只有认真做好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工作，才有利于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作用，限制以致消除其消极的有害的影响。凡是出版（无论是公开或内部）上述几类学术著作或政治著作，均要有一篇具有科学评论性质的而不是简单贴标签式的前言。如无这种前言，在一般情况下，则宁可推迟该书的出版发行。出版社在组织翻译出版外国著作的同时，要积极组织出版批判评论性质的专著。各类报刊也要积极发表这类分析评论文章。但评论专著和文章，如涉及我国内部发行的外国著作，应一律不要提到有关书名，只能引用原著的内容加以评论。对与我国友好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这类著作，一律不要公开进行批判性的评论。对外国学者中在政治上对我友好、而学术观点有问题的著作，一般也不要发表批判性的评论；如需要公开发表时，应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批。

　　（四）上述各类外国著作的发行，除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内部发行或公开发行的办法外，不再搞“限国内发行”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不便于书店掌握。凡规定为内部发行的，出版发行部门均不要公开宣传和刊登广告，不要公开陈列、展览，也不要发给集体书店和个体书摊出售。凡是严格限制供应少数领导同志和研究工作者的，应按规定发行到这些同志手里，不能售给其子女、亲属和警卫人员。

　　（五）这几年翻译出版过外国著作的出版社，应根据上述精神总结一下这方面的工作，今后一律执行上述规定。目前正在编辑、印刷、发行的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也要根据上述规定，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有的要停止出版发行，有的要转为内部发行，并将处理情况报告文化部出版局。原经批准成立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目小组，几年来作了不少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据目前情况，可以不再保留。